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3-6-2013∙当时的作家有一个困境：想写，但是无法写得好。
∙矛盾替作家找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体验生活。
∙不过也明白了这一个是无法解决的药方∙当时出现了：o问题小说o教育小说o改革小说∙一般人很难接受文学高于首道德伦理的。
∙一些古代文学是以说教式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容里的深遂性。
∙郭沫若的孩子：郭世英从父亲处获得了国家的阅读材料（只供高资高干的孩子）。
∙后来从事地下阅读社而被升学逮捕。
∙后来自杀。
∙郭沫若获得孩子的死讯后，长期压抑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身份。
∙因此长期写作以抒发丧子之痛。
创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1]∙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
∙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
∙《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闲话”与“并非闲话”之间——重审“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发生“闲话”与“并非闲话”之间——重审“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发生引言：在文学评论史上，存在着一场被称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既是对文学创作、评论方式的不同看法，也是对语言表达、文学审美的不同解读。
本文将重审这场论争的起因、内容和影响，尝试剖析“闲话”与“并非闲话”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由来1. “语丝派”的兴起：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文学评论思潮，将诗歌与哲学、宗教相结合，注重诗歌的音韵、意象和内在意义，被称为“语丝派”。
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等。
他们认为，诗歌应该让人感受到诗意的韵律和情感，而不只是被纯粹的文字和意义所束缚。
2. “现代评论派”的兴起：20世纪中叶，中国文艺界出现了“新文学运动”，推崇现实主义风格，提倡文学要与时代相结合。
代表人物有鲁迅、郭沫若等，他们在文学批评领域提倡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剖析，并在作品中揭示社会问题。
他们指责“语丝派”脱离现实，遁入虚幻的美学世界。
二、“闲话”与“并非闲话”的争端1. “闲话”的特点：“语丝派”热衷于以轻松、自由的方式对文学进行评论，从而形成了“闲话”的文学评论风格。
他们主张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关注诗歌的表现力和意境，将诗歌理解为心灵的抒发和审美的享受。
然而，这种评论方式被“现代评论派”批评为偏离了现实，被认为是“闲话”。
2. “并非闲话”的辩解：“现代评论派”认为，文学评论必须站在社会现实的高度审视文学作品，揭示作品中蕴含的社会问题和思想意义。
他们批评“语丝派”只关注形式与美感，忽视了文学作品背后的深层意义。
他们辩称自己的评论并非“闲话”，而是对作品内容和社会意义深入解读的结果。
三、复杂的关系1. 语言表达与社会责任：“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不同的观点反映了评论者对于语言表达和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
前者认为，语言表达应追求个体的感受和审美，注重文字的音韵和意象，而后者更强调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