司马迁对于战国秦汉的“游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何种态度
游侠这一阶层兴盛于战国秦汉时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司马迁对战国秦汉“游侠”这一社会现象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解释：“救人於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这是司马迁欣赏游侠并为他们立传的宗旨。通读《游侠列传》，司马迁极力歌颂了游侠，特别是布衣游侠，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且司马迁明确了游侠的概念，对那些“盗跖居民间者”“朱家之羞”之徒加以否定。司马迁认为自郭解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表达了他对游侠走向没落的惋惜和慨叹。
纵观《游侠列传》全文，开篇点明游侠了的形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认为游侠的主要特征有三点：诚实守信；舍生取义；不自我夸耀。先言游侠之义，再言缓急时有，以说明游侠存在的必然性。随后肯定了游侠精神，其好的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守信的社会风气，从对社会的贡献角度说明了游侠存在的必要性。
之后，司马迁概述了游侠的发展，对游侠进行了分类。他先表示最初平民游侠的影响力有限：“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再说明有影响力的游侠源于贵族：“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
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这些人身为王公贵族，位高权重而又招天下贤者，属于贵族之侠。与他们相对而言的是布衣之侠，“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这些游侠是平民，生活于闾巷民间。然后司马迁论述了社会对布衣之侠的态度：“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秦前显学，打压布衣之侠，司马迁感到不公：“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些游侠固然有违反法令、作奸犯科的一面，但司马迁看重的是他们侠义的品质和勇于抗争的精神，因此对他们不吝于赞美。最后司马迁将豪暴之徒从他定义的游侠的身份中剔除：“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司马迁对游侠这一群体有着充分的认识。依身份分为了贵族之侠和布衣之侠。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秦汉之前多是卿相之侠闻名于世，而秦汉后主要是布衣之侠活跃。前者，凭借财势豢养门客，以达到政治目的，战国四公子是典型代表。而后者身份低微，没有依靠或凭借外力，完全依仗个人能力行侠仗义。因此布衣之侠更加难能可贵，司马迁对这两类游侠的态度也有所差别。贵族游侠“不可谓不贤”，而布衣游侠“有足称者”，分别以双重否定和肯定的语气表达了态度。此外，读《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春申君列传》，可以看出他们只是把宾客当作显示富贵的摆设而已，不能发现贤能之人。读《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
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唯有信陵君得到了司马迁的正面评价。可见司马迁更肯定布衣游侠。战国时期，权贵阶层有养士之风，而其中的部分门客也有与游侠相近的地方，比如刺客。《太史公自序》：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记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尽管这五人行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不畏强暴、言必信行必果、为达到目的而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与游侠是相通的。但刺客精神的实质是“士为知己者死”，是作为门客对赏识之主的报效，而非游侠本能的行侠仗义，太史公在刺客列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他对刺客中的游侠精神亦作了高度称赞。而他极力歌颂的还是布衣游侠。
《游侠列传》后文记叙了朱家、剧孟和郭解的故事。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照应了游侠之“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然后用可敌一国的评价侧面写了剧孟能力之大。主要详细记叙了郭解的事迹。郭解虽然“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但他逐渐“洗白”：“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后文可见他明事理，有宽大胸怀。然而因他的门客自作主张得罪了儒生，最终因公孙弘之言，“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的郭解落得族灭的结局。
司马迁歌颂游侠的原因也可以从《游侠列传》中推断。《游侠列
传》开篇以韩子之言“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引出。随后他把儒与侠对比。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季次、原宪这样“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他们“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但司马迁写他们“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这样的读书人对社会作用不大，他不赞同这样的腐儒。另一类则是“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的投机分子，他们毫无正统儒生的原则，“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直指公孙弘之流。在司马迁看来儒生的危害大于游侠，但儒生受尊重，有权势，可以控制社会舆论，而游侠仗义济世却受打压，污蔑。司马迁感慨道：“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表现了对现实的愤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汉武帝统治集团内部加强专制的手段，儒学思想变质，儒生人格堕落，司马迁在《游侠列传》进行了嘲讽和批判。秦汉之前百家争鸣，而汉初以来，儒、道、法等学术都在维护统治方面发挥作用。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得以掌握大权，汉初黄老学说主张无为，不利于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迫切需要。汉武帝所尊的不是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而是更有利统治阶级集权的儒学。《儒林列传》中写：“固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还有“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