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的模糊性角度认知法律拟制——以专利法中的“普通技术人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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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法律定性作者:刘琳来源:《科技与法律》2022年第03期摘要:在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成果在著作权法与专利法上如何定性的问题饱受争议。
深度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自主创作与独立发明的技术实现,还是仍然不能脱离人类预设算法的窠臼?质言之,版权制度的立法宗旨与保护标准都希冀着作品与文化的丰富与“无序”,而在现阶段,无论算法如何精细与高妙,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仍然是学习与运用规律、输出确定结果并选择最优方案。
这一过程实现的是“无序”到“有序”,其生成成果与版权制度的保护标准相背离,不应具有可版权性。
相反,专利制度与版权制度具有鲜明的异质性,专利制度对随机因素的排除与对进步性的追求实现的正是“无序”到“有序”,与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不谋而合,使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可专利性成为可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无序;有序;版权;专利中图分类号:D 923 文献识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2)03⁃0093⁃07一、问题的提出AI诗人的“创作”与AI科学家的“发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也不可避免引发法律层面的可版权性与可专利性问题。
在可版权性方面,少数学者秉持谦抑态度[1],多数学者则认为人工智能不再只是“简单的程序”,而已经成为“具有自我学习和理性行动能力的智能系统”[2];现有的技术水平已经实现“算法自由”,对应著作权法之“表达自由”,满足著作权法之“独创性”要求[3]。
在可专利性方面,肯定论者认为,对于满足“三性”的人工智能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并无制度障碍,只要在“现有技术”“拟制普通技术人员”等具体审查步骤中做适当变通即可[4];否定论者则认为,“先行者优势”已经能够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提供充足激励,不必另外寻求专利制度的保护,否则将损害市场秩序[5];也有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提出担忧[6],强调人工智能难以打破人本主义专利法的发明人身份要求,故在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时,应当秉持“审慎态度”[7]。
简析法律语言中“以下”一词的模糊性摘要:模糊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
法律语言要求要精确,要达到这个准确性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法律语言会使用大量的模糊语言。
它的使用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也有消极结果。
本文将就法律语言模糊性的原因、分类和功能进行简要分析,同时结合“以下”的运用实例来分析其功能意义以及消极结果。
关键词:模糊性法律语言成因分类功能意义消极结果一、引言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司法领域也是语言使用的重要方面。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法律语言也同样具有模糊性。
法律语言是指贯穿于法律的制定、研究和语用过程中的语言文字系统。
法律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法律语言专指立法语言,是规范文件所使用的语言;广义的法律语言包括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
本文主要关注狭义上的法律语言。
法律语言表述的内容是法律,而法律又代表着公平、正义和公正,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严肃性,所以不同于诗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体裁,法律语言要求简明、准确。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法律语言运用模糊词的想象比比皆是。
运用模糊语言不但不会削弱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相反能使法律语言的表达更加准确。
二、法律语言模糊性成因、分类及功能(一)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成因1.客观原因语言本身的特性。
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符号。
但是语言符号是有限的,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法以精准的方式将客体的意义完整地表达出来。
人类认知能力局限性。
人类的认识是从实践中获取的,实践活动所属的环境相对静止,而实践活动却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这就导致人类受自身观察、感知、生理、想象、理解等能力的制约,往往不能正确全面认识自身所处的自然和社会世界。
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
客观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是一个连续体,没有固定、明确的界限,每种语言在表达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划分,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模糊的存在。
2.主观原因法律事务是不断发展的,而法律条文则要求法律语言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时的操作性。
Hotchkiss 案中,确定了“普通技工”(Ordinary Mechanic)为审查标准,即:要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产生技术方案所需的创造性和技能,应当高于“普通技工”的能力。
在此之前,在专利案件的审判中,法官的主观性对案件结果的影响一直难以得到适当限制。
[2]实际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概念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1790年《专利法》,当时其对应概念为“workman or other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or manufacture ”,即“本领域的工人或其他技术人员”,主要功能为专利文本公开充分性的判断。
数十年的发展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1850年Hotchkiss v. Greenwood 案①中,正式提出了用于专利性判断的“普通技工”(Ordinary Mechanic)。
该概念正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前身。
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在否定一项关于门把手的改进技术方案的专利性时指出,“除非(该发明的产生)需要具备比熟悉业务的普通技工更高的创造性(Ingenuity)和技能,否则该方案欠缺构成发明所必需的技术和创造性(Ingenuity)水平”②。
Hotchkiss 案中“熟悉业务的普通技工”,正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前身[3]。
Hotchkiss 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最终在1952年《专利法》的第103条“非显而易见性”规则中③,首次将“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PHOSITA)规定为显而易见性的判断标准。
之后,美国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新颖性、公开充分性等专利一、作为法律拟制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概念的源起各国专利法普遍规定了“鼓励科学技术的创造、传播与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立法目的。
041当代思潮论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立法语言是指制定和修正法律所使用的专用语言,是在一定的规则下为达成立法目的所设置行为规范,最终形成规范性的法律文件。
而所谓模糊性,是所描述事物的范围及边界的不确定性。
正如马克思所言,法是肯定的、确定的、普遍的,因此所有的法律体系都以明确性为最根本的目的和追求。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时代,且不打破明确性的法律规定之要求,立法语言逐渐衍生出模糊性的特点。
立法语言的模糊性与似是非是、模棱两可并不相同,正与之相反,立法语言的模糊性是追求法律体系明确性的方法和途径。
立法语言是明确性和模糊性的有机统一。
立法中的模糊语言现象语言的模糊性是指,对所描述事物状态和范围的不确定性。
在人类日常交流的语言中,模糊性是其特点之一。
例如,美是指能够引起人类美感的事物的属性,然而不论是对不同描述对象,还是不同描述主体之间的标准都不尽相同,比如人之美不同于动物之美,男人眼中的美不同于女人眼中的美。
而在立法语言中,模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法律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与有形的事物不同,难以用语言精确的描述,可能会让听者处于一种模糊的印象,只能依赖于自己对描述的理解;不论何种语言都具有模糊性的特质,任何主体也难以用语言完整、精确地表达出描述对象,而处于王天予(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长春 130022)摘 要:立法语言的模糊性是指在立法活动中,语言所描述的范围边界的不确定性。
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并非似是非是、模棱两可,而是源于存在法律事实的数量、程度、范围、状态、性质等不能精准规定的情况。
该文将探究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的现状及成因,分析其所产生的影响,并给出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的必要性的理由。
关键词:立法语言;模糊性;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立法背景下的语言具有固定的表达方式,想要找到精准表达立法者原意的立法语言更为不易。
大体而言,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意思一般是明确的,甚至无需解释;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它的范围边界却发生了模糊现象。
论模糊性语言在法律实践的运用》》》彭丹云(福建福州 350007)作者简介:彭丹云,男,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法律语言学和法律翻译。
[内容提要]精确性的语言在法律语体中的使用普遍得到人们的认知和注重,但模糊性的语言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却相当谨慎。
其实,从主体、客体和语言本身的特点来看,模糊是法律语言的固有属性,法律语言存在着模糊性,但它不应与“含混”、“歧义”混淆,模糊性法律语言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对于法律的完善和司法的可操作性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理论的研究,并使其在法律实践中得到重视和正确运用。
[关键词]法律语言模糊性法律实践语用功能引言美国加州大学控制论专家扎德于1965年在其著名论文《模糊集合》中提出“模糊理论”,引发了科学研究划时代的变革,并迅速渗透到众多学科领域当中,产生了如模糊逻辑学、模糊数学、模糊美学等新兴学科,同时为语言学研究也带来了崭新的思维方式。
近些年来,我国在模糊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家伍铁平教授将模糊理论运用于语言科学领域的研究,并创立了“模糊语言学”。
那么,作为自然语言之一的法律语言,也就必然具有模糊语言的属性。
人们以往虽然非常注重法律语言的严谨性和精确性,但是另一面却多少忽略了法律语言的模糊属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表现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使得“模糊”往往成为法律语言的大敌和批判的对象,其实“模糊”与“含混”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模糊”是客观存在于语言中的一种固有的属性,属于语言范畴,模糊语言恰到好处的运用,可能更加增强表述的全面性,这属于修辞范畴。
“含混”不是语言的固有属性,并不客观存在于语言中,它是非正常的能产生歧义的语言运用结果。
我们就模糊性语言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进行探讨,以力求达到科学地认识模糊性法律语言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克服模糊性法律语言的消极因素,更好地促进立法、司法以及法律诉讼和法律服务中语言应用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系统化。
经典案例:专利权利要求不清楚可以作为无效的理该案历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和最高院提审,本判决书为最高院判决书全文,该判决书行文细腻,说理清晰,关涉问题很多,是难得的一个经典判例,具有借鉴意义。
最高院判决书(全文)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许文庆,男,汉族,1938年6月4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石油化工容器设备防腐厂厂长,高级工程师,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大庆办事处*委付*组。
委托代理人:刘某。
委托代理人:吴某。
被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法定代表人:廖涛,该委员会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柴某。
委托代理人:崔某。
原审第三人:邢鹏万,男,。
委托代理人:李某。
委托代理人:刘某。
申请再审人许文庆因与被申请再审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原审第三人邢鹏万宣告发明专利权无效决定纠纷一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9日作出(2000)高知终字第72号二审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许文庆不服该判决,分别于2001年6月26日、2003年4月8日向本院申请再审。
2005年3月28日,本院以(2001)民三监字第20-1号行政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王永昌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郃中林、李剑参加评议,崔丽娜担任本案书记员。
2005年4月15日本案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明确了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
2005年4月21日和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许文庆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英、吴忠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柴爱军、崔国振,邢鹏万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青松、刘宏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查明:1988年6月8日,许文庆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了名称为“一种钢管束内外壁防腐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1991年3月6日被授予专利权,专利号为88103519.X。
第1篇案例背景:某市一家知名企业A公司,因涉嫌侵犯某市B公司的一项专利技术,被B公司起诉至法院。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A公司确实侵犯了B公司的专利权,判决A公司赔偿B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对赔偿金额产生了争议。
法律模糊性表现:1. 赔偿金额不明确根据我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赔偿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侵权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
”然而,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赔偿金额的具体计算方法,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双方对赔偿金额的认定存在争议。
2. 间接损失难以界定《专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赔偿损失包括间接损失。
然而,间接损失的定义模糊,难以界定。
例如,A公司侵犯B公司的专利技术,导致B公司的市场份额下降,这部分损失是否属于间接损失?如果是,如何计算?3. 维权费用不明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赔偿损失包括合理的维权费用。
然而,该条款并未对“合理”一词进行具体界定,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双方对维权费用的认定存在争议。
案例分析:1. 赔偿金额的计算在本案中,A公司和B公司对赔偿金额的认定存在争议。
A公司认为,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赔偿损失应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
然而,对于间接损失和维权费用的计算,A公司认为难以界定,请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定。
B公司则认为,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赔偿损失应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
直接损失已由法院认定,对于间接损失和维权费用,B公司请求法院按照A公司侵犯其专利技术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2. 间接损失的界定在本案中,B公司认为,A公司侵犯其专利技术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这部分损失应属于间接损失。
然而,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间接损失的定义模糊,难以界定。
因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需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断A公司侵犯专利技术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属于间接损失。
从语言的模糊性角度认知法律拟制一一以专利法中的“普通技术人员”为例-汉语言文学从语言的模糊性角度认知法律拟制一一以专利法中的“普通技术人员”为例黄子彰摘要:自夏禹王朝以降,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已有四千余年的历程。
女口今的法律文本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吸收了域外法中立法的精髓,法律语言也是兼容并包。
法律拟制就是其中为了弥补社会需求和法律语言之间的断层的立法尝试,本文从语言学的模糊性角度分析立法语言,并结合专利法中“普通技术人员”一词探究法律拟制在解决语言模糊性方面的效果。
关键词:法律语言模糊性准确性普通技术人员一、引言语义学家司徒契士曾指出:“文化越复杂,语言越不可靠,于是就越容易侵犯人民的权利。
”[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每一个词语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诠释,而且结果往往相差甚远,这就给法律用语的解释带来诸多不便。
同时,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威廉姆斯在《语言与法律》中指出:“条文的语言,构成法律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之处,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固甚明确。
但越趋边缘则越模糊。
语言边缘之处的边缘意义一片朦胧,极易引起争议,而其究竟属该语言外延之内或之外,亦难断定。
……此非立法者的疏忽,而系任何语言所难避免。
”[2]但是,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法律存在的基础,用语的精确是法律语言最本质的特点。
如何认识成文法中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如何解读法律拟制在解决语言模糊性方面的效果?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法律用语的特点法律是国家确认立法部门制定规范的行为规则,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社会规范。
与一般的社会规范不同,法律规范是一种概括的、普遍的、严谨的行为规范。
立法者以事实为依据,运用客观、正式、严谨的语言进行构建。
法律的重要性和前瞻性使得作为工具的法律语言在运用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性原则、模糊原则和弹力性原则。
梁启超在清末修律不久的1904年发表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中提出:“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明、确就法文之用语言之,弹力性就法文所含意义言之。
”[3](一)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法律语言的明确性原则又称为准确性原则,既梁启超所言语言之明确。
“准确”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严格符合事实、标准或真实情况;或者与实际或预测完全符合”。
法律文辞的准确性是指法言法语能够与其所要反映、展现的客观事实一致,这也是法律规则的严格与精确的要求使然。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告诫立法者:“法律条文含义不清,罪文不明,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
”[4]这里孟德斯鸠其实就涉及到法律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关系。
法律语言所描述的事实和情形与大众语言所描述的事实和情形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二者的效力性和公信性的不同决定了其语言的特点不同。
对于法律语言发展的趋势究竟是通俗化还是专业化的争议,自拿破仑主持法国民法典就已经开始。
从我国的现状和法律规则的严格和准确性出发,法律语言浅如白话并不可取,相反我们可以逆而行之,以严格缜密的法律语言去影响大众语言,如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法学家精神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学校和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最低阶层,使全体人民都沾染上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好。
(二)法律语言的模糊性自公元前21世纪《乌尔纳姆法典》首开成文立法先河起,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便一直存在。
英国法学家曼斯斐尔德勋爵曾感叹词语地模糊性导致很多纠纷的产生。
由于人类现有语言无法穷尽的描述不断变化的世界,可以说,法律语言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领域,不可避免语言的模糊性这一固有属性。
美国法院曾经指出:“语言描述通常是为了满足专利法的要求而事后书写的。
将机器转化为文字可导致意想不到,而又难以填补的漏洞。
通常发明是新颖的,但是却没有能够刚好与之匹配的文字描述它。
字典通常不能跟上发明家的步伐,它也无法跟上。
物品不是为了文字而创造的,而语言确实为了描述物品而产生的。
”⑹很多专利法的术语的创造也正是这一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具体显现。
首先,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正好弥补了语言的滞后性的缺陷。
例如:(1)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acute;s Republic of China161: If any participa nt in the proceed ings of a trial or by-sta nder violatesthe order of the courtroom ,the presiding judge shall warn him to desist.If any person fails to obey ,he may forcibly be taken out of the courtroom. If the violation isserious ,the person shall be fined not more than 1 ,000 yua n or deta ined not more tha n 15 days.“ serious ”就是典型的模糊用语不同的情境和背景之下严重的程度和计算标准差异巨大,且无法从语义的角度加以固定,司法者在具体运用之时有很大的灵活性。
(2)《专利法》第二十二条: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其次,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也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概括性、抽象性的要求。
随着各国法典化的立法趋势,其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体系庞杂、内容重复、语焉不详的缺陷。
如何精简或合并律文使得法律语言变得更加精练,是现代法学家面临的急迫问题。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提出法律简洁文体是“一种表达方式的严肃禁欲,一种斯多噶派式的咬文嚼字,它不是以言语来表露其情感、爱憎,而是以行为来体现情感、爱憎,一种清醒的贫困。
”[7]要达立法资源的最佳配置,就需要法言法语言简意赅,而简洁内敛往往在一定意义上是建立在模糊性之上的。
最后,出于对语境角度变化发展的考虑,世界是无限的,语言是离散的,而事物是渐变的。
语言是生活事实的一种逻辑表达形式,是思维的物质外壳,生活事实发生了变更,审美情操发生了变化,作为表达形式的语词必然随之转变。
[8]例如法律上的“死亡”一词,它的准确含义法律上一直存在争议,既有解释为“心死”的,也有解释为“脑死”的。
现在国际的大趋势是承认后者。
但无论是“心死”还是“脑死”,用法言法语进行界定都只有“死亡” 一词,即使立法者在立法时已经预测到词语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带来纷争。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德沃金认为含糊的法律从两个方面侵犯了正当程序的道德和政治理念:首先,它将公民置于一个不公平的地位,即或者冒着危险去行为,或者接受比立法机关所授权的限制更为严格的对他的生活的限制;第二,它通过事后选择这种或那种可能的解释,给予公诉人和法院变相制定法律的权利。
[9]三、法律拟制的运用一一以专利法中的“普通技术人员”为例基于上述对于法律语言特点的论述,我们发现,从语体意义上而言,法言法语是准确性与模糊性的矛盾统一体。
在立法之中,为了将语言的模糊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及减少模糊性带来的立法语言的长篇累牍,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便应运而生。
法律拟制是介于事实与虚拟之间、弥补社会需求和法律工具之间的断层。
以专利法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为例,他既不是本领域中的专家,也不是普通的大众,而是一种拟制的“中人”。
例如:(3)专利《审查指南》2-52的规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可称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以下简称为“技术人员”),是指一种拟制的“人”,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的手段和能力,并且他本身还不具有创造能力。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专利法)等同原则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须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联想到的特征。
根据审查指南对“普通人”的定义和解释,立法中采用此种拟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从不同的技术背景去解释,其结论有天壤之别,Wittge nstei nian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认为:语词不一定有自己指称的对象,语词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显示语词指示的对象,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一个词在句子中的上下文中才有含义。
[10]但是作为衡量一项专利发明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标准,立法用语必须明确、稳定。
于是,采用具有似真性的法律拟制就水到渠成:以客观现实为基础, 但并不完全是客观现实本身:技术人员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人,但其代表的内容却是客观存在的,即该技术人员所公知的技术应能得到客观存在的并可用具体事实加以证明,减少了法官、专利审查员、发明人对于专业领域知识的苛求,在具体审查时只需对事实部分和法律条文一并裁夺。
同时,法律上的拟制人的出现是法律人理性的产物,法律拟制的运用减少了法律条文模糊性给普通公民带来的制度风险。
法律拟制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其“拟制语体”超越模糊的可塑性。
梅因曾说:我现在应用“法律拟制”这一个用语,是要用以掩盖、或旨在掩盖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变化这事实的任何假定,其实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其运用则已经发生了变化。
[11]这与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书中要求法律文辞要有弹力性的观点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处。
法律拟制非但使得死板的法律条文更加灵活变通地适应具体情形,而且在法官的事后解释互补下可以减少语言模糊性带来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作为社会生活事实的一种逻辑表达,语言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法律拟制本质上就是法律人在纷繁变化中追求法律目的的努力,即对良法之追求。
朝令夕改从来不是法律人所追求的法律价值,这也许就是梅因所认为的“不是文明发展法律,而是法律限制文明”。
可以说,语言的模糊性和法律追求的明确性的冲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是立法者立法之路上的拦路虎。
法律拟制只是法律人为解决这个冲突做出了一个尝试,并且从目前来看这个尝试利大于弊;当然,这也需要更多的法学工作者和语言工作者继续进行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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