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精神的现代表达

诚之终始，成己成物
——试论儒家精神的现代表达
2014级法律硕士班张兆荣学号Z14020001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衰败，在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下，作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也受到了质疑。

这种质疑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端，经“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而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至极端，儒家文化被彻底批倒，斯文扫地、无以复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儒学虽有所恢复，但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仍然处于弱势。

现代社会人类交流日益紧密、各种文化不断融合、价值取向日益趋同，儒家精神是否仍然值得我们坚持？对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这并不是儒家学说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困境。

一千多年前，儒家学说受到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的强烈冲击，在理论的超越性、逻辑的思辨性上，佛教思想对于汉代以降儒家的训诂考据之学都处于优越的地位，芸芸众生以至士子官员莫不孜孜以求。

然而，冲击之下的儒学经过宋儒的阐释，直接孔孟道统，完善出一套体系来解释自然、人生和宇宙，发展出基于儒家学说的天道义理，奠定了理学在宋明时期的主导地位。

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坎坷，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了主流文化的地位，创造了人类史上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在现代社会，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已经成功转型为先进社会。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实践证明，儒家精神是适应现代价值取向的，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取向的表达不仅应该，而且可能。

本文试从“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这句话的阐释入手，对儒家精神进行适应现代价值取向的表达。

一、阐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语出《中庸》。

其前段为：“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诚者
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后段为：“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
“诚”是这一段话的核心，也是“成己成物”的主语。

此段之前，涉及“诚”的段落尚有：“自诚明，谓之性。

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中庸》篇首即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传习录》中王阳明答马子莘问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

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

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

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

”
这里王阳明将“性、道、教”统归于“天命”，他在《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二”中也谈到“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孔子亦曰：“吾道一以贯之。

”王阳明将孔子的思想发展至认识论的层次，认定世间“只有此一件事”，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超越。

在这里，所谓“性、道”是天命的不同形式的表述，“诚”是人探求真实本原的过程，是人遵循自然的状态，故谓之“率性是诚者事”。

“诚”同时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因为“诚者自成也”。

“仁”，是儒家学说的重心，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成仁，是“诚”的结果，也就是“致良知”后的修为。

“知”，在此与“仁”相对，为名词。

相同用法的有：“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论语·子罕》）“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庄子·养生主》）。

此处应解释为知识。

综合以上分析，试阐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如下：
遵循人的自然本性，克去私欲物蔽，直致良知，不但是成就自身的法门，亦是真切认识世间万事万物的途径。

以上对于“成己成物”的阐述，实际上为其与现代价值的接轨铺平了道路，并自然导向儒家精神的现代表达。

二、儒家精神的现代表达
“我们肯定并赞成这些正面的人类价值——自由、平等、民主、对相互依存的承认、对公正和人权的承诺……”这段话出自《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在这些“普适价值”中间，自由作为最重要的现代价值而成为现代法哲学的关键命题，可以在儒家精神的阐述中得到发现。

自由的最基本含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束缚、控制、强迫或强制），或者说限制或阻碍的不存在。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

《中庸》篇首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朱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率，循也。

道，犹路也。

人物各循其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朱熹认为人性应当循其自然，“因各得其所赋之理”，王阳明强调“致良知”，皆是返璞归真之意，要寻求自由。

因为唯有自由，才能归其本性，循道而为，修道而教。

当然，这里的自由还是个体意志层面的自由，属于哲学的层面。

王阳明在《传习录》“答欧阳崇一”中云：“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

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这一段话着实见着一位儒学宗师的气魄，同时也见着当时思想的自由。

在欧洲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垄断了圣经的阐释权，人们的思想陷入最为严重的桎梏。

宗教改革后，普通人也能阅读圣经，并且可以拥有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号称一人可凭圣经而抗天下（薛华《前车可鉴》），由此开启西方思想自由的纪元。

而在
中国，宋明之后，清朝之前，在儒家精神最为兴盛的时代，自由思想一直是主流。

宋朝自不必说，即使在明朝，文人依然据有风骨，只认天理而不屈服权力，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思想的自由。

在个体与社会的层面，儒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一种高度的智慧，从意识的层面避免了个体之间的冲突。

在更大的个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层面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处于政权代表地位的也是同样的个体，我们就能理解这种智慧同样是对自由的维护。

当然，古代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相互之间的情感约束就能够起到硬约束的作用，并且相比制度约束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儒家并没有梦发展出一整套保护自由的制度成果。

但这种制度层面的建设本来就应该因时而为，而不应苛责前人。

“君子诚之为贵”，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和社会中坚力量均以“君子”为道德追求。

这种对于“诚”，正是儒家反观内心、由内及外、发展本性的要求，是意志自由、思想自由的体现，在熟人社会，也是对于个体自由的相当程度的保障。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由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在那些自由发展得越是充分的地方，人类的价值就愈加得到体现，社会经济的进步就愈加明显。

自由释放了人类的纯洁天性，成己，成物，在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进步。

反观其他地区，凡是个人自由受到阻碍的地方，凡是儒家学说受到大肆批判的时候，正是社会倒退、文化沦丧、民之疾苦无以复加的处境。

现代社会人群的流动已经非常庞大以及频繁，即使是中国内陆的许多地方，也不再是单纯的熟人社会，在广大的城市和发达地区，陌生人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

儒家文化在这方面显然缺乏这样的资源，这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自身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熟人社会的“诚”依赖于情感的制约，主要的手段是自身的反省，故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熟人社会相互之间的信息较为透明，《中庸》有言：“故至诚无息。

不息则久，久则征”，
这正是熟人社会情感制约的约束力来源。

陌生人社会显然缺乏这样的条件，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社会，一个人凭借相当的手段很容易就能将公众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玩弄于股掌之间，历史已有先例。

所以，陌生人社会的“诚”只能依靠外力的监督才能得到保证。

这种外力的监督，已有现成的经验，就是新闻自由和政权开放，这真正是一种“诚”的境界，一种廓然无私的胸怀。

儒家精神，在现代社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