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藏书的封闭性与资源共享思想的发展_高福宁

1古代藏书历史略述中国藏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

据安阳小屯殷墟遗址考古发现的数以千计的甲骨文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这是我国最早的最有价值的历史典藏。

［１］后来，随着木牍简策和帛书的出现，周王室宗庙以及诸侯的藏书已初具规模。

战国时期，萌芽了私家藏书，打破了官府垄断著述藏书的历史，但官府藏书仍是主体。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的载体由物廉质轻的纸代替了昂贵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另外，爱护藏书成为当时考察士大夫行为准则之一，所以私人藏书家倍增，私家藏书的主体开始转变。

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使用和科举制度的确立，带动了私家藏书的发展。

唐代，出现了书院，书院藏书供院内师生阅读。

宋朝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印本书的推广，私家藏书楼越来越多，藏书楼在数量上远胜于前朝。

明代，刻书业的发达和书肆书商的出现，使藏书业达到又一高峰。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天一阁、菉竹堂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足以让我们信服。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编纂并入藏“七阁”，加上宫廷近百处藏书楼（阁），以及星罗密布在全国的近两千家著名私家藏书楼（阁），标志着清朝的藏书事业进入一个极其辉煌的时期。

［２］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官私藏书楼损毁严重，结束了古代藏书楼的辉煌。

１９世纪末，维新派在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并建学会藏书楼，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地学会被迫解散，学会藏书楼也被查封。

２０世纪初，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维新思潮重新涌动，加上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动，各地纷纷兴建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由此，古代藏书楼实现了向近代图书馆的嬗变。

2古代藏书封闭性的原因解析古代私人藏书家多数是将所获典籍庋藏高阁，秘不示人，使用者只限于家人或家族成员。

而官府藏书、寺院藏书、书院藏书也只是针对特殊人群开放的。

古代藏书的封闭性有其历史原因，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

２．１政治方面古代战争频繁，统治者争权夺利，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提高全民文化素质问题，有的甚至采取“愚民政策”。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社会集团统治者对图书实行封锁垄断，甚至进行残酷的禁书、焚书运动，强行扫除一切不利于封建精神统治的因素，将民众牢牢掌握在手中，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压迫。

君权至上的国家政治力量，严重限制和阻碍了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力，抑制了各种开放因素的生长。

２．２经济方面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生产一直比较落后，经济基础对古代藏书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官府藏书流通的范围，主要是在皇室成员和政府官员之间，读者面十分有限。

私家藏书者往往是那些富贵家族，受教育者都是膏粱子弟，而广大劳动人民因为生存压力所迫，没钱更没有时间享受读书，就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２．３文化方面官府藏书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就有明太祖朱元璋曾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的记载。

这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化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支配了几千年。

而私家藏书则受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滋生了藏书家狭隘自私的小农思想。

他们把图书看作私有财产，只可传于子孙而不可轻易传于他人。

如，唐代杜暹藏书万卷，曾在藏书题记中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皆不孝。

”明代范钦曾为天一阁立下“代不分书”、“书不借人，书不出阁”的严训等等。

二是藏书家担心藏书丢失损毁。

藏书楼是藏书家的精神寄托所在，没有人比藏书家更知道书籍聚散的悲喜哀乐，也没有人能够比藏书家更知道书籍的价值及其传承的意义。

古代读书人中确有不少优秀读者，但也不乏思想素质低下之人，他们借人图书或据为己有，或损毁污染，如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述：“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幼童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

２．４科学技术水平方面古代文字载体笨重，加上制作方式落后，大大限制了图书的出版，所中国古代藏书的封闭性与资源共享思想的发展高福宁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３５DOI：10.3969/j.issn.1001-8972.2011.04.069以古代图书数量不多，各藏书楼所能收藏图书更是有限。

藏书数量不多，也就谈不上藏书楼的开放了。

在漫长的藏书楼时代，文字载体经历了甲骨文、木牍简策、缣帛、纸，图书制作方式经历了手工抄写、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秦汉时期，文字载体以简牍为主，秦始皇每天要读１２０斤重的简牍资料，汉代东方朔给汉武帝写的一封信，两个人才抬得动。

简策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除了杀青、编简之外，抄写时，一手写笔、一手拿刀，写错了用刀削去，可见其慢。

在纸张普及之后，抄写图书也不容易。

清代蒋衡抄写８０万字的《十三经》，整整耗费了十二个春秋。

清修《四库全书》，先后聘用书工３８２６人，用了五六年时间才算抄写完毕。

［３］3古代藏书历史中资源共享思想的发展历代官府藏书都只限于在皇室成员和政府官员之间流通，不对社会开放，所以极大地削弱了其利用价值。

私家藏书不同于官府藏书，从出现私人藏书家，到出现私家藏书楼，一直到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整个发展历程中都伴随着资源共享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保护书籍孔子的后裔孔鲋，秦末儒生，博通经史，为避秦始皇焚书之灾，收其家中《论语》、《孝经》、《尚书》等书，藏于祖堂旧壁中，到鲁共王欲广其宫坏孔子宅时，方使各典籍的原貌重现世间，其功不可没。

３．２私人之间的借阅、馈赠、抄录、转录书籍东汉蔡邕，因赏识“建安七子”的王粲，将所藏赐书及秘阁抄书六千余卷相赠，成为使书尽其用的后世表率。

据二十四史之《晋书》记载：晋代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

又据二十四史之《南齐书》记载：南齐崔慰祖藏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明朝开始，抄书、刻书流行。

明清之交时的叶奕每见人有秘册，必借归抄录，至夜不休，又与钱曾相互传录各自所得。

３．３向朝廷或府学捐赠图书捐赠图书是为了让图书有更多的人去阅读。

南宋，陆游的父亲陆宰，曾任宫廷藏书处秘书阁的官职，金兵南侵时返乡隐居，筑双清堂、千岩亭，藏书万余卷。

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南宋朝廷设秘书省，诏求遗书于天下，陆宰献书达１３００余卷。

明代诗人左宗郢将３７０种积书悉数捐与府学，以资学者。

清朝，马日琯、马日璐兄弟藏书颇富，乾隆年间四库开馆，后人马裕献书７７６种。

汪如藻、邓大节、袁枚、汪启淑等亦有献书于朝廷之举。

［４］３．４开办书院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出现了由写本向刻本过渡的发展态势，带动了私家藏书楼的发展，私学蔚然成风。

唐初出现了私人治学的书院。

到了宋代，书院盛行。

《宋史胡仲尧传》云：“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

说的是至今还传为美谈的华林书院，是宋代国子监主簿胡仲尧在他的家乡创办的一所私人书院。

《天下一统志》中云：“四方之士来此游者常数百人”。

宋代著名文士苏轼、晏殊、杨万里、黄庭坚等，都曾到华林书院游历或讲学。

书院开办了两百余年，培养了大批人才。

３．５成立学社，互通有无，互相交流到了清朝，文献共享意识已逐渐为社会思潮。

除了书院、还出现了很多学社。

丁雄飞与黄虞稷制定的《古欢社约》尽出家藏秘本，互通有无，以“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５］。

黄虞稷除与丁雄飞有协议外，又常与江左诸名士约为经史会，以资流通借阅，又与周亮工之子周在浚共同发起征刻唐宋秘本藏书，得到众学者的响应。

３．６成立学会、学堂、报馆１９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清朝维新派积极倡议建立向公众开放的西式图书馆，以宣传西学，“开民智”、“育人才”、“救中国”。

１８９５年，维新派成立了第一个学会——强学会，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学会藏书楼——强学会书局。

还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

强学会之后，维新派人士在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学会藏书楼也随之纷纷设立。

据统计，从１８９６年到１８９８年年间，在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行省，先后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已达３００多所。

［６］虽然戊戌政变失败后，各地的学会被迫解散，学会藏书楼被查封，但因为这些学会藏书楼在对藏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均采用了西方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已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所以使得其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学会藏书楼被视为近代图书馆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