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政治思想和康德国际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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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政治思想和康德的国际政治思想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是为他的政治思想服务的，他的哲学思辩也大量运用于其的政治著作中。
当然，理解黑格尔可能不是我这点阅读体验能够做到的，下面只是简单的罗列一下我所理解的黑格尔政治思想的要义。
黑格尔在年轻时代曾经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赞颂者，但此后他的观点渐趋保守，但一直支持君主宪政制度。
黑格尔的主要政治学著作是《法哲学原理》，该书论述了“自然法和政治科学的一般法则”。
黑格尔开宗明义的宣布：他的目标不是向世人推荐一种政治思想，而是阐述和澄清现代国家的概念——也正是这个原则划清了现代政治学和以往政治学的界限。
在黑格尔看来，政治理论不能规定只能描述，只有当“生活形式变得不合时宜时”，哲学才出场，即哲学是迟到的，它来不及教导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
“理解事物是什么，这是哲学的任务”，因为要对事物是什么做出回答，这需要理性。
这种立场用黑格尔的名言来表述就是“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候起飞”。
黑格尔认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整体上都是服务于表面上自给自足的私人追求。
这个整体部分即现代国家的市民社会，涉及一定的社会结构如财产法、警察制度、行业同盟等等相伴随的经济生活领域。
理论家常常把国家的这个部分和真正的国家混为一谈，然而它只是构成一个外部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包含有更多的涵。
国家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国家不仅包括政治和经济容，而且包括文化，，伦理，法律等容的复合主体。
从作为这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的成员，从获得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给他的多种满足中，市民获得了自我实现。
公民们需要国家来纠正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种市民社会的周期性危机。
黑格尔总结人类生活中三大要素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家庭是一种建立在狭义利他主义基础之上的关系。
市民社会的基础则是：个人以自我利益为基础而与他人产生的关系。
而黑格尔认为国家的思想不应该建立在狭义的个人私利的基础之上，以私利为基础就不可能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保护国家。
黑格尔断定国家是建立在一般利他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国家是对家庭与社会构成因素的扬弃。
在此，黑格尔将他的辩证法运用到了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转化之中，这一转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对前一阶段的扬弃。
黑格尔描述中的典型的现代国家制度是一种君主立宪制，君主在外交事务上有着实质性的权力，但在政事务上则仅有有限的干预权，其它权力由民选的立法和行政机关掌控。
此外，在市民社会之上还应该有一个专业的官僚体系。
国际政治方面，黑格尔和康德一样认为主权国家如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需要得到同伴的尊重，但却总是不能如愿以偿。
然而黑格尔从这个说法中得出的结论却是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深深的植根于他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世俗化、空间化、客观化的一部分。
但实际的历史发展并非是完全线性的，在同一个历史时刻，绝对精神在不同的区域可能出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于是绝对精神的发展是逻辑上的，在黑格尔心目中，现代基督教宪政国家是这一绝对精神完美的体现，甚至是历史的终结。
黑格尔将奴隶寻求主人承认的欲望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主奴辩证法的历史观启发了福山的大作《历史的终结》，其大意是，现代自由的政治体制极好满足了所有人之间相互承认的欲望，历史发展失去了动力，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以后再也不会有伟大事件发生了。
如果说，在传统的基督教的教诲（圣奥古斯丁）里，伟大的事件，或者已经过去——创世，堕落，透过基督的生命得救，或者还在未来——基督再度降临，因此人类的历史毫无意义。
那么，黑格尔却将人类历史赋予了意义，甚至是一部上帝看见了也会高兴的自由史，以此来抵御基督教的历史虚无主义。
黑格尔的政治思想赋予了国家概念以特殊的含义，这一涵成了19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的核心原则。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将其改造成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解释历史和社会的辩证发展过程。
马克思看出了近代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象，但是他认为近代国家并非中立，资产阶级通过经济控制了国家，马克思还抨击黑格尔国家中的官僚阶级，认为这一阶级事实上代表他们所属阶级的利益，甚至本身成为第四阶级，从而带来更多的矛盾。
奋康德的国际政治思想朱听昌建树容提要:康德是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他晚年对人性、国际正义、战争与和平等重大国际政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康德认为，人性不单单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而是善恶皆备;“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可以作为国际正义的标准;人的“非社会性!，是国际上战争频发的主要诱因之一，同样人的.“非社会性”也使“永久和平”成为人类历史的必然归宿。
关健词:康德人性国际正义战争永久和平作者简介:朱听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建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讲师。
(邮政编码:210039)康德是公认的近代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长久以来，康德的国际政治思想却不为人所重视。
实际上，康德有多篇经典论文涉及国际问题，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康德在人性、国际正义、战争与和平等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发表的见解，即便是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西方有学者断言，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康德都是一位国际政治思想的奠基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①此言非虚。
康德的人性思想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哲人们对人性(th。
natureofh~)的讨论是一个突出的主题。
社会的建构，国家的创设，以及国际社会的互动等理论，无一能绕开对人性的讨论而自圆其说。
康德也不例外，他把人性问题作为他研究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逻辑起点。
作为伟大哲学家的康德，名垂青史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是他的扛鼎之作。
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别回答了人类“能认识什么”、“应当做什么”和“可以期望什么”三大哲学问题。
但在晚年，康德则集中思考“人是什么”这一主题，力图打通三大批判，使其浑然天成。
为此，康德写了多篇论文，其中包括《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人类历史起源臆测》、《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规划》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由于康德晚年的这几篇论文绵密高深，见解独到，因此有学者认为，“人是什么”这一主题是康德全部哲学①HowardWilliarns，Inr~tionalRelationsinPoliticalTheory，(沙nUniversityPress，1992，p.80.的真正涵。
①在论述“人是什么”时，康德多次对“人性”问题进行探讨，并在“人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际正义、战争、和平等问题的见解。
众所周知，在西方思想界，思想家们对人性一般持两种观点，即性恶论和性善论。
性恶论的观点发端于古希伯莱的犹太教传统，后被基督教传承下来并广为传播。
经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性恶论已深深扎根于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西方世界。
进人近代以来，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第一个对性恶论进行了全面阐述。
霍布斯认为，人“渴望攫取占用他人皆有共趣之物”的“自然欲望”是“最为确凿无疑的人性公理”。
②而“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因此他们“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从而造成“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即人们常说的“自然状态”。
③霍布斯全面阐发的“性恶论”思想基本上被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所吸收。
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建构其理论时也把“人性恶”作为基础。
④与性恶论相反，性善论者则秉持“人之初性本善”。
这一思想流派滥筋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把性善论发扬光大。
卢梭认为人天生就具有纯朴的道德感情。
性善论对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学派有较大影响。
康德对人性的看法与上述的性恶论和性善论均有所不同。
在康德看来，人应该既是现象人(homophanomenon)又是本体人(homonou~n)，⑤换句话说就是人既是感性的动物又是理性的存在者。
康德把人性划分为现象和本体两部分的依据来自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认识论的角度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
所谓的现象世界就是进人人的认识领域，成为人的认识对象的世界，即经过人的先天认识改造过的世界。
与此相对应，那些和人的认识无关的就是物自身的世界，是本体世界。
感性世界和本体世界的划分为康德认识人性提供了一个平台。
康德从这一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性中潜藏着三种向善的原始秉赋:一是人作为生命的存在者，人具有动物性的自然秉赋，他的行为完全受制于自我保全的机械的自爱原则，其自我保全的行为当然不能划归为“恶”的畴;二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具有“人性”的自然察赋，他不仅仅需要一般的自爱，而且还要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审视自己幸福与否，因此他要力求博得他人的赞扬，追求与别人平等的地位等;三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并能承担责任的存在者，具有“人格”的自然察赋，这一自然察赋使人尊重道德法则。
与此同时，康德认为人也有三种向恶的倾向，即人在接受道德准则时意志薄弱;常常将道德动机与非道德动机混为一谈;干邪恶的事情的倾向。
虽然人身上既有向善的潜能也有作恶的劣根，不过康德还是把向善的察赋看成是原初的，恶的劣根是获得的，因为康德坚信，人身上的善和恶两种可能性中，道德法则对于人是至上的、不可动摇的，不管人在行为上怎样，道德法则对他的约束都是必然的。
但有趣的是，康德在其著名的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却把人的“非社会性”置于显著位置，认为人类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
⑥①参见泽厚:《泽厚哲学文存》，上卷，文艺1999年版。
②参见托马斯·霍布斯:《论公民》“献辞”部分。
转引自列奥.斯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③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3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④参见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译文1995年版。
③参见何兆武:“一个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载于何兆武:《苇草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⑥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页。
二、康德的国际正义思想康德的正义观是从他的人性观推导而来。
作为自然的人，人总是倾向于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望;作为理性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追逐着自身的利益。
由于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以无限的欲望来追逐有限的资源必然会陷人绵延不绝的冲突之中。
为了限制人的欲望对社会的破坏，就需要某种制约力量。
而人的两重性又决定了人既需要在的强制，又需要外在的强制。
所谓在的强制就是道德，外在的强制则是指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