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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地制度第一篇：台湾土地制度第一，农地农用制度。
土改给台湾农民的土地权利，只是农地农用的权利；农民要出售自己的土地，出售的只能是农地，不能用作非农用。
只是在最近才有所松动，但交易税率很高。
第二，农转非制度。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部分农地必然会转作非农用地，但土地转变用途必须严格按照土地规划执行。
土地规划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
如果一片农地，规划在五年或十年后转作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此前时间内是不能改变农用性质的。
当农地依法转为非农用地，将有一半的土地“充公”，等于2亩农用地换得1亩非农地。
“充公”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绿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建设。
第三，非农地交易制度。
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规范——“涨价归公”。
台湾的农地和非农地的价格差距很大，一般在10倍以上。
曾先生30年前，花400万台币（近100万元人民币）买了5亩农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已经是小镇边上的农用地了，明年就可以转作非农业用地了。
如果转作非农用地，这块地市值约6000万台币。
按照台湾土地制度，5亩农地2007年转变为非农地时，得有一半“充公”，剩下2.5亩就是他的非农用地，价值为3000万台币。
如果他将土地卖出，增值（3000－400＝2600万台币）部分，要严格依法缴纳所得税，约在1000万台币左右。
而土地交易的所得税，税收全民享有，而非地方或部门享有。
台湾的土改是强制性的土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
“政府”先将土地地租“减”到很低水平，强制规定农地农用的价格为“年地租的2.5倍”，再由“政府”按照强制的价格强行收购地主土地，平价转手“卖”给农民。
买地主的土地，没有现金给地主，给的是四大“国有”公司的股票。
地主强烈抵制土改，有的地主逃到国外组织反抗运动。
农民如果没有现金购买土地或认领公地，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分十年还清本金。
台湾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
典范的核心意义是它用强权建立的“均田”和“涨价归公”制度。
蒋到了台湾后，吸取教训，首先在台湾搞了土改，土地私有化，耕者有其田。
这就是今天台湾农民为什么富有的主要原因。
土地私有化后，人们担心的两个问题并没有在台湾出现：一个是土地兼并。
中学念历史时，这个词语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教训，地主豪夺农民血泪的意识形态教材几乎是我们潜意识中对于土地私有最可怕的记忆。
为什么呢？台湾聪明的脑袋都在新竹工业园，小资都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生意人在上海，农民在本地。
既然人可以这样分，自然没有土地兼关的出现。
二是农民失地。
这是一个可以反证的命题。
农民有土地产权，卖土地就是一种公平合约，而不是说，他们被政府强行征走了。
台湾不但没有失地的农民，还曾有佃农，其实后者并不是被剥削者，详细可见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我对台湾农民的直观印象有四个：一、在阳明山上，有一家卖烤地瓜和鱿鱼的小摊，主人是姐妹俩，他们的家就在路边的山坡上。
几间闽式房子前有一个破茅棚，里面停着一辆小轿车。
他们说，这块山坡地就是他们，是蒋公（介石）分给他们的。
二、在台北最高的世贸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不卖这块农田，每天在地里种菜，旁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台北政府不能只给几千块钱就像北京或安徽宿迁的官员一样强行拆迁。
三、我在南投县一个叫埔里的乡村小镇里正好碰到一个婚宴，完全的中国风俗，人们穿得很得体。
他们很多人开着汽车来的，比较好的有宝马、沃尔沃等，最普通的就是日本丰田。
吃完婚宴，很多人想结伴去逛，不少人从饭店里买了好吃的点心回家。
四、我们的导游一直在我耳朵边说，台湾的农民有地，他们真的很有钱。
这样的话重复了有一百次，就像一个大陆的导游对游客说，温州人很钱，他们确实很钱一样。
中国大陆在1978年最伟大的一次历史壮举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国家百年产权，农民有使用权。
但一个人一生也过不了百岁，因此，心理感受上仍然是私有产权。
这才有了后来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
但包产到户毕竟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当前地方政府疯狂卖地的风潮中，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失地农民。
东岳论丛Nov.,2007Vo.l28No.6 2007年11月(第28卷/第6期)(Dong YueT ri bune)台湾日治时期土地权演变的历史考察及其评价陆 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关键词]日治台湾;土地旧惯;物权;演变[摘 要]日治时期土地权的演变是一个逐步梳理、阐释、取舍、改造、最终与日本近代民法物权制度接轨的渐进过程。
从客观上讲,它开启了台湾土地法制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 国治 时期民法实施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但究其实质,其又不过是日本殖民者为了达到对台湾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和殖民同化的目的而推行 法律霸权主义 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147-06自17世纪上半叶始,西方强国荷兰、西班牙先后在台湾建立殖民地政权。
从那时起,台湾历经了 荷治 、 (明)郑治 、 清治 、 日治 和 国治 多个政权的统治,台湾的法律文化也在社会的沧桑沉浮中几经变迁;而日治台湾的五十年间所实施的法律变革对台湾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尤为深刻,它是台湾法律近代化的开端,台湾社会延续了200多年的传统中华法律制度自此开始向近代西方大陆法律制度转变。
尤其是1922年以后,随着 内地 延长主义政策的实施,大量日本近代西式法律纷纷在台湾适用,加速了台湾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也为1945年后 国治 时期的近代西式法律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以日治时期土地权的演变为例,考察其从传统旧惯到近代西方物权制度的嬗变及其意义。
一、日治时期台湾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背景1895年,清朝政府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被迫签订 马关条约 ,将台湾割让于日本。
此时的日本,刚刚完成了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标的 明治维新 ,为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废除领事裁判权,明治政府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大量引进西方法制,初步完成了从原来的传统中华法系向近代欧陆法系转变的法律近代化过程。
台湾的三次土改是如何进行的？自国民党败退台湾至今，台湾经历了三次土地改革，其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实现农业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90年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岛内农地市场化问题，以因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这三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对正在推行土地流转的中国大陆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平土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台湾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就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建立一个支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
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
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无法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在台湾推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大陆逃到台湾岛的“新客”，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仅不会损害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强和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次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
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
台湾农地重划制度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启示刘宪法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台湾农地重划制度的起因及其经济社会背景，系统介绍了台湾农地重划制度的形成与运作过程及其绩效，讨论了台湾农地重划制度成功实施的内在因素和目前出现的问题，并将中国大陆有关农地整理的做法与台湾的农地重划进行了比较。
其主要结论是：实施农地重划需要建立完善配套的制度和一整套规范的操作程序；农地重划得以快速推进的关键，在政府主导和支持下，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保障农户的土地权益。
中国大陆应借鉴台湾农地重划的经验，将推行土地规模经营及土地流转与农地整理有机结合起来，并着眼于制度建设，确立农民在农地整理中的主体地位。
关键字：农地重划台湾土地整理一、台湾农地重划制度的起因长期以来，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一个重要根源。
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一度十分重视土地问题，提出了“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改革目标。
而实际结果是，国民党政府所提出的土地制度建设与改革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土地问题反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严重，并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成汉昌，1994）。
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再次将解决土地问题、实施土地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台执政的首要任务，先后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等改革措施。
通过这些改革，大量无地或少地的佃农转为自耕农，长期困扰台湾社会的地权分配不均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于宗先、王金利，2001）。
台湾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并被视为“台湾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台湾的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地权分散化和土地细碎化问题。
自土地制度改革以来，台湾农户户均耕地面积持续保持在1 公顷左右，绝大多数农户的农场规模在1.5 公顷以下。
不仅每户经营的农场面积小，而且地块分散。
1955 年，50%以上的农户所经营的农场分散在3 处以上。
李非台湾土改为何能取得成功对大陆又有何启示？2009年04月27日10:10凤凰网专稿凤凰卫视中文台4月25日《世纪大讲堂》节目：李非教授《台湾土改的启示》。
王鲁湘：3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农村土地制度打开缺口的。
30年后，农村土地制度日益成为了诸多矛盾的重点，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
与此同时，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的农村土地制度成为了世界学习的典范。
三次农地制度改革，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台湾农地改革如何能够取得成功？对大陆的土地制度改革又有什么启示？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教授。
李非出生于福建龙岩，1986年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身为经济学博士，李非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涉足于台湾经济研究，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完成了十几部专著和200多篇学术论文，成果之丰在台湾研究界实为鲜见。
与此同时，作为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民建中央委员，他还为国家商务部、国台办、福建省政府等部门提供对台经贸决策的咨询服务。
由于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李非教授也是各种媒体力邀的嘉宾。
王鲁湘：前一段时间华盛顿《邮报》好像对您的有一个观点采取了某种断章取义，然后引起了一场风波。
李非：记者的采访有的时候能够正确地解读了你的观点，有的时候会误读。
那有的误读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华盛顿《邮报》可能是有一个有意的误读，他要设立一个圈套，就让我来谈CECA跟统一的关系。
我说这个CECA是两岸经济整合的一个方案而已，两岸经济整合是统一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前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并不必然导致统一，这是两回事。
王鲁湘：那他是怎么有意曲解这个？李非：华盛顿《邮报》只采取两句话，他把中间那些CECA并不必然导致统一，这个话他没说。
但是这个话拿到台湾去，那就完全变调了，台湾他把CECA是导致两岸统一，是两岸统一的开始，是两岸统一的必要条件，这主语就换了，所以尤其是台湾岛内一些闭塞的学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就攻击马英九的这个CECA。
台湾耕地保护政策的演变朱德举(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084) 1949年后,台湾耕地保护政策的发展变化在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持续约20年,在“平均地权”理念的指导下,通过以耕地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为代表的所谓土地改革,调整耕地租赁与耕地的所有权关系,最终实现“农地农有”或“耕者有其田”的主要政策目标,其特征是“限定农地农有农用”,即农地不仅要农用,而且农地要归实际种地的农民所有,真可谓管地又管人。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80年代,大致也持续了20年,该时期耕地保护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为确保粮源,通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放宽“农地农有”,其政策目标是转变“农地农有”为“农地农用”。
与第一阶段的农地保护政策相比,主要是放宽对“农地农有”的限制,即重在“落实农地农用”,只要农地农用,不管地归谁所有。
这就是典型的所谓“管地不管人”。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以后,为了满足非农业部门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降低非农业产业发展的土地成本,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在台湾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耕地保护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在用途管制的基础上,又实行农地释出方案,意味着农地变更使用由需求来主导,农地释出改变了过去全面保护农地的立场,不再坚持优良农地不得改变为非农业使用之原则。
可以说农地释出方案的制订与实施是台湾农地保护政策上又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根据上述情况,台湾耕地保护政策发展变化遵循了一条轨迹:土地改革———改变原来耕地的所有权和耕地利用的收益分配关系,主要是所有权分配关系,即实现“农地农用”或“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目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加强对农地变更的严格限制与管理,即实现“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用”政策目标;农地保护政策的放宽———从现有农地中释出一部分,供各项非农建设所用,以适应经济发展。
一、土地改革———农地农有(耕者有其田)(一)土地改革的内容与目标11土地改革的背景与时机台湾土地改革前,耕地的利用存在诸多问题,如:(1)耕地分配不平衡;(2)半自耕农和佃农的比重大;(3)耕地的租佃不规范。
1949—1953年的台湾土地改革内容提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制定土地法规，准备土地改革。
从1927—1937年，先后出台的土地法令和各省地政府单行章则约有240余种。
然而，国民政府始终未认真执行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
直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土地问题已比先前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
入台后为稳固政权，蒋介石集团被迫分三个阶段，在台湾重新进行土地改革。
这次改革，对台湾的经济、社会诸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当今我们认识台湾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蒋介石〓台湾〓土地改革一、1949—1953年台湾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在日据时代，日本退伍军人、退职官员等视台湾为“聚财乐园”，多移居台湾，与日本财阀组织公司，承领土地，然后转租给台湾农民耕种，征收高额地租。
台湾当地的地主也不甘落后，乘势压榨佃农。
台湾地主的剥削，采用“剥四层皮”的方式。
一是高地租，据1949年“台湾省政纪要”所载，台湾地租额一般都在业六佃四的水准，甚至达到业七佃三。
二是“铁租”，即不问年成旱涝、收成好坏，佃户必须向地主交纳不少于丰年总收获量60％的地租。
三是押租制，即预收1季至2年的全部地租。
四是副产物租，即地主在地租之外，还要平白分享农民饲养家禽和种植果木的收入。
为了维护这种严酷的剥削方式，台湾盛行短期租约和口头租约。
租期最长以一年为限，口头契约占租佃总件数的81.4％。
(1)因无书面凭据，地主可随时提出解约、撤佃和加租等要求。
此外，转租问题也使租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根据日据时代的调查，佃农所交纳的地租占实际收获量的55％，而中间转租人交纳给地主的仅占收获量的30％，即有25％被中间人饱入私囊。
高租率、铁租、押租制、佃权不稳、转租等问题，不断引起租佃纠纷。
1940年，因租率而起的纠纷达1271起，占当年业佃纠纷总数的84.6％，因佃权而起的纠纷220起，占业佃纠纷总数的14.6％。
(2)台湾光复后，农村和租佃制度大致承继了日据时代的遗规，且由于战时工业破坏甚大，农村人口增加迅速，增加地租、增加押租金、撤佃等事时有发生。
台湾省耕作制度
依据台湾地区最高法律规定，农地政策以扶植自耕农为基本原则，因此1950年代推行的第一阶段土地改革，以保护佃农权益与农地资源为主，严格施行农地农有及农地农用政策。
在长期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下，台湾的农地逐渐变得细碎，于是当局在1980年代推动了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出台了“农业发展条例”以及“农地重划政策”，推行农场共同、委托及合作经营。
2000年后，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的日益缺乏，加之农地产值低迷，当局将政策的重点转移到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及维护生态环境方面，大力推进所谓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三生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发展。
如果从农地的角度来划分，台湾农地政策的演进可以概括为“农地农有农用”转变为“农地农用”，具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阶段，从“以农养工”到“农地保护”阶段，从“农地农有农用”转型为“农地农用”阶段。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国民党残留政权败逃台湾后，为了在台湾站稳脚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和缓和岛内佃农与地主的矛盾，从1949年到1953年，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土地改革。
一、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原因由于连年战乱，台湾经济受到严重破坏，1948年的工业生产水平只及1941年的59%，农业产量经过几年的恢复，也不及日本占领时期。
而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多达100万。
人口激增，物质匮乏，物价飞涨，台湾经济极度萧条，千孔百疮。
为了稳定人心，使自己在台湾站住脚，国民党首先从恢复和发展农业开始，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和发展台湾工业。
台湾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在当时的台湾农村，土地关系极度不合理。
22%的地主掌握着全部耕地的56%，另有22%是国民党控制的所谓“官地”，占农村人口88%的农民只拥有22%的耕地。
广大佃农只有靠向地主租种土地维生，而从日据时代沿袭下来的平均超过50%的高额地租，又使佃农往往辛勤劳作一年，在交毕地租后已所剩无几，难以糊口。
这不仅严重防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台湾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农村租佃纠纷不断，阶级矛盾激化，是维持台湾社会稳定的极大隐忧。
从1949年起，国民党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分三步走，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二、“三七五减租”1949年4月19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在县市和乡镇两级分别设立“租佃委员会”，具体负责推行“三七五减租”。
所谓“三七五减租”，是指“政府”规定地租额最多不能超过全年主要作物收获总量的37.5%。
它是根据佃农保留总收成的25%，其余75%由地主与佃农均分，因此得出地主地租所得不能超过37.5%。
农民佃种地主土地一律签定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租期期满必须续订租约，以保障租佃关系相对稳定，鼓励农民改良土地和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
台湾土地改革政策对推动农业转型发展的作用及启示作者：杨志强江洪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第04期土地是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共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土地政策调整，对台湾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台湾三次土地改革历程（一）第一次土地改革发生在1949—1953年，是台湾经济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三七五减租”。
主要是指从1949年5月起，台湾当局出台《三七五减租法》和《台湾省私有土地租佃管理条例》，对地主出租的土地限定租额不得超过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根据农田的普遍收获量，在扣除其中25%的种子、肥料和耕作费用等生产成本后，将其余的75%由农民和地主平分，各得37.5%。
到1952年，实行“三五七减租”的农田达到24.9公顷，占私有农田的29.2%，受益农户约30余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3.3%。
“公地放领”。
是指1951年6月，台湾当局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即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者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
放领对象以依法承租的自耕农为第一优先，其次为住所十里之内的雇农、承租耕地不足的佃农和耕地不足的半自耕农。
1948—1958年，台湾共放领公地6批，总面积7万公顷，占公地总面积的40.3%，占耕地总面积的8.1%，承领农户14万，约占农户总数的20%。
“耕者有其田”。
是指让所有租用私有耕地的农民，在法定范围内取得土地所有权，享有完全的使用权和耕种成果。
台湾政府从1953年5月起依据《耕者有其田》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征购地主水田超过3甲（即43.5亩），或者旱地6甲的耕地，地价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占30%）作为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