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语言艺术和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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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语言艺术和创作手法

国古典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成就,

诗词曲赋,各领一代风骚。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并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有诗160篇,包括了十五国风;“雅”有诗105篇,分为“大雅”和“小雅”;“颂”有诗40篇,分为“周颂”“鲁颂”以及“商颂”。这三百多首诗歌描绘了周王朝由盛到衰五百年间的生活面貌:有歌颂先祖创业的赞歌,也有祭祀鬼神的乐章;有对王公贵族奢华生活的记述,也有对贫苦百姓怨愤载道的反映;有针对劳动和礼仪文化的释读,也有关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的思考。《诗经》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周朝社会的百态。

一、语言艺术

作为一部伟大的诗集,《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锋,其语言的准确性、精练性、朴素性、简明性、清新性以及生动性在我国上古

时期有相当高的水平。

首先,《诗经》的语言艺术源于其语言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为了准确传达自己的感情,诗人不仅要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为诗歌选择最为恰当的词语,还要在选择词语时,注意辨析意义相近的词。《诗经》中共有建筑名词82个,马名38个,草名105个,木名75个,鸟名39个,兽名67个,昆虫名29个,鱼名20个,各类器物名300余个。此外,还有大量的人物名词、地理名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以及各类事务名词等。在动词方面,以表示看的动词和用于描写手部动作的动词为例,表示看的有瞻、相、见、觏等7个,用于描写手部动作的有采、挹、投、捣、击、携等50余个。这些细腻丰富的动词能生动恰当地展示出诗人的情感。在形容词方面,《诗经》中不仅有单音节词,还出现了许多叠音词。著名语言学家向熹曾指出,《诗经》中的叠词除“燕燕”是名词,“处处”“言言”“语语”“宿宿”“信信”5个词是动词外,其余均

为形容词。[1]

据统计,《诗经》中共有

叠音词654个,其中用于摹声的有107个,用于绘形的有280个,描述肖像的有136个,表达心理的有44个,形容动作的有56个,用于其他的有31个。这些叠音词使《诗经》在描景画人和抒情叙事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诗经》中丰富、准确的词语,不仅得益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还源于人们意识和思维的不断完善,这样诗人才能在界定事物、写景状物,甚至临摹动作时选到最精准的词语。

其次,《诗经》的语言艺术源于其形象生动的语言。首先,654个叠音词的运用将《诗经》的形象性和音乐性发挥到了极致。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评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艳,‘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

学草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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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412/ki.1001-8476.2017.14.030

2017.05

之韵……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拟声词如“关关”“习习”“将将”“喓喓”“萧萧”“呦呦”等,摹状词如“绵绵”“楚楚”“依依”“皎皎”“浩浩”“济济”等对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及形象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多种句式的交错使用也将《诗经》的形象性以及音乐性发挥到了极致。《诗经》中出现最多的是四字句,但其诗句又不局限于四字句,其间增加了许多长短不一、参差不齐的句子,使表达形式变得活泼自然、错落有致。《诗经》中共有句子7284个,其中一字句7个,二字句14个,三字句158个,四字句6724个,五字句369个,六字句85个,七字句19个,八字句5个,九字句1个。在各种句式中,四字句的句式更为紧凑,节奏感也更为明显。此外,之所以将《诗经》称为先秦时期诗歌语言运用艺术的宝库,还因为其丰富的修辞艺术,即语音修辞以及修辞格。语音修辞对诗歌的节奏、韵律,甚至是旋律都有一定的影响,提高了诗歌的音乐美和形象美。比喻、借代、双关、反复、夸张、双关以及回环等多种修辞格,将诗歌语言表达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后,《诗经》的语言艺术源于其朴实、自然。尤其是“国风”,其语言不仅朴实,而且通俗易懂。《诗经》中的很多诗句被后人或直接引用,或加工成了成语。如出自《周南·关雎》的成语“辗转反侧”,出自《王风·

采葛》的成语“一日三秋”,出自《小雅·巧言》的成语“巧言如簧”,出自《小雅·米菽》的成语“优哉游哉”,出自《大雅·抑》中“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投桃报李”,出自《小雅·鸿雁》中“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的“嗷嗷待哺”,出自《大雅·抑》中“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耳提面命”,出自《邶风·谷风》中“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燕尔新婚”等。

二、创作手法

《诗经》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把诗歌作为情感寄托和感悟人生的方式的个体诗人,他们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被记载下来的诗人。如《大雅·崧高》中的“吉甫”、《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以及《小雅·巷伯》中的“寺人孟子”等,虽然这些人的生平已无从考证,但他们的存在意义非凡,标志着诗人开始登上我国文学史舞台。

《诗经》是诗人将自身或悲愤,或哀怨,或同情,或热忱的情绪尽情抒发的载体。如“大雅”“小雅”中的诗歌多表达诗人对周室颠覆和朝纲废弛的哀怨以及忧患,十五“国风”多抒发诗人对爱情、婚姻、战争以及徭役等的真实感受。虽然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已经无从考证,但其思想的深度以及表现手法的成熟无不展现出诗人细腻的情感和极高的文人素养。

《诗经》中的诗歌大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创作目的,如《大雅·崧高》的

目的是“以赠申伯”,《大雅·烝民》的目的是“以慰其心”,《小雅·节南山》的目的是“究王讻,畜万邦”,《小雅·四牡》的目的是“将母来谂”,等等。这些诗歌不仅记录了当时的社会,还闪烁着周人的人生智慧。时至今日,再次品读,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诉求。

从创作的角度看,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写作技巧,《诗经》中的诗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首先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赋”是陈铺直叙,如《豳风·七月》按照季节物候变化的顺序,铺叙了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比”是打比方,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写女子的美貌;“兴”是渲染烘托,如“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写主人公的凄凉与无助。此外,修辞手法、韵律节奏以及四言句式的交错使用不仅增加了诗歌的艺术效果,还提升了其艺术表现力。

《诗经》将周人的生存环境与世态炎凉描绘得淋漓尽致,其未经雕琢的真诚,就像被风霜冲洗过千年的古朴石阶。诗人用寥寥数字,用最质朴无华的思想,将读者心中的纯净唤醒。《诗经》是如此美不胜收,是如此容易使人产

生共鸣。

参考文献

[1]向熹.《诗经》语言研究古今谈[J].汉语史研究集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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