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刑法修正案(六)
- 格式：doc
- 大小：31.00 KB
- 文档页数：3
解析刑法修正案（六）中的经济犯罪（上） （公安部二局 杨书文、刘澹如）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正案）。修正案针对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特别是其中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做出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该次刑法修正，弥补了法律漏洞，加重了对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制、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上 修正案的总体特点
与其他五个刑法修正案相比，该修正案有两个突出特点。就内容而言，锋芒所指主要是金融犯罪，表现在：一是增设了新金融犯罪，比如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骗取金融机构贷款、信用罪，破产欺诈罪，背信挪用罪，违规运用公众资金、保险资金罪等 ；二是修改了现有金融犯罪，比如违法放贷罪、违规出具金融凭证罪、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等；三是提高了一些金融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比如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
就立法技术而言，修正案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增强刑法规范的客观性与可操作性，表现在：充分吸收了公安司法机关有关建议和意见，重新调整一些经济犯罪的犯罪构成，进一步明确其构成要件，将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增强刑法规范的客观性，淡化或删除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多处使用兜底型条款等等。具体体现在：
一、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
面对日趋严峻的经济犯罪特别是金融犯罪形势，修正案扩大了刑法的打击和规制范围，具体而言：
1．增设新罪。分别是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破产欺诈罪，背信挪用罪，违规运用公众资金、保险资金罪，骗取金融机构贷款、信用罪。
2．扩大犯罪主体的范围。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其他单位”主要指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等)。
3．扩大犯罪对象的范围。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的犯罪对象由“财务会计报告”扩大为“财务会计报告”和“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犯罪对象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4．扩大行为方式。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由作为犯修改为既可由作为方式构成，又可由不作为方式构成。
5．扩大违规前提。违法放贷罪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 6．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指洗钱罪。
二、细化客观构成要件，删减主观构成要件
与97年刑法相比，该修正案具有更加明显的客观主义倾向。在新增的经济犯罪中，没有规定“目的”要件或者“明知”等主观词语，同时，删除了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罪中的“以牟利为目的”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的“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
其意义首先在于增强了刑法规范的操作性，减轻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其次在于扩大了刑法打击面。在目的要件作为罪与非罪界限的犯罪中，若不满足目的要件则不构成犯罪，但实践中，有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论是否具有此目的，均已达到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再以目的要件作为罪与非罪的划分，就不适当地缩小了刑法的打击范围。
三、将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
所谓结果犯是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以物质性结果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犯罪，比如一般的经济犯罪，如果行为没有造成一定数额的损失，就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犯则指刑法分则规定以完成一定的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犯罪，即只要完成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并既遂。 结果犯立法模式体现的是立法者对于刑法之特殊预防功能的关注，强调刑法的事后打击；而行为犯立法模式体现的是立法者对于刑法之一般预防功能的关注，强调刑法的事先预防。刑法评价基点由结果转向行为，立法者的关注焦点由消极的事后打击转向积极的事先预防，相应地，立法模式由结果犯转向行为犯，这是当代国际社会刑事法律发展的潮流 。
就经济犯罪的立法而言，经济犯罪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只要犯罪的资金链继续运转，就很难认定损失的大小，而如果等到资金链断裂，损失实际出现了，再进行刑法规制，就会给法律保护的客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规定必须“造成重大损失”才认定为犯罪，既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遏制经济犯罪，又不利于发挥刑法的积极预防功能。针对这一情况，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了修改，比如，将违法放贷罪中“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只要满足“数额巨大”，即使尚未造成重大损失，仍可能成立本罪。新增的犯罪，也多以行为犯模式规定，如背信挪用罪与违规运用公众资金、保险资金罪，只要“情节严重”的，即可构成犯罪，这里的“情节严重”当然包括犯罪数额巨大的情形。
四、采用兜底型条款
兜底型条款是概括式立法技术的一种，与其对应的是列举式立法技术，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后者因其具体、明确而易于适用，但也正因为其具体的特点，常常挂一漏万，越具体的漏洞也越多；而前者恰恰相反，虽然有其模糊性的缺陷，但却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增强了法律规范的适应性 。立法实践中，多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模式，先列举出具有典型性的情况，再辅之以概括性规定，使法条既具体明确，又不失灵活性与前瞻性。
对经济犯罪而言，更多地适用兜底条款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应对日新月异的犯罪形态，另一方面法律不必朝令夕改，维护了刑法对稳定性的基本要求。修正案的新增犯罪中，多增加了兜底条款，如破产欺诈罪规定了“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规定了“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点尚需注意，对于兜底条款不能任意解释，正如法谚所言：“列举事项之末，所设之爬ㄎ木涔娑ǎ话ㄓ肓芯偈孪钚灾氏嘁斓氖孪睢薄Ｒ远档滋蹩钊隙ǚ缸锸保允欠衤惴缸锕钩筛柩辖魃蠛恕?br> 五、加大刑罚处罚力度
修正案加大了对经济犯罪的刑罚力度，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扩大罚金刑的适用。经济犯罪区别于一般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资金的依赖，在很多经济犯罪中，大量可被利用的资金是重要的犯罪工具，所以对犯罪人财产的剥夺更利于实现刑罚的功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剥夺、限制犯罪人再犯经济犯罪的能力。修正案充分的发挥了罚金刑的作用，如骗取金融机构贷款、信用罪，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了“并处罚金”；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取消了原来罚金倍数的限制。二是提高现有法定刑，如修正案中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又增加了一个法定刑档次，并将法定最高刑提高到十年。
综上，通过扩大刑法的打击面、大量适用兜底条款，可以弥补刑法的漏洞，细密刑事法网，解决“打不着”的问题；通过删减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改结果犯为行为犯，可以增强刑法规范的可操作性，减轻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解决“不好打”的问题；通过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法定最高刑，解决了“打的轻”的问题。因此说，此次刑法修改集中体现了立法者“严密刑事法网，严厉刑事责任”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