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学派译论综观

文化翻译学派主要观点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

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和“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

（第一,文化学派从文化这一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

第二，文化学派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否定了传统意义上将翻译工作视为低等活动的说法，提高了翻译与译者的地位。

第三，文化学派强调了文化才是翻译的单位，这就彻底否定了先前的认为字、词、句、篇是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巴斯奈特.)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吉迪恩。

图里 (Gideon Toury），安德烈。

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西奥.赫斯曼（Theo Hermans）詹姆斯·霍尔姆斯代表作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划时代意义）-—-—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突出观点：翻译学的名与实A：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

B：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

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

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 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 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确立了“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浅谈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摘要 :近三十年来 , 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翻译不单是被看作语言间的转换 , 而且上升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作为操纵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影响极大极广, 尤其是他的“三要素”理论, 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影响翻译过程的重要因素。

他认为一切翻译都是改写, 是译者操纵的结果。

本文试图简要介绍安德烈·勒菲弗尔的主要翻译理论及其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创新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 :安德烈·勒菲弗尔 ; 翻译；改写 ; 操纵理论一、安德烈·勒菲弗尔及其操纵学派改写理论1.1.安德烈·勒菲弗尔简介安德列·勒菲弗尔是比利时学者 , 后移民美国并任教于奥斯汀分校。

他是国际著名文论家 , 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代表作品包括 1975 年出版的《诗歌翻译 : 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 , 1977 年的《德国文学翻译传统 : 从路得到罗森兹维格》 , 1992 年的《翻译 , 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 , 《文学翻译 :比较文学的实践与理论》和《翻译 , 历史与文化 : 研究资料集》以及 1980 年代表论文《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 , 1991 年的《翻译与比较文学 : 寻求中心位置》 , 1993 年的《论翻译 : 近期 , 过去与未来》 , 1994 年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概论》等。

此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和英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合作的《翻译研究论丛》。

在 1976 年的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上 ,他正式提出 , 把“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翻译学科的名称。

1.2.操纵学派改写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兴起了以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中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

这场变革被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

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论与“改写”论之再思作者：程可杨晓麟来源：《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23期【摘要】“翻译研究学派”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和荷兰等西欧“低地国家”兴起一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者群体，翻译研究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本文介绍了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本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和“改写”理论的要点，将其与西方先前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认识其所创导的理论观，希冀借此了解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影响。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派改写操纵【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23-0008-02一、引言最早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引用“操纵”一词的是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1985，10），他指出：“所有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操纵。

”译学界认为这个界定和操纵学派的核心观念极其一致，但是否为缘起还待补遗。

译学界普遍认为翻译研究学派关于操纵的理论观发端于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

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张南峰，2002：19）。

关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佐哈尔的理论倾向于关注“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却忽略了翻译对“的语”文化的影响（程可，2012：213）。

针对这一不足，安德烈·勒菲弗尔对前人的翻译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他的翻译思想包含了对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诗学研究及文化研究，融合了操纵学派和文化学派的理论观点。

可以说，“操纵学派”理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向文化层面的飞跃，“文化转向”新趋势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促使翻译研究学派及其理论兴起后逐渐占据西方翻译研究主流地位。

从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看政论文体的英译作者：陶陶来源：《东方教育》2017年第16期摘要：20世界70年代，操纵学派在“文化转向”的思潮的影响下诞生并蓬勃发展。

勒菲弗尔作为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其操纵三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理论对于研究译者在翻译时受到的限制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而译者在翻译政论文体时受到的操纵尤为明显。

因为本文以《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为例，以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为基础，分析政论文体的英译特点。

关键词：操纵学派；勒菲弗尔；政论文体；《毛泽东选集》英译一、引言最早把“操纵（manipulation）”这一术语运用于翻译研究的是英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

他指出：从目的语文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的某种程度的操纵（Hermans，1985：11）。

对操纵的阐述和研究最为成功的则是美籍比利时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1992年他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合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操纵学派的代表之作。

他们在序言中就明确提出：翻译无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

所有的改写，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这些因素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

改写即操纵，它服务于权力，其积极的一面就是促进了文学和社会的发展（Lefevere&Bassnett，2004）。

接下来，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用八个章节来讨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影响改写的因素，被人们称为“操纵三因素”。

二、操纵学派及操纵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体现在翻译研究中，就是翻译研究呈现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的模式而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的反思（郭建中，1999：155）。

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由Lefevere和Bassnett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文化转向”，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中，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和翻译操控的三个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Lefevere理论的肯定国内的研究者对于Lefevere的理论，大多数采取肯定的态度，并对其理论进行各种各样的应用和介绍，其中郭颖和白彬的文章能够代表大多数的态度。

文中认为Lefevere的理论，尤其是折射理论和文化三要素理论把翻译从语义层面的微观世界扩展到了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并肯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语言学和传统美学的研究范畴。

促进国内译界对宏观翻译的关注和研究。

建立新的评价体系由于Lefevere和文化学派并不关注翻译实践尤其是译本分析评价的微观层面，而是从宏观入手，认为翻译应该以“文化”为单位进行，所以我国的研究，尤其是在理论的应用方面也都是从宏观着手来对比译本，打破了仅从而对于翻译而言，Lefevere认为翻译即为“改写”，而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编纂历史等都是“改写”活动。

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从个方面论述了控制译者“改写”过程的因素：意识形态在形成翻译中的作用，赞助人的力量，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其中最主要的三个操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系统地阐释操纵这一翻译观时，也提到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他认为，翻译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而是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

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力量，即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