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卷第5期2012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ol．11No．5May 2012
收稿日期：2012-05-01
作者简介：张增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从事管理伦理、廉政建设研究。①研究以庄德水为代表，他所发表的论文《利益冲突：一个廉政问题的分析框架》（文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和《利益冲突视角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文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专门探讨了利益冲突的基本问题。②
或许是出于取经的需要，学者们在这方面用功尤勤。楚文凯着重介绍了北美两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具体制度（详见楚
文凯《关于借鉴国外防止利益冲突做法的思考》，文载《中国监察》2006年第14期）；唐晓清、杨绍华则根据国际社会防止利益冲突法律制度所包含的伦理法规体系、
预防性配套法规体系和刑法规定等体系，分类予以介绍（详见唐晓清、杨绍华《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国际社会廉政建设的经验及启示》，文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庄德水系统介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的“伦理工程”（详见庄德水、杨沂凤《OECD 国家防止利益冲突的伦理工程及其启示》，文载《南昌大学学报》
2010年第3期）；樊建武、于建星则重点介绍了加拿大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实践经验（详见樊建武、于建星《加拿大预防利益冲突给我们的借鉴和启示》，文载
《理论导刊》2009年第2期）。③这方面的研究以杜治洲等的工作尤为系统和详尽（详见王琳瑜、杜治洲《我国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变迁及完善》，文载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④
任建明借助《关于领导干部报告有关个人事项的规定》这一专项制度的解读，就如何提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科
学化水平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和具体建议（详见任建明《不断提高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科学化水平》，文载《理论视野》2010年第9期）。
风险管理视角下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及其防控
张增田，杨
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230026）
摘
要：利益冲突是处于公私利益交织背景中的公职人员在腐败机会刺激下所面临的两难决
策情境。在风险管理视角下，这是导致腐败的危险因素。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内容。诉诸伦理、立法和制度则是防止利益冲突的一般路径，由于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实际效果尚不理想。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是防止利益冲突的最优解。因为廉政风险防控的机理就是预防和控制因各种危险因素聚合导致的危险事件（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除了作用机理的适用性，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对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还具有综合性、可操作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等优势。
关键词：利益冲突；预防腐败；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中图分类号：D 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 （2012）05-0014-05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
全会明确提出的反腐倡廉建设重要举措。各级地方各部
门为积极落实这一精神，
陆续出台了地区性和系统性的预防利益冲突具体制度规定。学术界则围绕“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四
个方面：利益冲突的基本问题，包括概念内涵、表现类型，及其与腐败和反腐败的关联；①
国外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
系和实践经验，
及其对我国该制度建设的启发与借鉴价值；②我国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历程和趋
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对策；③如何提高我国防止利益冲
突制度的科学化水平。
④
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但总体上尚未跳出“制度建设”
的范畴，也未能对利益冲突及其防治作理论一贯的系统考察。虽然意识到这是
“一个涉及社会学、
法学、政治学和行政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概念”，［1］
但从一个特定理论视角切入，界定“利益冲突”概念，
进而探求防止利益冲突之策，目前仅限于行政伦理学。
庄德水将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视为一种伦理困境，进而主张借助伦理教育和伦理立法等途径来防止利益冲突。其他三个视角的观察未见纯粹一贯者，跨学科研究更为鲜见。研究者常常基于国内实践措施的描述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及未来防止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分析，所提的对策只是根据惯常思维推得，理论说服力尚不够充分。
本文在学术界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尝试引入风险管理理论来透视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并基此主张借助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加以治理。
一、作为廉政风险危险因素的利益冲突
政治清廉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的关键表征和根本保障。廉政的最大威胁是腐败。但腐败并非必然，只是一种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在管理学视域内，可以视之为一种风险。风险理论发展至今形成了客观实体派和主观构建派两种理论。［2］前者认为任何风险都与“危险因素”、“危险事件”和“损失”三个概念密切相关。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腐败作为廉政风险广义上可划分为违法违纪需要立案查处的行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现象，以及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三种类型。狭义上的腐败当指第一种类型，即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从而触犯了党纪国法的行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纪委向全国党代会报告工作的有关描述，广义腐败的危险事件包括以下若干现象：贪污，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谋取预期不正当利益，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借委托他人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挪用，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借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参与赌博，腐化堕落，奢靡铺张，官僚主义、冷漠、狂妄等；狭义腐败则指那些对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必须给予法律惩处的以权谋私行为，如贪污、挪用和各种类型的受贿等。廉政风险各种危险事件的发生都会产生严重后果。直接损失主要有公私两个方面：公共利益受到侵蚀，公共责任无法得到有效担当，腐败者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受阻或中断；间接损失则在时空两维扩散，家庭因之支离破碎，社会因之滋长投机取巧的不良风气，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信誉和合法性更因之受损。廉政风险的危险因素宏观上可以从个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等多个维度条分缕析；而在微观实现机制上则主要包括公私利益交织、个人动机和腐败机会（制度漏洞和监督缺失）等因素。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正是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特殊情境，是为腐败这一危险事件综合性的危险因素。在没有腐败机会的情况下，尽管身处公私利益交织之中，公职人员的个人利己动机只能服从公共权力应然的运行方向；一旦有机可乘，公职人员的利己动机与权力的公共价值取向就会形成矛盾，使之在谋求私利和承担公共责任之间犹豫和徘徊，陷入两难境地，这就是所谓“利益冲突”。
从廉政风险危险因素的角度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之属性及危害的认识值得商榷。利益冲突一般被定义为公职人员的“角色错位”，即私人利益与他（她）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之间“相冲突的情境和行为”，或“相背离的状态”，或“抵触、违背与侵害”。实际上，作为具有导致危险事件可能性的危险因素，利益冲突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只是一种角色两难的境地，有可能导致“角色错位”但尚未至此；是一种“情境”但却不是一种“行为”（“行为”当指利益冲突情境下的行为决策）；该情境包含两种相反的发展变化可能性，秉公而为是为正，“背离”则是以权谋私，是为反；虽然两种可能性会呈相互抵触之势，但却未至于“违背”和“侵害”。根据主观构建派风险理论，任何风险都是由社会环境构建而成，风险与社会有机体与生俱来。因此很难对危险因素作价值判断。本文赞同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本身并不是腐败，……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的话，就会导致腐败”［3］的观点，也就是说，利益冲突“蕴含着腐败发生的可能性”［4］、是“以权谋私的土壤”和“权力腐败的潜在之源”［1］；不认同利益冲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腐败根源”［5］、是妨碍廉政的“罪魁祸首之一”［5］等观点，也不认为利益冲突“相当于一个触发机制”，只有在利益冲突的作用下，制度、人性、道德和社会等因素才会导致腐败［5］。利益冲突只是公职人员行为决策的情境，在此背景下，恰恰是制度中以权谋私的机会、人性中的利己动机、道德自律机制的失灵和社会参照形成的侥幸心理等因素引导公职人员作出错误的决策，“触发”了腐败行为的产生。因此，腐败的根源或“罪魁祸首”当指对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些因素。
利益冲突情境下公职人员行为抉择的特点就是两难。因为“私利”是人之所欲，“公正”则是公职人员之所当为。利益冲突实际上将公职人员置于一个十字路口，许多人能够经得住私利一两次的诱惑，却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利益冲突的考验，最终倾向舍公而取私，沦为腐败分子。这种两难特征在首次违法行为（如受贿）的抉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许多腐败分子在悔过时陈述了一个共同的心理体验，即第一次腐败往往伴随着强烈的内心挣扎，之后，除程度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外，一般都不会再引起不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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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张增田等：风险管理视角下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及其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