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景海峰【专题名称】中国哲学【专题号】B5 【复印期号】2009年12期【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09年5期第13～19页【英文标题】2008：The Paradigm Tra【内容提要】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大哲学”意识的浮现与提升，试图打破哲学二级学科的框限，在中哲、西哲和马哲之间找到对话与沟通的孔道，以共同面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和中国文化的新处境；二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特别是对以往过分依赖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及方法的深刻反省和努力调整，使得学界之立场与态度、取径与方法，以及问题意识和学问关注等等，均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

以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例，选取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略作述评，可以见其概貌。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西、马对话/国学与哲学/内在价值/诠释方式回顾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似有波澜不惊之感。

在经历了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为媒介的学科深度反思之后，学术界稍事喘息、茫然四顾，颇有点不知所从的感觉。

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惯性研究套路和普遍方法被进一步消解和稀释，其与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乃至于一般的传统文史学之间的界限也越发模糊，有时甚至难分彼此。

而基于后现代哲学的异彩纷呈、扑朔迷离，对于西方思想之新的吸纳与消化，也就同样呈现出了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难以形成主流之态势。

在传统范式弱化、探索的多向性蓬勃展开的格局下，试图遵循着原有的描述路径和评价方式也变得困难起来，“概括”只能行走在不能概括的密林之中。

但多向的探索毕竟打开了更大的空间(问题域)，也掘发出了更为深层的话题，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前所未有的丰赡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其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我们这里试着举出几题，略予评述。

一、中哲与西哲、马哲的对话和融通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仍处于分隔和裂散的状态。

因学科分类的辖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河饮马、互不统属，各有一套独立的学术规则和叙事逻辑，在各自的既定情景和惯性轨道上运行。

哲学研究与教育的从业者，也是分田耕作，画地为牢，只知有汉，哪管魏晋，早已经习以为常。

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渐行渐显，只是于今更甚，随着科研、教学体制化的变本加厉和哲学研究从业队伍的急剧膨胀，这似乎已经成为无法疗治的痼疾，积重难返，救无可救。

但面对全球化融通时代的到来和由独白走向对话、分隔变为一体的新世界之场景，以世纪性崛起的姿态和文明大国之身份登场的中国，其哲学岂能是这般的四分五裂、甚或面貌不清？目前的中国哲学状态，以未经过充分融合的中、西、马之杂拌形式，显然是难以承担起时代重任的，也不足以代表全面开放、走向世界新纪元的中国哲学之整体。

面对中哲、西哲、马哲亟待进行学科整合与学理融贯的现实要求，继2007年底在深圳大学举办了以“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为主题的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之后①，这一年来，不同学术领域和学科背景的学者，就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和如何有效地开展中、西、马之间的对话，纷纷发表论议，提出自己的见解。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行的哲学分科体制积弊甚重，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体制性障碍使得哲学从业者自限门户、视野狭小，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研究中国哲学的可以不管马哲和西哲，每个人都对号入座——我是搞西哲的、我是搞中哲的、我是搞马哲的，而很少有人会说我是研究哲学的。

因此，有学者提出“大哲学”的观念，意在淡化哲学“二级学科”，呼应马克思早年“一般哲学”的说法②。

“大哲学”以“国学”、“西学”和“马学”为三大支柱，“国学”不是与“西学”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打破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隔阂，而“马学”和“国学”都是“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贯通中西的“国学”，才能了解中国的“马学”之精华。

在这个融会的过程之中，仍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鹦鹉学舌、食洋不化，完全照搬外来的东西，使自己的文明陷入“失语”的状态；二是矫枉过正、走回头路，盲目排斥其他的文化，以为靠我们的传统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使得中国人的哲学研究成果并未能走向世界，中外哲学和思想的交流实际上是单向的，近几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和思想界多次出现“西方哲学热”，甚至西方的“汉学”研究也拥有反客为主的力量，但从长远看，这种单向输入的态势对于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的哲学研究成果需要尽快地走向世界，在国际哲学界占据中国哲学和东西比较哲学领域中的应有地位。

如何走向融通？不只是有愿望和共识，还要有切实的路径与方法。

有学者将中、西、马的融合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知识”层面，二是“方法”层面，三是“价值信念”层面③。

作为“哲学知识”，自从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对话和沟通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相互的融贯已经是一个既在的事实。

而在“哲学方法”层面，中、西、马的相互吸收和借鉴也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对话的根本是在第三个层次，即价值信念上的融通。

作为“哲学”，中、西、马都是以一种理性的形式表达着对人的生命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觉意识，都内在地蕴含着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反思以及通过这种反思所形成的信念。

这种思考所获得的成果用语言文字的方式被“对象化”到了经典文本中，成为了向他人敞开的、可供他人阅读和理解的精神世界；这就意味着，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与纯粹私人的隐秘体验和“价值直觉”有着重大区别，它是开放的，是能够被理解的，具有充分的可对话性。

这一特点就为中哲、西哲与马哲进行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但遗憾的是，就价值信念层面而言，和本年度马哲界分外热闹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相比，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却很少见到积极主动、特别是有深度的回应，反而显得有点沉寂。

实际上，中国哲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大力引进西方哲学，“西哲东渐”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时期诸多流派各擅胜场的生动局面。

而马克思主义脱颖而起、一枝独秀，在千回百折中不断地探索新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同时，在外来哲学形式的洗礼下，中国传统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有限延续过去历史谱系的情景之中，先后创造出了新儒学、新道家、新佛教等现代体系，使得其传统不至于断绝。

在近百年中，依于现代学术体系之分割而逐步形成的中、西、马三大领域，各有自己奠基的背景和成长的历史，其论域、材料和方法在学者们的书斋中也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但作为现实生活之最高凝聚和抽象反映的中国哲学，从来也不曾割裂过，我们既接受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影响，也被马克思、列宁所指导，又在日常生活中广被着孔子、佛陀的遗泽。

这三者之间在实践中是相互穿透的，有着奇妙的结合。

从理论上来说，传统的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被西方化的过程，有了所谓狭义的“中国哲学”之成立。

同样，西方哲学各流派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有一个被翻译、接受和意义再诠的过程，程度不等地濡染上了所谓中国的色彩或曰中国式的理解。

而马克思主义从传入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理论上，明确要求其中国化的各式各样的提法也不绝于耳，只是于今更盛罢了。

这三者的相互融通和结合，在今天中国正全面地走向世界的途程当中更显得急迫，融会了近一百年来新的历史经验的中国哲学，能够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不仅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盼，因为这将会带给世界更多的意义和惊喜。

二、国学、经学与中国哲学承续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的大潮，“国学热”持续升温、热度不减，它的普及性和社会关注度也远非学院式的研究可比，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耸动效应和持续扩散下，天下人皆知有国学。

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而颇有点尴尬的问题，中国哲学和国学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中国哲学就是国学，即包含在国学之内，那么还要中国哲学干什么？如果说中国哲学不是国学，或者与国学不是一回事，那么中国哲学所依持的传统背景和国学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面对这样的困境和挑战，我们是否有意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构起来的现代性的“中国哲学”重新打回到传统的躯壳当中？还是干脆与国学来个划清界限，而沿着西方化的典范继续向前滑行？这两种途程从预期来看，似乎都是前路茫茫、很难走通的。

于是乎，围绕着什么是国学、国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多方位的思考。

从“国学”概念产生的历史来看，此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其缘于西学而得名，因国势蹇滞而沉寂，又因为“中国崛起”而喧腾。

在清末，“国学”出场，表达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心态和诉求，倡扬国学，于内有复汉排满之意，对外实为保国保种计，通过整体形式上的中、西划界，来拒斥作为“体”的西学。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遁入书斋，学院化的形式已成为定局。

国学研究被纳入到分而治之的学科体系当中，受到主流学术界关注的“国学”和大学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讲习或者旧式学者个人的“单打独斗”，已成流风余波，影响甚微。

在观念和方法上，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用西学的眼界和方式来整理古代的资料，成所谓“国故”之学。

在学科建设上，和海外的“汉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是亦步亦趋。

这种书斋化、典籍化、材料化的状况，与现实的生活已经脱钩了。

所以，单从学术形态的转换讲，“国学”实际上扮演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化演进的中间角色，是旧学问向新学术过渡、中学向西学腾挪的中介形式，是由四部之学的架构转向七科之术的预演④。

按理说，在体制化的学科形式业已确立、新的学术形态已经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国学这一过渡性的中间环节当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出场”的特定历史背景已经消失了，它的含混性也不能够适应今天学术发展的状况和要求。

那么，当下的“国学热”又为什么会出现呢？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原因：一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国学热”可以说是对以往蔑视传统、践踏传统之社会风气的强烈反弹。

二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长期的“臣服”与“依傍”，唯西方文化之马首是瞻，造成了严重的“失语”状态和创新能力的低下，这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心病，借“国学”之名以图范式之扭转。

三是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既有百余年来民族主义情绪的延伸，也有文化同质化的挤压之下所带来的新的困顿，倡扬“国学”成为显现自身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所以，这样一种“国学”的崛起，并不是讲堂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是和世界变幻的风云、时代发展的脉搏与社会大众的意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要比中国哲学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大得多。

那么，又应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它与国学研究相比，独特的内在价值和学术意义又在哪里？正像有学者分析的，中国哲学作为“新瓶装旧酒”的理论体系与文化形式，至少隐含了两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