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翻译：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这章也是子路请教夫子，当然也都是请教为政之道。『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卫君就是卫国的国君，卫灵公的孙子，当时卫灵公的孙子叫出公辄，他名字叫辄，当时做国君。刚才讲到了，卫灵公是一个好色轻德之人，果不其然，他的国家最后就发生了动乱。卫灵公的儿子是蒯聩是南子所生，当时蒯聩想要刺杀他的母亲南子。这真是因果报应，南子是一个淫乱的妇人，所以遭这样的下场。蒯聩当时是太子，结果想刺杀南子不成，于是就逃到宋国，后来就逃到晋国，投靠晋国的大夫赵鞅。南子当时就很想立公子郢做太子，卫灵公也有这个意思，公子郢人品不错。可是公子郢他却推辞，不要做国君，他风格很高。后来灵公没多久就去世，南子再次要求公子郢继位，但是公子郢坚决推辞掉。没有办法，南子只好立蒯聩的儿子辄做国君。蒯聩刺杀南子，她没办法，南子找不到人了，只好找他的儿子立为国君。

不久之后晋国的赵鞅，刚才讲到蒯聩投靠他，赵鞅就帮助蒯聩，其实可能是挟持蒯聩，蒯聩可能自己都没有实权，赵鞅就拿他做傀儡，然后藉这个机会让蒯聩回卫国，想立他为君。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讲的父子争国。后来蒯聩回到了卫国，与一个大夫叫浑良夫，挟持了另外一个大夫孔悝。孔悝是孔圉的儿子，孔圉是孔文子，夫子在《论语》中赞叹过他，结果他们三个人一起结成联盟，于是就进行政变。后来蒯聩就做了卫国的国君，就是卫庄公，他的儿子只好出逃，父亲回来当国王，儿子就得逃跑。当时这个国家的政变轰动很大，子路当时也在卫国做大夫，当时就是死在这一场政变当中，子路也死得很冤枉。结果蒯聩他也好景不长，后来晋国的军队又攻打卫国，结果他就被杀掉了。

所以子路在这里问「卫君待子而为政」，这意思说如果卫国的国君，当时就是辄，我们称他出公辄，就是因为辄后来被他父亲赶出去，所以叫出公辄。如果辄待夫子，子就是指孔子，他希望夫子来辅助他治国。那『子将奚先?』不知道夫子将以何事为先?办政治总有一个先后，应该做什么事先?子路在这里问，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背景，是这个样子，子路问这个话。孔子就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孔子讲的这个话出乎子路的意料之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正名。正什么名?在古时候的这些大儒，大部分都主张说，正名是指正蒯聩和出公辄这两个父子之间的名分。当然也有说其它的，像马融他批注说「正百事之名」，什么事都要正名，笼统的指。一般像《史记》，还有宋朝的大儒，他们都认为是正父子之名。

如果说正名的话，那是不是父亲回来做国君，儿子就得让位?这是正名。如果按照道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蒯聩本来是做太子，又由于朝廷政变他被迫出逃，现在他回来，应该让他做国君，你这儿子怎么能够霸着君位?但是那个时候，儿子辄已经继位很久了，何况当时卫灵公在世的时候，已经不承认蒯聩是太子。因为太子要杀南子，那卫灵公当然很愤怒，所以已经等于废了蒯聩。所以这个名该怎么正法，到底孔子是什么意思?过去这些先儒所谓众说不一，那我们先搁置，等一下看蕅益大师的批注，我们就能明了该怎么正名。

子路他听到孔子说要正名，他大不以为然。因为他想到，如果是辄(卫君)要请夫子辅助他，孔子说要正名，就等于是让这个人不要做君位了，你把皇位让给你父亲，这样也不叫辅助，孔子岂能够这样做?这样做好像太对不起人了，人家请你来帮助他的，你让人家让位，这个名该怎么正法，子路没想明白。所以他底下就说了一句话，『有是哉』，就是等于说哪有这个道理?接着下面他说，『子之迂也，奚其正』。子就是指孔子，对老师都称子，就是尊称。他说老师您的话有点太迂腐了。为什么?卫君现在已在位很久了，就让他一直做下去就好了，「奚其正」，何必还要去正名?子路是这个观点。所谓正名就是何必还要让他父亲再回来重做国君?所以子路是反对蒯聩回来继承君位的。

后来，当真的蒯聩回来发动政变推翻自己儿子的时候，当时子路还护驾，结果就死在乱军之中，而且被剁成肉酱。孔子为此非常的伤心，这是死在父子争国当中，那真的是很冤枉。所以夫子在这听到子路这么样的说话，就纠正子路，说『野哉，由也』。这个野就是粗鄙、很俗，这个意思粗俗，这是批评子路。由是仲由，是子路的名字，说你怎么这么鄙俗。当然也有不能通达事理这个意思，对这些事情不明白。子路就是真有点有勇少谋，夫子在这就教导他，『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应该盖阙，就是不说，这样的意思，你不明白就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你发表的都是谬论，盖阙就是讲不要说，话说多，不如少。

下面孔子为他解释，为什么必须正名的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名跟事实不相符合，这个言语就有错误，就不能顺理成章，所言的不顺理，所以名要正言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讲都讲不顺，当然事情就做不了，不能成功。『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做事情不能成功，办政治办不好，那你推行礼乐教化这样的事情，更加就不能成功，礼乐不兴了。要知道孔子崇尚礼乐之治，用礼乐治国，以礼治身，以乐养心。礼就是行为规范，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法律规章制度这都是礼的部分。乐是指艺术，艺术本身也是教育。如果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这礼乐教化之事也就更不谈了。

底下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礼乐兴不起来，整个国家也就杂乱无章，人民是无所适从，刑罚也就用之不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个措是举措，就是刑罚要是用之不当，人民就感觉到好像手脚都不知在哪放了，也就是说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天下大乱了。所以你看看正名该多重要!所以『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就是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有智慧的人，首先要正名，名与事实要相符，这才可言，你说出的话才顺理，不会悖理。顺理的话能说得出，那也就能够行得通，所以「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苟就是苟且随便，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就不能随便，不言则已，言必顺理。顺理就是顺自性，大家都会觉得很有道理，这才能听从，这才能够敬服君子，这是夫子教化子路。

那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说了半天到底该怎么样正名?譬如说你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要学习，父子争国，实际上父子争国这个是事情，李炳南老先生考究，当时他俩都是无可奈何，都是有所谓的利益集团在后面驱使他们，他们等于有点像傀儡一样。特别是蒯聩，别人想要通过他把政权取回来。当然他们自己本身还是对于政权有迷恋，有名利心，所以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搞到最后一团糟，反而落得个不好的名声，父子都在争。在春秋时代，父子争权，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父不慈，子不孝，这哪里有伦理?像现在这样父子之间为了财产还打官司，甚至还有子杀父、父杀子的事情，这哪有天理在?所以夫子在这讲先正名，也就是先正人伦。 人伦是大道，所谓道是自然的规律，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发明出来的，它天生就是这样的，本来如是。你像这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不是人创造的，人一天生就有。不仅人天生有，动物天生都有。你看一群羊，牠就有五伦关系。有父子，羊爸爸、羊妈妈生小羊，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有夫妻;也有君臣，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你看一群羊在一起跑，领头的那个就是君，后面跟着跑的那些羊就是臣。你看动物里面都有五伦关系，何况是人?所以这是大道。我们的行为符合五伦关系，这叫德。道德，道是天然规律，德是随顺自然的法则，随顺性德，这叫德。违背伦常关系，这是没有道德，缺德了，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逆着天理而行，哪能成?即使偶尔成了，它肯定不长久，它是凶德，不是吉祥。所以夫子点出首先要必正名乎，那是很深刻的意思。

我们来看蕅益大师这里他的解释，他引用王阳明先生一段话，跟我们解释到底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来正名，这是学问。你懂得道理，你怎么操作?你要有这个智慧。我们看看蕅益大师引用的王阳明的话，「人问王阳明曰」，这个人是王阳明的一个弟子，这段话是出自于王阳明《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门人所记录的。王阳明，我们都知道是明朝的大儒，心学代表，他师从陆九渊，陆王学说，跟南宋(宋朝)的程朱学说，可以说是互相抗衡的。同样这样的有名，程朱是理学，陆王是心学。蕅益大师对王阳明先生比较推崇，蒋介石对王阳明也很推崇。我们再看王阳明先生他怎么说。

「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当时公子郢还在，本来卫灵公自己的意思就想立公子郢。公子郢也是他儿子，这个人比较有人品，所以废了蒯聩之后想立公子郢。但是公子郢自己不想干，他很清高，他看到这个国家这么乱，他也就不想蹚入这个浑水里头。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问，孔子所谓的正名，是不是先儒所说的「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当时还有周朝存在，东周周朝末年，春秋时期，还有周天子在，所以上告天子，这个国家要换国君了，要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方伯是指一方诸侯的这些长辈们，也就是说，告诉诸侯要废辄立郢。当时辄是国君，要把辄废掉，要立郢做国君。「此意如何」，是不是应该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孔子所说的正名?因为孔子说正名，说明现在名不正，怎么个正名?是不是废辄立郢叫正名?

「阳明答曰」，王阳明先生就回答说，「恐难如此」，这恐怕很难做到。「岂有此人致敬尽礼，待我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耶?」这说得好，哪里说有人对你非常恭敬，对你有周备的礼节，要请您出来帮助他办政治，结果你还先去废了他，这哪里是人情天理能讲得通的?孔子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底下又说，「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辄已能倾心委国而听。」孔子是当时很有名的贤人，大家都知道，很有智慧，他做什么事大家都能敬服。子路问，说「卫君待子而为政」，言下之意，当时卫君(就是辄)已经很希望孔子来给他帮助政治。那孔子既然肯答应，答应辄协助他办政治的话，当然辄也是已经倾心委国而听，肯定对孔子是言听计从。他敬服孔子，他礼贤下士，特别是当时国家出现动乱，蒯聩要回来争国，怎么办?给还是不给?给了，自己丢了王位;不给，就背了大不孝的骂名，父亲回来了，你还抗拒，这大不孝。所以当时肯定是对孔子言听计从，问问孔子应该怎么办。

只可惜当时孔子他可能说了，没留下该怎么办的这个策略。王阳明先生在这里等于为我们来说出来，这是真正懂得孔子心思。他说：「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孔子教化人肯定是教之以德，助君成德，他肯定教辄如何做一个圣君，圣人盛德至诚，圣人的德行盛大，心是至诚，至诚是诚到极处，我们讲至诚感通。孔子是圣人，所以他有盛德至诚，他一定是会以至诚的心劝化卫君辄，让他能够听从孔子的建议，使他知道「无父之不可以为人」。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父亲?没有父亲的人，等于是不孝。父亲现在要回国了，你怎么还能够以兵刀相向?这不可以为人了。所以这是立德之根本，《孝经》上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你想立国化民，那必须你自己要做一个大孝子，让人民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