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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述评制度转型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理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从实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系统地分析和透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转型问题。
一、什么是制度转型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首先探讨了制度转型的内涵。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主要由国家机构持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经济制度系统。
如何使用和分配这些产权包括劳力要由中央、省或地方的政府机构来决定。
为了便于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得不用外在设计的、主要是指令性的制度来取代市民社会中的许多内在制度，从而中央计划代替市场的自发调节。
[1]505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由于竞争性市场的信息机制、缔约自由和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被废除，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经济遭受巨大的动态效率损失，资本存量下降，经济绩效恶化。
[1]512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表明，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
因此，所谓制度转型，即意味着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
但是，更为严格地说，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制度转型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
[1]505二、制度转型的本质要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转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互动性变革必须以任何一个大脑都难以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
[1]523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立场看，制度转型的目标是要构筑市场制度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其本质要点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人必须掌握其在民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权，这包括自由出售自己劳力和技能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结社的权利，寻找信息的权利，发表言论的权利和迁徙的权利。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述评引言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晚期兴起的一种经济学思潮，其核心观点是经济行为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其中，制度对经济发展和效率的影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转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制度转型指的是对原有制度的调整或改革，旨在提高系统的效率和绩效。
本文将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转型理论进行调研和分析，试图对其进行评价。
制度转型理论的基本概念制度转型的定义制度转型是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升级，旨在促进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制度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经济改革。
通过制度转型，旧有制度可以被调整，达到更加高效的目标。
制度转型的类型依据制度转型的性质和目的，可以将制度转型分为一下几种类型：•全面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比较彻底的一种，涉及到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目的是建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新型经济制度体系。
•部分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相对简单的一种，只针对特定领域进行改革，例如价格、产权等。
•（外部定向）制度转型：这种制度转型是外在环境要求下的转型，例如要加入WTO、自由贸易协定等所要求的改革。
•（内部驱动）制度转型：这种制度转型是由内部发起的，需要国家机关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基层分支机关和进驻企业的领导和指导。
制度转型理论的发展历程制度转型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制度转型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
1979年，罗德尼·斯蒂克曼在其著作《结构与市场》中，提出了制度转型的概念，并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制度转型案例，探讨了制度转型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在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著作《发展的制度因素》中，对制度转型理论作出了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路径依赖”、“协同整合”等概念。
通过这些概念的阐发，诺斯深入探讨了制度转型的历程和机制，并提出了制度转型的方法论。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逐渐深入和完善，制度转型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2020年1月第36卷第1期Jan.2020Vol.36，NO.1治理现代化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及其适应性效率探析杨松武（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摘要：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基本治理制度的整体浓缩与外在表征。
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
它植根于历史悠久的国家治理文明，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锤炼，具有“利益超越型执政党”“追求民意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基于信任的有为政府”和“一元为主、多元合作的治理架构”等特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满足长期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要求，具备适应性效率的组织与制度基础，具有强大效能和持久生命力，应当坚持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适应性效率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1-0055-07收稿日期：2019-11-22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精神专题研究项目“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效率之谜’及其现代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SHJD19）的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作者简介：杨松武，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治理理论、财政制度研究。
国家治理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为世界各国普遍所有，但因历史传统、具体国情和治理实践的不同，在国家间呈现出显著模式差异。
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基本治理制度的整体浓缩与外在表征。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秉承“多元中心、分权竞争、民主共治”理念，以“善治”为旗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与之相比，坚持“一元为主、多元合作、有为政府”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却独具特色，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减贫有效、生态改善，取得的治理成效世人瞩目。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摘要：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在社会全面变革、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持续不断地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面临着全球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大众化的挑战，高等教育改革又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充满着矛盾与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与核心在于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新制度主义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的分析工具，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优化的路径选择以及外部和内部环境的优化对策。
关键字：新制度主义；高等教育；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处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全面变革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之下，同时又面临着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挑战，因此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充满了矛盾，改革的发展不断产生出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改革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高等教育改革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关键与核心，制度改革的成败和制度创新成效的大小将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能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因此，立足于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的有关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将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新制度主义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的适用性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表现在：不再把利益群体的角逐作为对制度分析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再将制度视为社会体系结构的被动反应；相反，通过对制度不同层面的分析，以及它对社会体系结构特征影响的考察，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规则、规范更具有独立性、主动性和变动性，这成为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优势和特点。
可见，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中有许多观点对研究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可用于解决高等教育制度问题，因此，新制度主义理论成为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研究的可借鉴的重要方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变迁研究作者：兰梦钱周伟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摘要：通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探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变迁历程与逻辑，发现民主集中制由生成、调适，走向成熟发展，其制度优势渐发彰显，治理效能愈发提升，由此认为“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是推动民主集中制实现变迁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当代完善优化民主集中制需要在价值、理论、制度与方法维度着手。
并且从学理上进一步论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时代创新，以期为理解好、阐释好、落实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科学理念、发展路径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变迁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图分类号： D262.1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3）05-0024-12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实践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1]，“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2]。
新时代，研究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准确认识其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党治理中的独特角色与地位，充分挖掘其促进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潜力，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与优势；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生物学密码”，剖析其本质意蕴，从而推动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
当前学界普遍赞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制度优势，近年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
比如万里鹏在党的组织法规视域下研究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路基础与内涵逻辑[3]；牟成文指出人民性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哲学意蕴[4]；崔寒玉则通过“协商”来探究民主集中制的法学释义[5]。
第二，学者们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发展研究中，一方面基于某个历史阶段开展研究，比如王建华研究了民主集中制的早期实践[6]，陆巧玲研究了大革命失败后民主集中制重建问题[7]，李东明、张朝立则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实践[8]；另一方面是从百年党史中探寻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脉络，如邹运、孟宪生梳理了民主集中制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总结了经验[9]，王一喆與王春玺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百年探索[10]。
作者： 宣小红 崔秀玲 谭旭 林清华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北京100086
出版物刊名：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页码： 39-44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2期
主题词： 研究型大学 学科制度 新制度主义
摘要：建设研究型大学，需要完善的学科制度作保障。
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存在以下问题：学科评估制度存在缺陷，学科设置制度主体权力失衡，学科生长制度不健全。
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成本-收益”分析是制约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路径依赖是影响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合法性机制也是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要以学术本位为价值取向，以诱致性变迁为路径选择，建立校际学科联盟制度，完善激励机制，为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提供保障。
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国家治理正在经历重大转型。
这个转型涉及各个层面和方面，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等等。
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正在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国家治理研究。
首先，政治制度的转型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核心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治制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变革。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党国体制向依法治国的转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在不断地适应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不仅聚焦于政治制度本身，还研究政治体制内外的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次，经济模式的转型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这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创新驱动的发展、开放进一步深化等方面的转变。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通过对经济模式转型的研究，旨在为中国提供更加可持续和可靠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解决资源环境压力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
另外，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社会结构正经历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
这种转型涉及到城市化进程、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通过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旨在为中国提供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同时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稳定等问题。
同时，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还需要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许多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需要研究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等问题。
这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国际挑战，同时发展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形象。
总之，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是一个全面和复杂的学科领域，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
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的转型和变革，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更加科学和有效的建议和支持，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进程。
理论经济学研究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三大范式郭忠华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
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①。
制度变迁总是遵循一定路径,沿着特定的轨迹演化的。
但是,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受到不同变量的作用,其路径选择也体现出多样性特征。
本文梳理了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制度变迁的三种路径理论:路径依赖、路径替代和路径偶然,以期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方式进行总体性概括。
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理论首先是作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而被提出来的。
生物学家在研究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取决于基因的随机突变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的控制中,在此过程中,物种进化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进化路径,但如果一直未受到突变因素和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它将沿着既有的路径一直演化下去。
生物学家古尔德(G ould)较早研究了生物进化路径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路径可能并非最优的性质,从而明确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②。
较早将路径依赖理论用于经济学研究的保尔・大卫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它们在结构上未受干扰,就不能摆脱过去事件的影响……它们的运行取决于系统历史上某些占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状态(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的持续影响。
”③因此,路径依赖的涵义后来就演化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存在的某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④,该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固定的轨迹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选择,演化路径也很难使之改变。
路径依赖理论同时成为新制度主义者解释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手段。
路径依赖作为架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桥梁,解释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以及许多国家为何长期陷入经济无效率而不能自拔的问题。
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
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
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
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
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
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
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著,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
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
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
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
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
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
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
“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
“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
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
“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
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
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
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
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
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
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
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
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
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
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
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
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
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