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学 第三章 古典文献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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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两汉在儒家经典文献整理上出现过几次由官方主持的大型会议或活动,专门审定经义、校订经文。
第一次是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宣帝诏群儒在石渠阁论定五经同异,留下一部《石渠议奏》,后亡佚。
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在自虎观召开群儒大会,考论经义同异。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产生一部《白虎议奏》,乂称《白虎通德论》,经班固撰集后,题作《白虎通义》。
第三次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校书宜和书法家蔡邕亲自书写于碑,使工锈刻,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取正经文,史称“襄平石经”。
魏晋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
一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
按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为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
二是汲冢竹书的发现。
流传至今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
隋、唐两朝,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共同撰写了《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唐代的壁经和石经。
唐代的石经提议于大和元年,开雕于大和九年,雕成于开成二年,因此称为开成石经。
五代时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最值得书写的大事是蜀石经与雕版印刷九经。
后唐长兴三年由国子监主持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袁枢还首创记事本纪事本末体,成《通鉴纪事本末》。
有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著述体裁都是在宋代兴盛起来的,像年谱。
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校睡略》。
王应麟最能体现王氏古典文献学考据才能的著作是《汉书文志考证》、《困学纪闻》。
元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马端临《文献通考》。
明《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
清代是继宋代之后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
清代的古典文献学长于考据,并坚持把考据建立在扎实的小学基础之上。
因此,这种考据学又被称为汉学,与长于义理之学的宋学相对立。
又因为清代考据学作风朴实而被称为“朴学”。
清人的考据学家层出不穷,在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文献的载体在讲版本这一章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与版本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文献的载体。
那么什么叫做文献的载体?任何由书面语言所形成的文献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材料才能被记录下来,记载文献的物质材料就叫做文献的载体。
从现存实物看,文献的载体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甲骨、青铜、石头、竹木、缣帛、纸张、电子等。
一、甲骨。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
具体地说,龟,指龟甲的腹板;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或胫骨,也有猪和羊的肩胛骨。
迄今为止,人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人称甲骨文。
甲骨文献的内容为殷商时期王室占卜的记录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故又称“卜辞”。
因其出土于殷墟(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故又称“殷墟书契”、“殷墟卜辞”等。
由于甲骨文是对卜筮活动的记载,主要用来核实卜辞是否灵验,它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书籍。
二、青铜。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因为加了锡的成分,铸造出来的器物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器。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青铜器铭文,因古代青铜又称为金,所以青铜器铭文又叫金文,因钟和鼎为青铜礼器中的重器,铸刻的金文器具又以钟和鼎居多,故又称金文为“钟鼎文”、“钟鼎款识”,另外还有“铭文”、“铭辞”等名称。
商周时期的金文内容宏富,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商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方方面面。
虽然有些学者说,其在西周历史、文化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但它也只是青铜器的附坠,虽有书籍的某些作用,但还不是正式的书籍。
三、石头。
除青铜铭文外,当时还流行石刻文字,陕西曾出土了春秋战国之际的10个石鼓,上面刻有600多个籀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四方巡行,有七处刻石(峄山、琅邪(langye)、芝罘、东观、碣石、会稽)。
还有就是后来的石经、墓志、碑文都属于石刻文字。
著名的石经有汉代的熹平石经和三国魏的正始石经。
石刻文字显然是供人阅读的,这已经可以算是正式的书籍了。
当然,与后世书籍制度联系更为紧密的,还是简册和版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