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对《诗经》叙事因素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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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对《诗经》叙事因素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首诗,孔子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遂后世也以诗三百来指代《诗经》。《诗经》长于抒情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叙事因素,更有较完整的叙事诗,其对汉乐府的叙事特征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汉乐府民歌发展了《诗经》的叙事成分,在新的条件下,形成了新的诗歌体裁——叙事诗。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其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对汉乐府叙事特色的最好阐释。
《诗经》中的多数篇章以抒情为主,叙事因素贯穿其中。其中我们熟悉的《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诗中大量采用“兴”的手法,但这首诗也存在明显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某一个故事,有人物,有情节。《诗经·卫风·氓》更是较完整的叙事诗。全诗通过倒叙回忆的手法,叙述了女主人公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吃苦耐劳的坚强女性形象。在叙述过程中,穿插着女主人公的议论与抒情,是一首抒情色彩浓厚的叙事诗。《诗经》中的众多篇章表明《诗经》已经具有叙事的基本因素,虽然没有过于复杂的叙述技巧,大多是以时间为序来叙述事件,或截取生活的片段加以陈述,但已经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事件。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体裁都很相似,体现了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内容上的继承,《诗经》是我国抒情性民歌的代表,而汉乐府的叙事性是它的最高成就。《诗经》民歌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尤其是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大。
内容上,汉乐府民歌的现实性是对《诗经》写实传统的继承。汉乐府诗歌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揭露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代表作《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而《诗经》中也有许多类似题材,比如“国风“中《邶风·式微》、《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都反映了劳动人民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第二类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汉乐府代表作《妇病行》描述了在残酷的剥削下妻子死亡、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孤儿行》描述兄嫂虐待孤弟的故事。《诗经》中诗经.国风>的《魏风·伐檀》中描绘了一群伐木奴隶悲惨的生活画面,《豳风·七月》描写了劳动人民无冬无夏地劳作,仍过着衣食不得温饱、房屋不得抵御风寒的苦难生活。第三类描写男女婚姻生活以及歌颂爱情,汉代虽然封建礼教压迫加重,但也不乏有热情、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情歌作品,代表作品有《有所思》和《上邪》等。《诗经》中也有很多歌颂爱情的作品,比如上文提到的《关雎》以及《邶风•静女》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妇女特殊的社会地位,不合理的婚姻带给她们更深的痛苦.于是无论是在《诗经》民歌中还是在汉乐府民歌中都有很多以弃妇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汉乐府继承了《诗经》叙事写实传统,呈现人间冷暖。文学作品只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根植于社会生活,才能保持其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技法上,汉乐府对《诗经》叙事方式有所继承。《诗经》在叙事方法多以时间为序,对事件作简单陈述,很少有较为复杂的叙事技巧。这一点在汉乐府中,也得到了继承。汉乐府以叙事体为主,据统计现存汉乐府诗歌共有一百四十八首,而从宋代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中,就发现其中六十五首拥有“本事”。所谓“本事”指基本故事内容。从已知数据我们可以得知汉乐府中近一半的作品是叙述了某一件事的。汉乐府叙事诗多是选取生活中某一场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情节或断面加以描述,大胆略去情节的进展过程,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更谈不上展示事件发生发展的广阔背景。这是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有利于作者通过描述某一具体事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情感或说明某种道理,它们在形式上是叙事的,而基本语调是抒情的,可以说这是汉乐府叙事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汉乐府中,也存在着和《诗经》较为相似的“起兴”手法。“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焦仲卿妻》),“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白头吟》),“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艳歌行》)都是以“兴”引起下面故事的叙述,从中都可以看出汉乐府对《诗经》叙事手法的继承。
汉乐府在继承《诗经》叙事传统的同时,其叙事艺术也在不同程度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超越。汉乐府民歌突破了《诗经》四言的格式,它句式灵活,长短不齐,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五言,这些充满活力的诗歌新形式表现出人民群众在艺术上的巨大创造力。汉乐府民歌中添加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如作品《陌上桑》中,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诗中主人公秦罗敷,即是来自民间的现实人物,又是一种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
汉乐府民歌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完整。汉乐府最高的艺术成就在于它的叙事性.它注重写故事、写情节、写场面的特点也成了它与《诗经》民歌和其他民歌的不同之处.因此这也决定了它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比以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完整。如《陌上桑》成功地塑造了罗敷这一采桑女子形象:第一段。作者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光彩照人的美丽姑娘的形象,使人能产生丰富的想象,想象她也是心灵纯美的品德高尚的人:在第二节里。她面对使君这个权势赫赫的无耻之徒的要求,毫不畏缩,断然拒绝,并且严词斥责,辛辣嘲讽;第三节里,罗敷从官位、权势、富贵、气度诸方面极力夸耀自己的丈夫。这是罗敷面对那个欲以权势来掠取自己做玩物的使君所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她采用这种斗争策略,从气势上有力地压倒了对方,并巧妙地保护了自己。诗作以这样戏剧的情节生动全面地塑造出了罗敷这一女主人公形象.并且运用了正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来刻画人物.不仅塑造了鲜明、突出、动人的罗敷.而且与下文的使君形成对比。从《诗经》民歌单纯描写人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抒写主人公的感情,到汉乐府民歌开始从第三者角度描写人物,它的描写角度比过去的民歌多了,运用的手法也较《诗经》民歌丰富,因此人物形象塑造也更加完整、充实。诗中描写罗敷容貌之美:“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巾冒著悄头。耕者麒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里通过众人的反应侧面烘托罗敷的美丽,与《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的详细描写有着很大不同。
汉乐府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反映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遵循“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现实主义精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深刻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新风,对《诗经》叙事因素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继承,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