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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当今中国社会正进入现代化发展的高速轨道，相应地作为法治社会的刑法也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其所带来的刑法理念的巨大转变，充分体现了刑法的宽严相济。
《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般累犯主体条件的修改和特别累犯范围上的扩大，即从原来的过失犯罪不构成累犯改为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都不构成累犯，从原来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为特别累犯增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都构成特别累犯。
这种变化不仅是我国刑事立法技术完善的表现，更是刑事立法精神趋于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
它既满足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对《刑法》变革的需要，同时也顺应了国际刑事立法的趋势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累犯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1]但其在实践适用中，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累犯不适用于单位犯罪《刑法修正案（八）》第六条对累犯进行了规定。
此条约束的自然人，规定自然人可构成累犯，但并未规定单位犯罪可构成累犯。
笔者认为，单位应当归属于可构成累犯的范围，原因如下：1、单位再次犯罪的大量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现实基础。
法律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事实。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人的增多，法人犯罪也逐年增加，主要集中在走私、毒品、偷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及非法出资、经营等领域。
初次犯罪后，在缴纳完毕判处罚金后又继续实施牟利犯罪或经济犯罪的现象在实践中也屡见不鲜。
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存在，为增设单位累犯对特定对象予以打击和预防提供了现实需要。
2、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前提条件。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九条、三十一条、三十三条、三十五条对单位犯罪进行了明确规定。
关于累犯制度的思考摘要：我国新《刑法》65和66条分别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进行了规定，较之以前关于累犯制度的规定有了很大进步。
但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仍然存在不足，我们应采取措施对之加以完善。
我国现行的97新《刑法》第一编（总则）的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的第二节对累犯制度进行了规定。
该节共两条，分别规定的是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
累犯制度从各国刑事立法实践看，可概括为三种：即一般累犯制度、特殊累犯制度和混合累犯制度。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采用的是混合累犯制度，即在刑法中既规定了一般累犯制度，又规定了特殊累犯制度，且对一般累犯制度和特殊累犯制度的构成条件和处罚等均作出了明文的规定。
一、累犯的概念及构成我国《刑法》第65条确定了一般累犯的概念，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
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累犯是指一种犯罪人类型，即被判处一定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间之内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
目前大多数人是把累犯作为一种犯罪人看待的。
第二，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
第三，累犯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刑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
第四，不管是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包括过失犯罪。
一般累犯的特点是，前后罪均是一般刑事犯罪或者前后罪中有其一是一般刑事犯罪。
其构成条件是：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
这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所决定我国刑法是以同故意犯罪作斗争为主要任务，以遏制犯罪人再次犯罪为目的的累犯从重制度，必然也要防止故意犯罪者再次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自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把构成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
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是累犯比初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即再犯的可能性大，由故意犯罪的主观性质决定，故意犯罪的实施者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过失犯罪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实施犯罪，但是过失犯罪的结果不是犯罪人主观上所希望的，因此，过失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很小甚至没有。
检察机关“累犯”认定之思辩[关键词]：累犯审查起诉漏罪未成年检察机关在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中，要对案件的事实、情节、犯罪性质等依法进行审查。
累犯作为一种重要的量刑情节，对犯罪分子是否属于累犯进行审查，也是审查起诉的重要工作之一。
然而检察机关在认定累犯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多问题，有时很难把握，而且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本文仅就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认定一般累犯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累犯及其于刑罚适用的意义。
累犯是指因犯罪受过一定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①。
我国刑法第65条之规定，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应当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
这是刑法对于一般累犯的规定。
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般累犯需要由以下四个条件构成：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2.刑度条件：前罪判决的刑罚和后罪判处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以上；3.前提条件：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4.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
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就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同时累犯也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定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
我国刑罚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受过刑罚处罚犯罪分子，对未再次犯罪的进行预防，对再次犯罪的给予更加严厉的惩戒。
这些人在受过刑罚处罚后，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或者由于其他主客观原因，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的一定时间内，又实施了性质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从而构成累犯。
其较之初犯和偶犯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
因此，我国刑法规定累犯为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
二、审查起诉环节累犯认定的常见问题及思考虽然我国刑法对累犯的构成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设计和相关规定并不是很完善，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经常会遇到下列问题：1. 对于后罪刑罚幅度的考量。
累犯制度研究关键词: 累犯;从重惩罚;人身危险性;单位累犯内容提要: 累犯是一种特殊的犯法人类型,是法定的从重惩罚情节。
目前,我国累犯概念的通说难以揭露累犯制度的本质,应该重构一个新的累犯概念,累犯的成立条件因刑法对累犯的规定有不同因此不一致,但一般累犯一样包括主体条件、人格因素、客观条件、主体条件等方面。
此刻,我国刑法应扩大对累犯的惩罚范围,完善累犯惩罚原那么。
一、累犯的概念及成立条件（一）累犯的概念累犯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可有多种意义上的明白得。
作为量刑对象，累犯是指从头犯法的人，即多次实施某种、某类或各类犯法的人；作为量刑情节，累犯是一种特定的再次犯法的事实；累犯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若是施以和初犯一样的刑罚，就很难收到对其教育改造的成效，因此，累犯是法定的从重惩罚情节。
对累犯的专门处遇,从古罗马法时期就被承认,专门是因为19世纪欧洲累犯激增,将累犯作为一样的刑法加重事由的立法例明显增加,以至于世界多数国家现行刑法将累犯制度法定为一种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
我国的累犯制度，规定于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当中。
依照刑法的这一规定，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五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惩罚，但过失犯法除外；危害国家平安的犯法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平安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在刑法理论中，前者称为一样累犯，后者称为特殊累犯。
据此，通说以为，累犯是指“因犯法而受过必然的刑罚惩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法按期限内又犯必然之罪的犯法分子。
”应该说，对累犯作如此的表述，有助于把累犯概念形式化、格式化，但如此概念仍然只停留在注释法学的范围内，难以揭露出累犯制度的本质。
刑法学的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基于实然性而对其应然性的一种描述。
因此，笔者以为，应当重构一个新的累犯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那么，累犯制度的概念应该是什么呢？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立法例，不难发觉，尽管各国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对累犯的成立条件的规定千态万状，可是有一点是一起的，或说是相通的，即都规定对累犯从重办罚，只是惩罚的严厉程度有轻重之别罢了。
完善我国累犯制度的思考内容摘要：我国新《刑法》65和66条分别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进行了规定，较之以前关于累犯制度的规定有了很大进步。
但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仍然存在不足，我们应采取措施对之加以完善。
我国现行的97新《刑法》第一编（总则）的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的第二节对累犯制度进行了规定。
该节共两条，分别规定的是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
累犯制度从各国刑事立法实践看，可概括为三种：即一般累犯制度、特殊累犯制度和混合累犯制度。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采用的是混合累犯制度，即在刑法中既规定了一般累犯制度，又规定了特殊累犯制度，且对一般累犯制度和特殊累犯制度的构成条件和处罚等均作出了明文的规定。
一、累犯的概念及构成我国《刑法》第65条确定了一般累犯的概念，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
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累犯是指一种犯罪人类型，即被判处一定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间之内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
目前大多数人是把累犯作为一种犯罪人看待的。
第二，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
第三，累犯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刑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
第四，不管是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包括过失犯罪。
一般累犯的特点是，前后罪均是一般刑事犯罪或者前后罪中有其一是一般刑事犯罪。
其构成条件是：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
这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所决定我国刑法是以同故意犯罪作斗争为主要任务，以遏制犯罪人再次犯罪为目的的累犯从重制度，必然也要防止故意犯罪者再次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自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把构成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
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是累犯比初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即再犯的可能性大，由故意犯罪的主观性质决定，故意犯罪的实施者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过失犯罪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实施犯罪，但是过失犯罪的结果不是犯罪人主观上所希望的，因此，过失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很小甚至没有。
由此决定，刑法规定的一般累犯的前后两罪只能限于故意犯罪。
2、刑度条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是在有期徒刑以上。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全部情况，最后确定其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同时也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
因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通过减刑或假释最终出狱，回归社会，从而有可能再次犯罪、构成累犯。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指根据后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及其他有关情况，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说该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期徒以上的刑罚，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
3、前提条件：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给予从重处罚，使他们最终得到改造，而犯罪人只有通过刑罚的执行之后，才能看出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
一般说来，未经刑罚的执行，是难以测定出犯罪人是否已经得到改造，是否还会实施犯罪。
4、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五年内。
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回归社会的一定时期，是其重新适应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其重新犯罪的危险期。
而刑法规定的构成累犯的前后两罪的时间间隔，实际上即是这一过渡时期。
只有渡过这一时期之后，特殊预防目的才可以说得以实现。
因此，这一过渡时期适当长一些，会更加激励刚刚回归社会的犯罪人遵纪守法，重新做人。
修订后的刑法将两罪的间隔时间修改为五年，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
刑法第66条还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这是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
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
根据该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不同于普通累犯的构成。
其构成条件是前罪和后罪必须是同质之罪，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前罪和后罪的性质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
如果前后两罪或者其中有一罪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构不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
除此之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既不受量刑条件的限制，也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
前罪所判刑罚和后罪应判刑罚的轻重不受限制，一般累犯前后两罪所判处的刑罚均在有期徒刑以上，而特殊累犯没有这种限制，哪怕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一罪判处管制、拘役甚至单处附加刑，也不影响特殊累犯的构成。
同时，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后的任何时候，不受两罪相隔时间长短的限制。
二、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我国累犯制度确立于1979年刑法，并在1997年新刑法中作了较大的修改：将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由3年改为5年，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把以前的反革命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和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矫正改善的关注。
这些都是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科学、合理、进步之处。
然而，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仍然只适用于自然人犯罪，没有把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调整的范围之中，这无疑同单位犯罪这一新的犯罪情势不相协调。
刑法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的规定，其适用主体只限于自然人，单位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
就适用累犯的标准而言，现行累犯制度并不适合单位犯罪主体的适用。
就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来看，在刑度条件上，要求前后罪必须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而目前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取的是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因单位只适用罚金刑不适用自由刑，按照单位被处罚的程度来对照起点标准是永不可能构成累犯的，而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所受刑罚去对照标准，虽然有可能够上标准，但有可能存在主体不一致问题，即单位犯前后罪其受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有可能是非同一人。
因此，以目前累犯制度设计而言，本身难以直接适用单位犯罪。
要想将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必须对现有累犯制度予以发展，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其次，未成年人可以成为累犯适格主体太过于苛刻。
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质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但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
也就是说，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也是累犯的适格主体，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可以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
我国刑法未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的适格主体之外，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以及到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这显然有点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
再次，我国累犯制度中的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
根据我国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
假释是一种在刑罚执行部分，根据犯罪人狱中的改造和悔罪表现，判断其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决定是否对受刑人适用的行刑制度。
判断是否适用假释的时间前提，是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只有在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后，才能根据犯罪人刑罚执行中的教育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符合假释的实质条件——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来决定假释的适用。
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再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这并不等于，后罪之刑期执行了部分后累犯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仍然较大，以至于适用假释“确致再危害社会”。
因此，对犯罪人是否适用假释，起决定作用的应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部分后的教育改造和悔改表现，而并非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的人身危险性；纵然犯罪人是累犯，也并不必然表明不符合假释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否定了所有累犯者适用假释的可能性，是与我国假释理论相违背的。
其次，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改过自新。
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与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
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害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自新的目的。
最后，累犯之条规定的条文用语尚欠严谨、周密。
我国刑法第65条在规定普通累犯之后罪发生的时间时，规定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
这里“刑罚执行完毕”的使用，就有失严谨、周密。
在我国，刑罚，既包括主刑，也包括附加刑。
当累犯之前罪被判处主刑且附加刑时，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即可，还是指主、附加刑都执行完毕，对此，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无争议。
我国刑法把普通累犯限制在前罪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除了考虑到犯罪的严重程度外，还在于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教育改造功能最为明显，行为人在监狱内接受教育改造后又犯罪，就能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因此，行为人在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罪，即使附加刑尚未执行完毕，就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认为其尚不构成累犯而不予以从重处罚，不尽合理。
其次，认为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和附加刑都执行完毕，不利于对刑满释放者权利的保护。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完善（一）建立单位累犯制度。
累犯制度是刑法规定的影响量刑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预防和打击已决犯重新犯罪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犯罪情势的发展变化，累犯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鉴于目前我国累犯不适用于单位犯罪的情况，将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法累犯制度，预防和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具有法理依据，在刑法理论上，承认单位累犯与承认单位犯罪的刑事哲学基础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社会责任理论。
预防和惩治单位再次犯罪具有客观必要性。
随着大生产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法人（单位）涌现而生，并具有区别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各自小团体利益，它们在追求特殊的团体利益的过程中，可能走上犯罪道路，而因其凭借自己聚集的强大财力、物力、人力和规范化的组织在犯罪过程中又往往较自然人犯罪更具有犯罪能力和危害性。
现实中，单位犯罪后再次犯罪往往是屡见不鲜的，其社会危害性也非自然人犯罪所能比拟的。
因此，有必要设立单位累犯制度。
单位累犯立法，除单位特殊累犯可直接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外，既要考虑同自然人累犯的协调，又要考虑到同自然人累犯的区别，应在参照自然人累犯制度立法基础上，结合单位犯罪的自身特征来进行制度选择，从而使整个累犯制度趋于完善规范，适用预防和打击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