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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新闻舆论监督无法超越独立王永亮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者方汉奇说：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摈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
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
1新闻学者吴廷俊认为，同“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相比，“文人办报”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议政而不参政。
文人办报，办的是政治性报纸，其内容似与政治家办的报纸相仿；但在议政的目的上，它不像政治家办报那样是为了牟取政治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议政来为国家尽到自己的一点“言责”，此外别无政治目的。
因此，文人办报对于政治，只“议”不“参”，只停留在“言”的程度，不进入“行”的阶段；只求通过评论影响政治形势，不直接染指政治活动。
第二，经营不为营利。
文人办报，报馆是经济实体，其运作似与企业家办报相仿；但在经营的目的上，它不像企业家办报那样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经营来谋求事业的发展，以便善尽其论政的使命。
因此，文人办报对于赚钱，只以维系生存与发展为度，决无个人敛财之心。
2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所以振兴中华更是近代文人论政的主题。
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
一、文人论政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特别主张学习西方，多开报馆。
他说：在中国，有人辱骂主笔是“斯文败类”；在西方，则称誉报纸是“政府监督。
”3英敛之反复强调，报纸不是一般消遣性读物，而是国家的耳目，国民的喉舌。
所以它的责任：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
4 19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
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
”《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
“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报人，王芸生薛宇婷新闻092 2009063229出生于天津的王芸生原名叫王德鹏，芸生这个名字是他进天津《商报》当总编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他将之解释为“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
他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
王芸生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郊区，早年家贫，曾在天津当学徒。
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他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
《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提起王芸生，马上都会联想到《大公报》，人们称他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可见王芸生与《大公报》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
而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深受由美国新闻界发展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影响的。
这一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公共服务”，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目标是服务于民众，而非某一利益团体，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按照这种理论，报业应是一种自治体系，必须采取独立和批判的态度。
新闻记者应站在中立立场，客观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信任。
可以说，在《大公报》办报理念中，包含了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因素，它以“社会公器”为定位的独立报纸加以实践，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
《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写下了许多优秀的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
中日关系课题研究报告(共4篇)：中日关系研究报告课题课题研究的五个步骤课题研究报告范文小学教育课题研究报告篇一：《中日关系的发展》研究性学习设计方案《中日关系的发展》研究性学习设计方案篇二：中日关系调研报告关于“大学生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的调研报告一、调研2010年11月二、课题背景：钓鱼岛，8个小岛加在一起，面积不足7平方公里，现在却成为大问题，据新华社消息：日本当局已决定将钓鱼岛是其“固有领土”明确写入中小学教科书。
据说此举的目的，是强化年轻一代对钓鱼岛的“主权意识”。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媳妇，这是一位学者的名言八年抗战，中国半数国土沦陷，军民伤亡上千万，到日本人嘴里，竟成了轻飘飘的一句“进入中国”。
不久前发生在钓鱼岛海域的撞船事件，我们仍记忆犹新。
《海国记》中记载，钓鱼岛是大清国的领土，而不是琉球国的地盘。
八年惨痛的抗战经历，家破人亡的悲怆记忆令中国人难以忘却，日本人带来的伤痛，造成很多中国人敌视日本，在这样的状态下，中日大大小小的矛盾还不断在发生。
中国当前的战略目标是“和平崛起”，这个目标要求中国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努力扫清外部障碍，包括台湾问题，南沙群岛问题，中印关系，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而日本当前的战略目标是在东亚拥有一个正常的政治大国的地位，这就与中国产生了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而日本却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负增长状态，这给日本带来了心理压力和不平衡，因此日本采取了“遏制中国发展”的方式，其表现在：在台湾问题上鼓舞“台独分子”。
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争端，在与东盟合作的问题上与中国竞争，为增加中国企业的制造成本抬高铁矿石价格，对青年人的不合理的教育造成了两国人民的相互敌视。
近年来，无论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社会的调查报告都显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高涨。
大学生是未来的希望，大学生的特点虽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的特点，但在未来10年，20年中他们将占据社会每一个角落，因此他们的意志会占统治地位。
傅斯年与《大公报》智效民当今学界﹐许多人是不屑于为报纸写稿的。
这固然取决于现行的学术体制﹐也与学者自身的素质有关。
众所周知﹐在申报科研成果﹑评定学术职称时﹐报纸上的文章往往是不能算数的﹐因为这不是学术论文。
如此一来﹐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就失去一条很好的沟通渠道﹐其结果是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也不了解社会有什么需要。
与此相应的是﹐由于缺乏公众基础﹐专家学者们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时间一长﹐所谓学术论文就成了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不仅鲜有创见﹐而且八股味十足。
这种状况与五四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回顾一下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有利于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
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
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
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
在世人眼里﹐傅家好象是开始走向衰落﹐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话﹐但这未尝不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
父辈们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十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废除科举制度﹐他也在时代大潮中进入新式学堂。
然而即使是新式学堂﹐仍然是以读经为主。
对于当时的情况﹐傅斯年有这样的回忆﹕「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
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的笑话。
」傅斯年一生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这是他后来经常为《大公报》写稿的一个原因。
如今，倘若大家还是死守高头讲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在报刊上讲真话﹐就只能让我们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时代。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可以追溯他读中学的时候。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延塽的学生。
侯氏家境贫寒﹐勤奋好学。
读《一代报人王芸生》有感《一代报人王芸生》是由其子王芝琛所著，子为父作传，一是对其人物生平十分了解，加之王芝琛走访父亲许多生前好友、同事等，第三是王芝琛本人对其父毕生供职的《大公报》也颇有研究，而且整部著作客观公正，故而对研究王芸生其人、其思想乃至当时《大公报》的办报理念都有很高的价值，只是这部传记在某些部分失之于略，没有用历史的长视角做深度的挖掘。
读《一代报人王芸生》，吾以为王的一生都尽力做到专业，即后面提到的新闻专业主义，但由于思想上的狭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又未能时时事事忠于新闻专业主义。
一、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是关于“新闻独立”的一种理念，是在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基础上对采编、评论和刊发自由的追求。
其特征是：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3.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务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4.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二、新记《大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1.理念：“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四不”方针。
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就在天津版发表社评《本报同人之志趣》，提出了“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四不”方针。
所谓“不党”就是纯以公民地位发表见解，不偏心于任何党派；所谓“不私”就是报纸是社会公器，不能用作私图；所谓“不盲”就是不随声附和，要有独立见解；所谓“不卖”就是报纸始终为报社同人所有，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资助，不接受政治性的入股投资。
2.实践：贯彻执行“四不”方针的理念。
就“不党”而言，新记《大公报》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它站在民间报纸的独立立场对事实本身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尽力呈现事实本身，既不站在国民党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一边，也不站在其他任何政党的立场，至于报道的结果骂了谁帮了谁那只是客观的作用，并非《大公报》的主观意念。
【近代历史】民国币制改革泄密案：谁率先进行了相关内幕交易？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币制改革方案，用金圆券代替发行多年的法币，但由于事先被泄了密，有神秘人物在头一天抛出了手中大批股票，利用币改大发横财。
一经报端披露，引起全国舆论大哗。
这事件又是怎么发生和了结的呢?1948年，国民党军事力量同人民解放军相比已渐处劣势，而维系国民政府命脉的经济体系由于法币的破产亦渐趋崩溃。
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由于滥发法币，到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六百四十万亿元，是1937年6月流通量的四十五万倍，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
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
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一点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
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然而，一桩惊天大案已经发生了。
第二天，《大公报》上一条消息震惊了全国。
在大标题“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下，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消息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有关消息。
风声传开，王云五坐立不安。
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和刚到上海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蒋经国震怒不已。
南京政府亦深感事态严重，任凭谣传发展下去，刚发行的金圆券信誉岂不毁于一旦?财政部给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接连下了几道密电：事关行政纪律，无论是否事实，均应彻查查究。
该案报载既有具体日期、地点、种类、数量，根据此项线索严密追究，并从多方彻查，必可求得真相。
合行电仰该局长、该监理员克日严密查究，务将事实真相于电到三日内详细报部，不得稍有隐纵为要，并加派周德伟参事赴沪，会同侦查。
8月26日，南京检察院也签发了“宪机字第五六七五号通知”，委派唐鸿烈、孙玉琳两委员火速赶赴上海，急查《大公报》所载“隐名之人”真相，以正视听。
新中国史上七次特赦：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2010年07月30日10:54我来说两句(19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核心提示:总体上看，对日本战犯，中央认为应从宽，地方和人民群众认为应从严；对国内战犯，由于成员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也不一致。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召开。
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日本战犯“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7、558页。
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特赦的决策过程及其经验启示[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共实施了七次特赦。
这是在新中国政权已经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同时对宽大处理战犯在人民群众中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的根本前提下，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作出的重大决策。
这一决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党内外、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回顾中央酝酿、推动和实施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体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行事决策的思想方法和经验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酝酿、推动并成功实施了新中国的特赦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一、赦免决策的酝酿和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处理罪犯尤其是战犯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
正如周恩来所说:“哪里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还未结束时就处理战俘的？所以慢一点是合乎形势和政策的。
”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5日。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基本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处理罪犯和战犯问题提上议程。
《报人王芸生》阅读训练
章磊
【期刊名称】《读写月报：高中版》
【年(卷),期】2015(000)011
【摘要】【原文】报人王芸生王芸生的一生注定与《大公报》有关，《大公报》这张曾经在中国叱咤风云的报纸决定了王芸生一生的走向。
抗战胜利后进八上海《犬公报》担任记者的唐振常说：“先生一生事业在《大公报》，《大公报》因得先生而益彰。
先生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
【总页数】3页(P31-33)
【作者】章磊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附中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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