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_姜长斌
- 格式:pdf
- 大小:136.91 KB
- 文档页数:5
[摘要] 上个世纪 20 年代下半期,苏联为了取得超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所需的资金, 发 动了暴风骤雨般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建立起一整套由国家严格控制的集体农庄 制度。农民重又失去自由选择权, 沦为向国家缴纳“超额贡赋”的“农奴”。从此, 苏联农业陷入一蹶不 振的困境, 并且造成苏联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
今天重读马克思的科学论断, 我们不得不佩服 马克思的谦逊和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探索精神!
苏俄新经济政策并不排斥国家工业化, 相反, 它 从农业开始, 以农业发展为基础, 带动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协调发展。布哈林一派正是这样继承新经济政 策路线的。更为重要的是, 只有新经济政策能够提供 实现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
1861年“农民改革”后, 俄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 设想利用“村社”组织, 绕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卡
夫丁峡谷”,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881 年 2 月, 俄 国著名女革命家查苏利奇曾经写信向马克思请教, 询 问 能 否 利 用 俄 国 “村 社 ”使 俄 国 农 民 不 必 “经 过 资 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收到 信后, 于同年 3 月写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7-1]。 病痛中的马克思在这封曾经四易其稿的信中, 最终 写了极其严谨的三个重要观点: 第一, 《资本论》中论 证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第二, 因 此, “‘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 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 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 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 生命力的论据”; 第三, 马克思深信, “这种农村公社 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 用, 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 然 后 保 证 它 具 备 自 由 发 展 所 必 需 的 正 常 条 件 ”[7-2]。 马克思在第二稿中还写道: “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 存的俄国社会, 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 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 这里所说的只是逐 渐的改变, 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 上 走 上 正 常 状 态 开 始 。 ”[7- 3]
[关键词] 列宁主义; 工业化; 资金来源; 农业集体化; 苏联模式 [中图分类号] D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5801( 2007) 05- 0097- 05
一、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农民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 俄国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国家。按照正式统计资料, 当时俄国农村人 口占总人口的 82%, 城市人口仅占 18%。[1]在有文字 记 载 的 编 年 史 上 , 俄 国 农 民 多 数 时 间 被 称 作 “农 奴”。农奴制随着君主极权制的极端化而同步强化。 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 在西欧文明的影响下 , 俄国觉醒了的贵族、知识分子成为反农奴制的先 锋, 与此同时, 农奴起义与暴动频频发生。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 1861 年沙皇出台了《关于农民 脱 离 农 奴 依 附 地 位 的 总 法 令 》( 简 称 “农 民 改 革 ”) 以 及 相 关法令。法令规定, 农民要想获得人身自由和土 地, 必须向地主支付赎金或者缴纳代役租、服劳役。 显然, 这些法令对多数农民来说, 没有带来多少实 际利益。但在客观上, 地主对农奴人身的垄断权被
三、“非常措施”— ——大肆破坏苏维 埃法制
面对困境, 苏共领导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1928 年 1 月, 斯大林亲自到西伯利亚各地督促采购, 断然 宣 布 对 不 肯 出 售 余 粮 的 农 民 采 取 “非 常 措 施 ”, 即 : “( 甲) 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 ( 乙) 如果富农不服从, 就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 义共和国刑法第 107 条把他们送交法庭判罪, 余粮 由国家 没 收 , 从 没 收 的 粮 食 中 抽 出 25%, 按 低 廉 的 国家价格或者用长期信贷的方式分配给贫农和力量 单 薄 的 中 农 ”( 按 , 实 际 指 向 政 府 举 报 存 有 余 粮 者— ——作者) , 对于执行态度不积极的检察机关或审 判机关干部“一律撤职”。也就是在这次执行过程中 斯大林宣布: “第一, 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个体农 民……联合为集体农庄。第二, 必须使我国各地区
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 发掘工农联盟的潜力,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 调动农 民自由发展的积极性, 使苏俄社会生机勃勃地、和谐 平衡地向前推进。从 1921 年到 1927 年, 实行新经 济政策后, 苏联的工农业很快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即 将进入国家工业化的新阶段。
二、马克思论俄国村社及苏联工农 产品价格剪刀差
在苏俄政治经济陷入重大危机的险恶环境中, 列宁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于 1921 年 4 月果断地提出 了“新经济政策”。1921 年 10 月 4 日, 即在实行新经 济政策半年之后, 列宁再次提出上述国情分析后指 出: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 指的是消 灭俄国社会关系( 秩序、制度) 中的中世纪制度, 农奴 制度, 封建制度。”[4-2]
打破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俄国社会向资本主 义演进。俄国资产阶级, 既有新生的资本家, 也有大 量由地主转变而来的地主—资本家, 因此, 这个新阶 级不可能不带有致命的弱点: 严重依附皇权, 成为君 主专制的帮凶和工具。
1905年爆发俄国第一次革命时, 列宁针对各种 空想社会主义派别不切实际的幻想, 指出: “马克思主 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2] 1917 年发生二月革命后, 列宁再次指出: “俄国是一 个农民国家, 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3]
在俄国, 国家、教会机构和地主对农奴的统治, 是通过“村社”( 一译“公社”) 这一组织形式进行的。 “村 社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 农 奴 们 被 组 织 在 村 社 里 , 他 们 按 自 家 人 口 , 分 得 村 社 拥 有 的 土 地 、森 林 和 牧 场 中 的 “份 地 ”, 并 向 主 人— ——地 主 定 期 缴 纳 贡 赋 。 村社每隔一定周期, 根据各家人口变化, 调整分配 “份地”。
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 和国营农场) , 它们在 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 替个体农民。”[11-1]这样, 苏联某些领导人大肆破坏法 制的情况便发生了。
四 、“农 业 全 盘 集 体 化 运 动 ”的 “理 论”基础
从 1930 年到 1932 年, 在苏共党内打垮右倾集 团的同时, 一场历史上空前的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 动”轰然展开了。
十月革命后, 在农民问题上, 苏俄有过一段曲折 历程。当时理论上认为“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 自 发 地 和 大 批 地 产 生 着 资 本 主 义 和 资 产 阶 级 ”[4-1], 实践上则以过“左”的“贫农委员会”取代具有较广泛 代表意义的农村苏维埃, 从而引起工农联盟关系的 极度紧张和社会危机。
但是,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不是向 1905 年写作 《两种策略》的简单回归, 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后得出 的更为可靠的结论。1921 年春, 列宁在准备《论粮食 税》的提纲中写道: “工农联盟=苏维埃政权的 α和 ω。”( α和 ω是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和最末一个字 母, 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全部”、“一切”) 列宁还写道: “农民的‘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可怕? 他们的 ‘自 由 贸 易 ’是 否 可 怕 ? 不 可 怕 。”“勤 劳 的 农 民 是 我 国 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6]
可是, 列宁逝世后苏联发生的是什么情况呢? 新 经 济 政 策 尽 管 是 发 展 苏 联 经 济 的 “康 庄 大 道”, 但在实行过程中, 也遇到了各种矛盾。首先, 由 于十月革命后立即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在随后的国内 战争中基本上消灭了富农阶级( 主要出现于 1861 年 “农民改革”之后, 特别是 1910 年“斯托雷平土地改 革”之后) , 苏俄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社会特点。国内 战争 以 后 , 贫 农 和 中 农 占 总 农 户 的 96%, 占 用 土 地 94.5%, 而占总农 户 4%的 富 裕 农 民 ( 列 宁 称 他 们 为 “小富农”) 则仅占用 5.5%的土地[8]。独立农户( 雇农、 贫农和下中农) 分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 能够自主地 谋划生产, 发家致富。这本是社会进步现象。但是, “中农化”同时也带来了农产品商品率下降的问题。 例如, 1927 年与 1913 年相比, 商品率下降了 44%, 其中, 粮食商品率下降最为严重。[9-1]革命前, 广大农
第 11 卷第 5 期 2007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J our nal of the Par ty School of the Centr al Committee of the C.P.C.
Vol.11, No.5 Oct., 2007
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
姜长斌
(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海淀 100091 )
列宁保持着对苏俄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早在
[收稿日期] 2007- 07- 08 [作者简介] 姜长斌(1935- ), 男, 山东蓬莱人,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97
1918年 5 月列宁就认为, 构成苏俄经济的基本成分 是: “( 1) 宗法式的, 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 农民经济; ( 2) 小商品生产( 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 食的农民) ; ( 3) 私人资本主义; ( 4) 国家资本主义; ( 5) 社会主义( 按, 当时是指由苏俄国家没收所得的 经济成分— ——作者) 。”[5]
在此问题上, 斯大林有三条“理论基础”。 第一, 农业“贡税”理论。1928 年 7 月, 斯大林在 联共( 布) 中央全会上说: “( 苏联) 只有一个办法: 靠 内部积累来发展工业, 使国家工业化……在这方面, 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 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 的税, 即直接税和间接税, 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 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 这是第一, 而在出 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 这是第二。这是为了 发展为全国( 包括农民在内) 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 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 是一 种 类 似 超 额 税 的 东 西 。 ”[11- 2] 第二, 斯大林曲解了列宁 1919 年在《无产阶级 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关于“农民经济仍然 是 小 商 品 生 产 ”[4-3]的 观 点 , 反 复 强 调 “农 民 是 ‘最 后 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 任务, 就是要消灭这“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斯大 林认为, 这是“工农联盟的任务”! [11-3] 第三, “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 年 7 月, 斯 大林在中央全会上说: “我们所有的进展, 我们在社 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 都是我 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 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由此得出结论说, 随着我们的进展, 资本主义分子的 反抗将加强起来, 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1-4] 斯大林的这些理论思想, 在实践中对苏联农村、 农业和缴纳巨额实物贡 税, 过着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他们缴纳的农产品 大部分被地主、富农转为商品, 进入市场。而小农经 济的特点本来就是自给自足, 商品率低, 实行新经 济政策之后, 农民生活虽然改善了, 但要想逐步提 高农产品的商品率, 只有按照列宁在《论合作社》一 文中所设想的, 大力扶持农业生产, 扩大经营, 取得 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当然, 国家通过市场以公平 的价格收购农产品, 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问题恰恰 出在这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早在 1923 年就 已经引发过一次危机。国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乱涨 价, 使市场出现许多畸形现象。农民买一双皮靴竟 要卖出 4 000 多公斤粮食! 一战前的 1913 年, 农民 用 650 公斤燕麦可以“买”到 2 100 公斤盐, 而 1923 年却只能“买”到 410 公斤。这种价格剪刀差使农产 品贬值了 50%! 当时国家采取措施, 提高了农产品 收购价, 从而使 1924—1926 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又有提高, 3 年中, 农民的人均农产品商品率依次为 21.7%、24.6%、28.6%。但是另一方面, 工业品, 特别 是农资产品的价格重又不断攀升。布哈林总结说: “粮 食 在 农 民 可 能 出 卖 的 一 切 物 品 中 成 为 最 无 利 可 图的东西了。”[10]本来 1925、1926 两年农业均为丰收 年, 但是“谷贱伤农”, 农民交纳农业税后, 不肯再出 售余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