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量刑均衡的思考(1)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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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
量刑问题可以视作刑法理论的缩影。
1一般地,定罪是公检法三机关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法律将量刑权授予法院。
经验告诉我们:量刑的影响面实际上已经波及到了被告人和社会公众。
也就是说,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对量刑的关注程度远远胜过定罪。
因此,我们认为,衡量刑事司法公正的根本标准就是量刑的公正性、均衡性。
量刑均衡问题,是检验法官内心是否持有公正心态及公正程度的一把标尺。
量刑适当,又是关乎被告人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一个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我国,量刑问题因时间、空间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均衡已经相当显著。
我们认为,囿于制度的限制,量刑的绝对不均衡是永恒的,但相对合理的均衡却是可以实现的。
一、影响量刑均衡性实现的体制因素量刑均衡性的实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比法定刑的配置要复杂得多。
而且,法定刑的配置主要是由立法机关与刑法理论界共同完成的,而量刑的均衡性实现一方面离不开理论界的研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靠刑事法官的努力。
但法官在实现量刑的均衡方面,往往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制约:⒈立法体制因素的影响我国刑法对法定刑幅度的配置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范围较为宽广,因此法官对宣告刑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至少这种意义不低于对犯罪性质的认定。
2同时,许多罪名又设置了一些诸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恶劣”等不确定的弹性标准,这也给法官的均衡裁量带来了很多麻烦。
立法者可能更多的考虑是给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一定的空间,但国外的立法例(如法国等)往往采用重罪、轻罪的分类,并配置幅度较小的法定刑,以此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并实现量刑的相对均衡。
这种立法模式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立法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⒉司法解释的不完备、不严谨由于立法的不确定性,最高司法机关只能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规范一些犯罪的量刑情节,这也是立法者赋予司法机关的一种权力。
对量刑规范化的几点思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法律意识的日益提高,量刑规范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被视为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
但是在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下面我将就对量刑规范化的几点思考进行梳理。
首先,量刑规范化的前提是审判公平。
只有审判公正,才有量刑公正的基础。
因此,保障审判公平,是量刑规范化步入正常轨道的必要条件。
这也意味着司法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有相应的规范化标准,如收集证据的规范、审判程序的规范等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评判案件是在公正、公平、公开的基础上进行的,才能保证最终的量刑结果是公正的。
其次,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和罪犯,应该制定不同的量刑标准。
因为不同的罪行、罪犯,其犯罪的情况和影响往往是不同的,不能够完全一概而论。
当前的问题往往是在同一犯罪情况下,对犯罪的程度评判不同,结果导致了不同的量刑。
而实际上,基于同样的罪行,刑期应该是一致的,这也是量刑规范化的核心点之一。
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罪行设置合理的刑期区间,并根据受害者、加害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惩罚方式。
再次,需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方向,建立差别化刑法体系。
这种体系将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以及当事人的社会威望等进行综合评定,从而形成不同的犯罪及相应的惩罚。
较轻的行为应该得到较轻的惩罚,较重的行为应该得到较重的惩罚。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对同类犯罪行为进行差别性判决的情况,并可以规范判决结果。
最后,要加强刑罚执行的监督与管理,减少刑罚执行中的不规范现象。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该明确规定惩罚方式、地点和期限,以及必要的保障措施等,并尽可能地消除人为因素对刑罚执行的影响。
综上所述,量刑规范化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涉及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
在实践中,需要从各个角度去考虑量刑规范化的问题,不断完善和改进针对性的制度和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稳步推进。
试论均衡量刑权的思路(一)法官量刑权,又称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有缺陷的时候,法官根据法律授予的职权,在有限的范围内按照公正原则处理案件的权利。
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法官量刑权只有授权而没有控权,导致刑事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行使不当直接影响司法成品的质量,影响法律的公信力。
笔者提出:“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要从立法上进行控权和司法实践操作上同时进行控权”的观点,并具体构建了均衡法官量刑权的思路与走向。
法官正确行使量刑权中存在两个量刑均衡问题,一个是罪与刑的均衡,另一个是法定刑在一定域刑期均衡。
后一个量刑均衡还可以派生出不同类罪的量刑均衡、同类罪的量刑均衡,同一地区量刑的均衡,同一法官的量刑均衡和不同法官之间的量刑的均衡。
不同类罪的量刑均衡主要在立法阶段设定,同一类罪的均衡、同一地区的及同一法官的量刑均衡问题在司法环节,对此,国家从立法的角度进行规定。
相同类罪的量刑均衡的问题一方面要在立法中解决,一方面要在司法执行中解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要从立法上和司法实践操作上同时进行控权”的观点,均衡法官量刑权的方向构建应该是:准确定位量刑原则,合理确定量刑基准,正确确定量刑方法,从立法及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量刑权总的指导思想,即量刑一般原则;从个罪抽象出量刑常用罪名的基准“域”;从确定和量化犯罪情节确定量刑的格次。
(一)准确定位量刑原则,从立法角度完善我国刑法量刑原则。
量刑的原则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既反映了刑法目的的要求,又衡量刑法裁量的正误。
我国刑法第五十七条和六十一条都是对量刑的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两条原则体现了对刑事法律的基本要求,要求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量刑,也可以称之为依事量刑和依法量刑。
这个规定过于笼统,不具备法官在行使量刑权上的可视性和操作性。
现行量刑原则这种规定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没有给法官量刑规定具体的目标。
法官在量刑过程中没有责任,不考虑社会的因素,眼界狭窄,法官在行使量刑权时的整个心理状态就是把被告人判出去,至于被告人将来复归社会如何生活,立法没有给法官设定责任。
量刑建议制度实践之反思与总结量刑建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规范量刑活动、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量刑建议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反思与总结。
一、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成效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和公正性。
首先,检察官在提出量刑建议时,需要对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进行全面审查和分析,这有助于促进检察官更加认真地履行职责,提高办案质量。
其次,量刑建议为法官的量刑提供了参考,有助于减少量刑的随意性和偏差,提高量刑的准确性和均衡性。
此外,量刑建议制度增强了刑事诉讼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在庭审中就量刑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量刑建议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量刑建议的精准度有待提高在实践中,一些量刑建议的精准度不够,存在幅度较大或者过于模糊的情况。
这可能导致法官在量刑时难以准确把握检察官的量刑意图,影响量刑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造成量刑建议精准度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检察官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把握不够准确;二是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和指导意见;三是对量刑情节的评估不够全面和准确。
(二)量刑建议的沟通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在量刑建议的提出过程中,检察官与法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不够完善。
一方面,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法官对量刑建议的理解和采纳存在困难;另一方面,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之间的沟通不够充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提出依据和过程不够了解,影响了其对量刑建议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三)量刑建议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目前,对于量刑建议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和措施。
这可能导致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过程中出现不规范、不公正的情况。
例如,检察官可能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影响量刑建议的公正性;法官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缺乏充分的说明和理由,导致监督部门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
对完善中国量刑制度的思考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量刑有时还存在着轻重失衡现象,有量刑标准缺失、量刑环节不公开、刑罚设置不合理等制度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存在重定罪轻量刑、重后果轻主观、重刑思想浓厚、执法动机不纯等主观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并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适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则本身所能解决的,必须寻找其背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便是和谐。
量刑应以和谐为最高目标、最高指导原则。
标签:刑罚和谐法典和制定法并不使法官多余,法官的工作并非草率和机械。
[1]一、中国量刑现状成熟的量刑制度应当在空间上体现出均衡性和时间上体现出稳定性,我国目前的量刑制度离这种标准还有些距离,如:1、不同审判组织产生的量刑失衡。
审判组织(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等)的不同常常对同类甚至同一案件产生截然不同的判决。
同时,同一犯罪可能会因审级不同、审判程序不同而造成量刑上不同。
2、地区差异产生的量刑失衡。
同是盗窃1000元,因地区经济差异,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还有的法院则免予处罚。
在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社会治安环境好的地区比社会治安差的地区在量刑上要重。
3、不同时期量刑的失衡。
在对刑事案件实行“严打”时期,为了“打出声威”,刑罚常常被加重,量刑失衡现象较为突出;而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案件即便是在非严打时期量刑也相对较重。
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立法方面不够完备:1、量刑方法不够科学和量刑标准的不完全统一。
我国司法实践中还长期存在着“重定罪、轻量刑”倾向,致使现在关于量刑标准的法律制度建设尚少。
法官凭借自己的审判实践经验或者感觉,综合案情,刑的数值闪现于脑海,估量出对被告人判罚。
2、量刑环节公开不够。
量刑由法官或合议庭封闭地、独立地进行的一项裁判工作,控辩双方基本上被排除在量刑过程之外。
在被告作无罪辩护时,双方更是很少对单纯涉及量刑的事实进行辩论。
因而,被告如果是无罪辩护失败,他就失去了对量刑施加合理影响的机会。
法官在判决书中,几乎没有对量刑理由进行详细阐释和论证,无法使当事人明白法官的量刑是如何做出的。
刑事审判法中的量刑原则刑事审判法是一门关乎公平正义的法律学科,而其中的量刑原则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一个犯罪分子尝到法律正义之后所获得的刑罚。
量刑原则相当于一种标杆,旨在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性与比例性。
本文将以探索刑事审判法中的量刑原则为主题,讨论量刑原则的合理性、分析其具体应用,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讨论量刑原则的合理性。
在刑事审判中,合理量刑应当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和社会安宁之间找到平衡。
量刑原则旨在确保刑罚的合理性与比例性,使犯罪者根据其所犯罪行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承担相应的刑罚。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刑罚应当应用于确实犯罪的人,以及只应用于确实犯过某种与其罪行有关的行为的人。
这意味着量刑应当考虑到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社会环境,以及罪行的严重性,并遵循合法程序。
因此,量刑原则在理念上是合理且必要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具体的量刑原则及其应用。
首先是罪刑相当原则,也即刑罚的严重性应当与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相适应。
这一原则承认了犯罪的多样性以及针对不同罪行的特定性刑罚,进而从制裁作用的角度出发。
例如,在我国刑法中,故意杀人罪与过失杀人罪在刑罚上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可能面临死刑,而后者通常则会面对有期徒刑。
这种区分对不同犯罪行为的量刑差异化是合理的,并且在实践中有着广泛的适用性。
其次是特殊案情量刑原则,也即在一些特殊的案情下,法官可以对刑罚进行适度的调整。
这一原则允许对特定情况进行个案化的裁决,避免机械化地应用刑法,更好地体现了人性化的审判。
例如,对于首次犯罪的被告人或心智不健全的人,量刑可以适度减轻。
这样的个案化量刑不仅有助于确保刑罚的公正性,还可以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
然而,尽管量刑原则在刑事审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量刑的指导性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量刑标准的指导性不明确,导致了对刑期长度的随意判断。
这给了法官过大的裁量空间,也容易引发舆论的争议。
另外,社会上对于一些严重罪行的公众情绪往往很高,这也可能影响法官对刑罚的认定,导致裁决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量刑规范化实现的七点思考(检察日报)2011年04月06日来源:检察日报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在通过量刑建议、规范量刑试点等方式,推进刑事案件的量刑规范化。
高检院还专门下发了通知,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深入研究对策措施,全面推进量刑建议工作,切实提高公诉能力和水平,不断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一、加强量刑事实和证据的侦查取证工作。
首先,要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协调配合。
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均要摒弃重定罪、轻量刑事实和证据,重法定情节、轻酌定情节的办案习惯,强化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的意识,既要重视从重情节,也要重视从轻、减轻情节。
检察机关可与公安机关及时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对量刑事实和证据调查取证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量刑事实的范围和证据要求,尤其要结合办案实际,规范如刑事责任年龄、主体身份、自首、立功、累犯、前科、主从犯、犯罪形态、追赃、退赔等常见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制作要求,从制度上规范对量刑事实和证据的侦查取证工作。
其次,加强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对量刑事实的引导侦查取证工作。
由于量刑事实涉及面较广,既包括法定量刑事实,也包括酌定量刑事实,既有被告人的相关情况,也有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情况,相比较定罪事实而言,量刑事实显得更为复杂。
如果在侦查取证时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遗漏相关量刑证据,造成某些量刑证据的灭失,对量刑建议工作带来无法补救的困难。
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起诉环节,应进一步强化量刑质量意识,增强捕捉量刑事实和证据的敏感性,主动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量刑证据。
二、正确把握量刑建议的原则。
具体而言:(1)量刑建议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必须以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为依据,不得超越法律的范畴提出量刑建议。
(2)量刑建议必须全面客观。
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量刑均衡的思考(一)内容摘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定刑事责任之后,就应当对构成犯罪的被告人科以刑罚。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一直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而对量刑的准确性有所忽视,由此产生量刑失衡的问题。
然而,能否准确、合法地对罪犯判处刑罚,对整个刑事审判至关重要,事关整个诉讼价值的实现。
因此正确地适用法律,准确地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在分析量刑均衡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的一些表现,并尝试对如何实现量刑均衡提出一些完善的对策,使之更趋于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
关键词]:量刑量刑均衡量刑失衡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首先要解决定罪与量刑这两个根本问题,其中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
对于定罪,我国刑事立法已相对完善、刑事理论研究较多,经验也比较丰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定罪不准确的情况较少,相比之下,量刑失衡的现象则比较突出。
然而,刑罚在预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能否充分发挥出来,首先取决于量刑是否公正,畸重与畸轻的量刑都极易使刑罚执行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
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做到量刑的均衡,是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追求司法公平与正义的途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人们最容易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刑罚抽象的公平与正义,而是在每一个具体刑事案件之间的量刑是否均衡。
如果量刑失衡,导致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乃至轻纵了罪犯,或者冤枉了无辜,这不仅给公民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且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还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应当承认,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刑事法治观念逐渐更新和进步,公正与效率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强调。
量刑在现有罪刑结构下粗线条地实现了与罪行的均衡。
一、量刑及量刑均衡的概述(一)量刑的概念与特征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
量刑规范化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近年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其中涉及到一项重要举措——量刑规范化。
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判决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减少司法机关的主观性干扰,确保判决公正、合理和严谨。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首先,量刑规范化的实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合理性问题。
在刑法中,量刑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因此量刑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灵活性。
然而,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试图通过确立一套统一的刑罚量刑标准,来减少司法机关的主观性干扰。
这既有利于司法公正,也方便了犯罪行为被定性和判罚。
但是,这个标准是否符合法律、伦理和社会价值标准,需要细致评估和审慎确定,否则可能因为标准本身存在知识结构缺陷、价值取向偏差、数据样本不足等问题,导致量刑结果不合理或不公正。
其次,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还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
不同地区的法官和检察官对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刑罚量刑标准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量刑规范化的实施。
一方面,量刑规范化依赖于刑法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对比分析,但这个过程存在一些困难,如数据来源不一、数据格式不规范、数据质量不高等。
另一方面,量刑规范化还需要适应地区、犯罪类型和司法实践等因素的变化,既要确保普适性,又要保持个性化,这需要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
此外,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还存在着与案例比对的问题。
量刑规范化需要通过案例分析和比对,来找出标准执行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并对执行结果进行调整和纠错。
然而,案例分析和比对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由于案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相对性,案例分析和比对可能难以全面和准确反映判决结果。
另一方面,案例分析和比对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例如事实、证据、证人、法理和法规等,这也增加了分析和比对的难度和工作量。
综上所述,量刑规范化实施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完善量刑规则寻求量刑均衡(一)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司法活动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
对于定罪,我国刑事立法相对完善、刑事理论研究也较多,经验比较丰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定罪不准确的情况较少,相比之下,量刑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
所谓量刑均衡,是指同罪同案同判,异案异判,司法裁判在时空上保持高度的一贯性和一致性。
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做到量刑的均衡,是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追求正义目标的途径。
刑事司法实践中,人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每个具体刑事案件之间的量刑是否均衡。
如果量刑不当,导致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乃至轻纵了罪犯,或者冤枉了无辜,这不仅给公民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且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损害国家的威信。
司法实践表明,量刑活动会受到多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说,刑事立法尤其是刑罚立法的不完善,司法解释的相对滞后及立法技术落后,是法官拥有过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并导致其可能不合理使用该权力的根本原因,是影响实现量刑均衡的根源所在。
因此,必须完善刑罚立法以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量刑均衡提供根本保障。
一、完善刑罚立法的思路刑事司法实践中,许多地方法院和法官在对相当多的案件“拿不准”时,往往是根据经验进行判断。
而许多因法官不同、地区不同、审级不同、时期不同等发生的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证明了依据经验审判很容易导致对量刑情节把握不准。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现行刑法的法定刑设置形式进行思考。
我国刑法实行的主要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
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是规定一定幅度的刑罚:不仅要考虑从重的情况,甚至加重的情况,而且要考虑从轻、减轻的情况。
法官在量刑过程中,要面对具体的个案和具有相当大幅度的法定刑的情况,实现从法定刑到处断刑到宣告刑的处理。
一般认为,法官首先要在基础刑(即与基本犯罪构成相对的法定刑罚幅度)范围内确立基本刑,然后对量刑情节的轻重作出判断,最后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决定体现个别正义、实现个别预防的确定刑罚。
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量刑均衡的思考(1)[内容摘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定刑事责任之后,就应当对构成犯罪的被告人科以刑罚。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一直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而对量刑的准确性有所忽视,由此产生量刑失衡的问题。
然而,能否准确、合法地对罪犯判处刑罚,对整个刑事审判至关重要,事关整个诉讼价值的实现。
因此正确地适用法律,准确地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在分析量刑均衡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的一些表现,并尝试对如何实现量刑均衡提出一些完善的对策,使之更趋于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
[关键词]:量刑量刑均衡量刑失衡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首先要解决定罪与量刑这两个根本问题,其中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
对于定罪,我国刑事立法已相对完善、刑事理论研究较多,经验也比较丰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定罪不准确的情况较少,相比之下,量刑失衡的现象则比较突出。
然而,刑罚在预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能否充分发挥出来,首先取决于量刑是否公正,畸重与畸轻的量刑都极易使刑罚执行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
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做到量刑的均衡,是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追求司法公平与正义的途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人们最容易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刑罚抽象的公平与正义,而是在每一个具体刑事案件之间的量刑是否均衡。
如果量刑失衡,导致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乃至轻纵了罪犯,或者冤枉了无辜,这不仅给公民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且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还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应当承认,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刑事法治观念逐渐更新和进步,公正与效率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强调。
量刑在现有罪刑结构下粗线条地实现了与罪行的均衡。
一、量刑及量刑均衡的概述(一)量刑的概念与特征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
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出量刑具有以下特征:1、量刑的主体是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
量刑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国家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由专门的审判机关来行使。
刑罚裁量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刑事审判权。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刑事审判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都不能行使刑罚裁量权。
因此,人民法院的量刑权具有独断性和排他性,但法院是机关,不是个人,法院对刑事案件的量刑权要通过人民法官去实现。
所以又可以说,人民法院的量刑权实际上是法官的裁量权。
2、量刑的对象是犯罪行为人即犯罪分子,而不是被告人或未构成犯罪的人。
量刑就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具体落实刑事责任。
被告虽具有某种犯罪的嫌疑,或被关押或被传唤,但在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以前,绝对不能以任何形式适用刑罚。
因此,未经刑事审判确认有罪的行为人,不能成为量刑的对象。
3、量刑的基础是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
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保障,人民法院只有正确定罪之后,才能决定对犯罪人适用何种刑罚及量刑的幅度。
所以,要准备量刑,不但要确定行为人构成何种犯罪,有时还要进一步确定行为人是构成该种犯罪的基本罪、重罪或者轻罪。
4、量刑的内容是裁量刑罚。
即确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的刑罚、并决定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司法活动。
因此,量刑不限于实际判处刑罚,还包括决定不判处刑罚。
5、量刑的性质是一种刑事审判活动。
故量刑是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一种刑事审判活动。
6、量刑是罪刑关系的具体化和对犯罪人处罚的量化。
即罪与刑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犯罪人身上一一对应,给犯罪人以量化了的处罚。
量刑过程其实就是从法定刑、处断刑具体演变为宣告刑的过程,是对法定刑和处断刑的修正。
7、人民法院量刑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
量刑是审判人员依法决定对所认定有罪的犯罪人决定如何处置的司法活动,这种活动形式是人的主观认识和评价。
作为主观认识活动每个审判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和决定自由,但是作为代表国家审判罪犯的审判人员,则必须克服主观判断方面的个人随意性,而应严格依法适用刑罚,避免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左右量刑结果。
为防止法官量刑失衡,法律赋予被告人上诉权、被害人请求检察院抗诉权、检察院抗诉权以及规定量刑的原则和标准来制约法官的量刑权。
(二)量刑均衡的含义及重要性所谓量刑均衡,实即科学量刑,或称正确量刑,也就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根据犯罪行为人行为责任的大小,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在法律规定的刑罚幅度内,判处轻重适度的刑罚,避免畸轻畸重,实现罪责刑的相适应。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也就是要求刑罚的轻重不仅要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同时也要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量刑均衡的重要性。
当前,提高审判人员对量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刑罚适用中努力实现量刑均衡,做到量刑的轻重适度,不仅是体现刑罚公正的内在要求,也是树立法律权威、实现依法治国的有效途径,同时对于在我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纠正重刑主义思想,实现刑罚的价值也具有重要意义。
1、量刑均衡是实现刑罚公正的内在要求,准确量刑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人们追求的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实体判决的公正不仅包括定罪的准确,而且最终表现为量刑的适当。
同时,刑罚是适用于犯罪人的一种最为严厉的社会惩戒措施,它的适用对社会和犯罪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得其利;用之不当,个人和社会两受其害。
”因此,刑罚必须公正地适用,而量刑的均衡却是实现刑罚司法公正的基本要素和必要保障,保证在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之间实现最佳的平衡,才能体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
2、量刑均衡是树立法律权威,实现崇尚法治的有效途径,准确量刑才能体现社会政治文明。
刑事司法是整个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能否公正司法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和态度。
失轻失重的裁判,会让社会公众误认为法律是法官任意裁量的工具,同时,量刑轻重失度既可被视为法官水平不高,也可被视为法官的不轨行为所致。
其结果不仅会损坏法律的权威,也降低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因此,人民法院必须把量刑均衡作为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量刑适度,法院的裁判才不致被人民群众误解,才能增加法院裁判的公信度,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实现崇尚法治的局面。
防止刑罚的滥用,保证刑罚适用的准确适当,是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应有之义。
3、量刑均衡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必然结果,是纠正重刑主义思想和实现刑罚价值的良方,准确量刑才能保证刑罚功能的全面发挥。
我国刑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这条规定被概括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该原则是我国量刑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也是衡量实践中正确量刑的主要标准之一。
准确的量刑,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法律对某一犯罪行为的否定程度;合法适当的量刑,才能使罪犯真正感受到应得的惩罚,内心认服,自觉改造,从而更好地适应教育改造的需要。
单纯为了追求惩罚、震慑效果而过分地从重判刑,不仅失却公正,而且加剧罪犯的抵触、对抗情绪和刑事矛盾,不利于改造和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
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指导下,实现量刑之均衡,能够有效地纠正重刑主义思想,符合当前刑罚轻刑化的世界刑罚适用趋势。
二、量刑失衡的表现量刑均衡之称谓,是针对现实审判中存在的量刑失衡现象而言,其目的和用意在于提示、警醒,以发现问题,纠正不当做法。
而量刑失衡,主要是在案件与案件之间相比较而言,每个刑事案件虽各有特点,但触犯同一罪名的案件又具有许多共同点,故同类案件之间在量刑上是具有可比性的。
相同类型的案件在量刑上出现的罚与不罚、重罚与轻罚、缓刑与实刑的不同适用就是量刑之失衡,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1、审判组织之间量刑的失衡。
由于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审判主体可能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
同一犯罪不同审级、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在量刑上可能不同,同类犯罪则会悬殊更大。
有的审判人员喜用严刑重典,有的则多用轻刑,这与审判人员的个性气质及长期形成的判案惯性有关。
因为我国多采用的是经验型量刑方法,而不同的人经验则可能完全不同。
2、地区之间量刑的失衡。
量刑的地区差别主要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对同一犯罪处罚较落后地区要轻,如同是盗窃1000元,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还有的法院则免予处罚。
另外,在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社会治安环境差的地区比社会治安好的地区在量刑上要轻。
3、时期之间量刑的失衡。
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打击犯罪的重点也不同。
有的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上升为某个时期的典型犯罪;而有的犯罪则逐渐有所下降。
有的行为在某个时期构成犯罪,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不构成犯罪。
在阶段性严打斗争高峰期,为了“突出严打声势”,刑罚往往被普遍加重,量刑失衡现象更加突出;即使非严打时期,对一般案件与准备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案件也轻重各异。
4、犯罪主体之间量刑的失衡。
这主要体现在涉及被告人较多的团伙犯罪中,主从犯之间的量刑差别幅度该有多大,实践中较难掌握。
因此,有的法院在判决时明显畸轻畸重。
三、量刑失衡的缘由导致量刑失衡的缘由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立法、司法的因素,有政策的影响,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
其中主要可归纳有:(一)刑事立法上在1979年《刑法》制定时就本着“宜粗不粗细”的立法指导思想,造成法律条文简略、弹性幅度太大。
新修订的《刑法》虽条文大幅度增加,同时完善了许多具体的量刑情节,但可供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仍然很大,比较抽象、笼统的条文仍不少。
在我国没有判例法,司法解释则往往不及时、不具体、不系统,而对个案的量刑涉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等多个量刑情节时,主次关系如何确定,相互间可否累加、抵销,以及数罪并罚中“最高刑之上,总和刑之下”的幅度如何掌握等,均不能在法律上找到明确的规定。
(二)主观认识上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观念:1、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大,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就可以了,量刑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
由此,法官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一贯只重视对案件的定性,而对量刑工作则重视不够,特别是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中对量刑畸轻畸重的方予以改判,而对量刑偏轻偏重的,则大多维持。
2、认可量刑的报应应当是社会危害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刑罚就应当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刑罚就应当轻。
如有的法官在办案时过多地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民愤”等因素,而有的法官考虑较少。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长期重视社会危害性在量刑上的地位,对于其他因素则关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