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范例

葛勒豪夫妇（Gullahorn& Gullahorn, 1963）进一步发展了U曲线假说，提出W曲线假说。他将文化适应过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蜜月期、危机期、复原期、适应期、再复原期、归国前期、归国后的冲击。
莱文和阿德尔曼（Levine & Adelman, 1982）将文化适应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用W代表旅居者的情绪变化轨迹，即蜜月阶段、文化休克、初步适应阶段、孤独阶段和结合阶段。他们还用W描画了旅居者重归母语文化的文化适应，即结合阶段、回归惶恐、回归蜜月、重归休克和重归结合。其中前两个阶段是旅居者返回祖国前的心理变化。
韦弗（Weaver, 1986）将文化休克的根源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失去了熟悉的行为习性；二、人际交往失灵；三、文化身份危机。
毕继万（2009）认为，文化休克的主要表现是不知所措和惶恐不安。前者导致后者的产生，这两种心理又难免引起文化抗拒心理。所以，可以说这三者都是文化休克的典型表现。
文化休克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布朗（Brown, 1981）认为“文化休克是第二文化中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因此文化休克不可避免，只不过程度因人而异，也就是文化休克的特殊性中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程度取决于被研究者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生活环境、个性特点、个人经历、外语能力……。另外文化休克的社会差异，指的是第一文化与第二文化的社会距离。一般认为，第一文化与第二文化之间距离越大，文化休克就越严重，比如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反之距离越小，文化休克的反应则比较轻微，比如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
胡文仲（1999）认为形成刻板印象的过程与形成概念的过程有共同之处。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在认识了许多个别事物以后，将共同的特点结合起来，归纳为一个总的概念。在总的概念当中，个别特点已经被忽略，存在的只是共同的特点。所不同的是刻板印象完全忽略个体区别，而且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刻板印象使得我们在观察异文化时，只注意那些与自己的刻板印象吻合的现象，而忽略了客观性。
1.5关于跨文化适应态度的研究
跨文化心理学家贝利（Berry J W, 2002）指出了跨文化适应的两个维度，一个是保持对自己母文化的认同程度，另一个是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这两个维度可以组合成四种文化融合的态度，认为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同样重要，是整合（integration）的态度；只保持自己的文化，不看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的关系，是分离（separation）的态度；看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的关系而不考虑保持自己文化的人，其态度是同化（assimilation）；最后，那些既不保持自己文化，也不看重与其他文化群体接触的人，所持有的态度被称为边缘（marginalization）。
杨军红（2009）在《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如留学生的性别、所在文化群体、来华时间、汉语水平）、社会环境因素、人际交往、留学目的和期望以及文化认同。
李萍（2008）将影响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因素分为：文化距离、社会支持、价值观念系统、人格、期望和人口统计学和时间因素。
一、立论依据
（选题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171个国家（地区）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各国驻华的大使馆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处共有189个，仅2009年驻北京的外交官（不含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处）人数就达到2527人，比2008年人数增长了6%。外交人员成为除留学生和外企工作人员以外，在华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群。但是，由于中外的文化距离，该群体和中国社会接触少等原因，外交人员在华的社会生活方面出现了种种不适，例如，很多外交人员看到中国人随地乱扔垃圾，听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德意识；他们看到中国人不排队，不遵守交通规则，觉得在中国生活让他们很不舒服。另外，不少外交人员与中国同事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引起误解或冲突。有的外交人员由于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生活中受到挫折，找不到人倾诉，甚至出现了精神抑郁等心理疾患，不得不中断工作，提前回国。外交人员的跨文化适应状况不仅影响到本人，也关系到他们外交工作的成败。另外，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还缺乏了解。加之西方媒体动辄以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他们对中国还有些不正确的理解。一些受“中国威胁论”影响的国家的外交人员，难以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外交人员在中国通过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会不同程度地调整或重新定义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因此，外交人员的跨文化适应状况会影响到外交人员回国后对东道国的评价，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所以针对欧洲驻华外交人员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文化休克对文化适应造成的影响，金（Kim）和鲁宾（Rubin）主张应当用辩证的方法看待文化休克：一方面，它给跨文化适应造成困难。另一方面，它也是文化适应过程中心理体验和经验积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1.2关于刻板印象的研究
刻板印象，也称文化定势，最早是由李普曼（W. Lippman, 1922）首先使用的术语，指的是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比如，我们认为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英国人绅士、美国人随便等等。
一般学者认为，跨文化适应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期或移居国外的文化适应，称为长期文化适应。另一种是短期居留者，也称旅居者，比如外交人员、留学生、访问学者、驻外新闻记者的文化适应，称为短期文化适应，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驻华外交人员，他们在华的任期通常为2-4年，因此，属于短期文化适应研究的范畴。
2.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研究
2.1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
陈慧（2003）在《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评述》认为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生活变化（如饮食习惯、生活节奏、气候等）、社会支持（与同胞和当地人的关系）、旅居时间、文化距离、歧视与偏见等，内部因素包括认知评价方式（对跨文化接触的认知，如期望）、应对方式、人格、与文化相关知识与技能、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等）。
奥伯格（Kalvero Oberg, 1960）指出，初到海外的人所经历的文化适应分为四个阶段：蜜月阶段、敌视阶段、回避阶段、整合阶段。
阿德勒（Adler, 1975）批评利兹格德的U曲线理论没有把认同这个概念包括进去。他进一步认为U曲线理论只考虑到旅居者的满意和时间两个因素，忽略了在每一个阶段旅居者身心的转变。他们认为，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包含了五个阶段：接触期、失衡期、重整期、自主期与独立期。
本文以跨文化交际学为框架，把跨文化心理学、比较教育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等学科整合起来，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观察和了解欧洲驻华外交人员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探究利用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促进欧洲驻华外交人员的跨文化适应。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跨文化适应基础理论的研究
1.1关于文化休克的研究
人类学家奥伯格（Kalervo Oberg，1960）提出“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这一概念。他将文化休克定义为：“人们突然身处另一文化之中时，失去了所有熟悉的文化交往符号和形式，引起的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
陈国明（2009）指出，刻板印象的特点有三：以人们最明显的特征加以归类，以一组特征涵括全体与以同一种方法对待整群人。
1.3关于文化过滤的研究
乐黛云（1998）提出，文化过滤是指“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和重组。”
吴为善、严慧仙（2009）指出文化这一“过滤器”对我们接受的某一特定符号加以界定，并决定如何对其进行解释，从而把握语码的真正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固有的“文化过滤器”会对外来的符号或行为加以界定，而界定的准确度取决于对对方文化的了解程度，需要了解的就是对方文化的内涵及规范系统。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都需要一套进行文化过滤的“代码系统”，它包括三个方面：一、交际情景层面，涉及语言系统、言语行为、交际规则、话语组织、非言语行为；二、社会环境层面，包括交际者、角色关系和沟通目的；三、文化背景层面，包括文化代码、环境代码和审美代码等。
2.2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对策
万梅（2008）在《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的综述》（2008）中建议：一、通过接受跨文化培训培养留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二、为留学生提供文化导师，帮助他们度过文化的不适应期；三、引导留学生的自我调整适应。
杨军红（2009）建议：改革留学生管理方式，实行无差别的“趋同管理”；建立多种形式的政策咨询活动和信息沟通网络；加强全社会对留学生的社会支持；对中国大学生和从事留学生服务与管理的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提高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
沃德和肯尼迪（Ward&Kennedy, 1994）以派遣海外的新西兰政府雇员为被试者，发现对采用整合态度的旅居者比采用同化态度的旅居者文化适应问题少，采取分离态度的人文化适应水平低，同化和整合态度的人文化适应水平最高。
1.6 关于跨文化适应分类的研究
关于跨文化适应的分类方式，沃德（Ward, 1992）及其同事认为跨文化适应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即心理适应，以情感反应为基础，考察跨文化交往中的心理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否与东道国居民建立并保持关系的能力，有效交往的能力。
1.4关于跨文化适应过程的研究
文化适应需要一个艰难的克服文化休克，在语言、生活、交际和思维等习惯逐步由母语文化转化为目的语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分阶段的，利兹格德（Lysgaard, 1955）U曲线理论描画了旅居者接触—冲突—适应这种变化轨迹。他发现，在美停留时间少于6个月或多于18个月的挪威学者的适应状况比停留时间介于6-18个月的学者要好。利兹格德指出，旅居者刚来到一种新文化中，由于与东道国的人接触还相当肤浅，处于新奇兴奋的蜜月阶段。随着与东道国人接触的增多，开始出现语言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迷惑甚至误解。在经过一段时间，旅居者的人际关系不断改善，逐渐熟悉当地社会环境，状态逐渐回升。但是这个理论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原因是它缺乏支撑这个曲线走向的具体数据，无法解释不同的旅居者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