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_晓南_风波纪实_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_九_

专稿 法学1998年第2期1996年“晓南”风波纪实——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九)●郭道晖　春　扬 春扬(以下简称春):郭教授,您作为法学界一位资深的专家,对我国的法学研究状况了解较为全面,能不能请你就1996年在法学界发生的“晓南”风波的前因后果向大家介绍一下?郭道晖(以下简称郭):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96年5月,我国一家最有权威性的刊物发表了署名“晓南”的文章,题目是《当前我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开首就发出了耸人听闻的警示:“当前法学界有淡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

在列举了契约自由、权利本位、人文精神等几个学术观点之后,作者以最高审判官的口吻指责“这些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抹杀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根本区别,抽象地淡化共同适用的原则,迎合了西方的口味,是法学西化的一种表现。

这种倾向应当引起重视”。

然后作者进一步上纲:“淡化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主张“法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观点,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主张法学要现代化,就是“把法学的西化当成中国法学的现代化”;主张法有公法和私法之分的私法优先论,“实质是私有制优先”;主张“权利本位论”就是鼓吹资本主义的“个人本位论”;……等等,总之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并且,作者“晓南”称,上述观点所作政治批判性结论都是“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在京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上,所“认为”所“指出”的。

真是平地一声惊雷。

这期刊物一经发到法学界,特别是不明真相的地方上某些法学院系和法学科研机关,立刻引起了巨大惊诧:是否法学界真的出现了大的方向问题,而且已形成一种“倾向”?是否对法学界的一场“大批判”又“山雨欲来”?有的学校出于对权威杂志的信任和尊重,也立即采取了习惯动作,或在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或指示有关宣传、科研与教学部门认真领会,注意把关,紧跟精神,有的教师则四处打听该文的“背景”,诸多忖度,惶惑不安。

一些略知底细的在京学者,则或淡然处之,或嗤之以鼻,但碍于刊物的权威,也不愿多理会。

有些学者心怀余悸,为免麻烦,索性搁笔,不再涉及“晓南”文所批判的观点。

一时法学论坛又归沉寂。

春:这些“帽子”是够吓人的。

郭:还有更可怕的呢。

就在“晓南”文发表的同时,东北某省一个法学会的刊物则连续几期,每期2—3篇刊发参与“晓南座谈会”的一位知名教授署名或化名的文章,以更加专横的声调乃至人身攻击,连篇累牍地。

对法学界一些持新观点的人发动猛攻,升级到称这些人士是“顽固坚持这种理论的人”,在搞“各种西化阴谋”,直到“揭发”他们原是1957年受到“打击过重的、贩卖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资产阶级右派”“又以为时机已到”,跳出来上演一场“闹剧”。

这位先生自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说什么:“他(这位先生自己)除了怕对不起人民,怕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在天亡灵之外,是无所畏惧的。

”春: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您说的这位先生是称“怕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在天亡灵”吗?郭:是的,在这位先生笔下,马克思主义竟然已是“亡灵”了!真是骇人听闻!当然,我们无意断定这位先生是出于本意,存心咒骂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可能是他整人过热,以致头脑发昏,急不择言而又语无伦次所产生的笔误。

但迄今尚未见到该刊就此发表更正启事,这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不尊重。

春:真是“遥相呼应”,“珠连壁合”,满有声势的。

对这样激犯众怒的文章,相信法学界是不会沉默的。

郭:真理不容人们缄默。

在“晓南”文发表两周以春扬,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教师。

后,适逢《中国法学》杂志社召开编委会会议。

与会的编委们都是法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者著名学者。

由于事关法学研究与刊物的导向,与会者严肃认真地讨论了这篇文章,不约而同地一致批评这篇文章的错误政治思想导向与不道德的文风。

他们指出,这个所谓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就不代表法学界真正的声音”,“完全是武断和断章取义”,“把学术是非问题上纲为政治上大是大非问题,是重复过去搞大批判的错误作法”。

春:我看也是这样。

不过我想问一下,“晓南”文中所依据的材料究竟是不是文中所谓的“与会学者”的观点?郭:“晓南”文中所依据的材料,据说只是由某个“研究中心”召集几个学者在座谈会上的片面言论,仅是“一家之言”,不能反映法学界广大学者的真实意见。

就在那次编委会上,有的学者还建议法学界自行召集真正有代表性学者来讨论法学界的形势,请那家权威杂志的总编“亲自来听听法学界真正的声音”。

有的学者更尖锐地指出:“奇文共欣赏”,这篇“奇文”既不署作者真实姓名,又没有讲是哪些“专家学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加了由谁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对所指责的观点又无有根有据的出处,也很少有根有据的论证,通篇只是武断地堆砌一些帽子,说明作者的“底气就不足”。

同时,对权威刊物登出这种不象样的文章,有损其形象,甚表惋惜。

会后,有的编委即去电话询问该刊总编辑刊发此稿的情况,并将参加编委会的学者的上述发言情况报送了该刊总编室参酌。

各地有些学者也纷纷去信表示质疑和不满,要求该刊予以澄清,挽回影响。

春:权威杂志的总编室有什么反应呢?郭:这个我将在后面谈及。

还是接着说法学界的反应吧。

1996年6月,上海《法学》刊登了丁以升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评当前法学界的一种新动向》一文,对晓南的文章中“令人震惊”的“看法”,提出了反批评,较详细论证了“契约自由并非自由化”、“私法优先并非私有制优先”、“权利本位并非否定义务”、“法律移植并非全盘西化”等观点。

1997年《法学》第4期又刊登了陈桢的《1995—1996年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是非》长篇论文,对晓南文及前述那位参与该座谈会的知名教授的几篇论文中所“引导”的观点,作了较详实的反驳,表示“坚决拒绝所谓当前法学界方向有问题的谬论”,并建议法学界把近几年来不同观点文章汇编成册,记录下法理学研究史上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他还作为“优秀第一读者”参加了权威杂志于1996年12月19日至20日在京举行的“部分优秀第一读者座谈会”。

会上,应该刊总编的主动邀请,他作了半个钟头的发言,严厉批评了晓南的文章,指出它已造成了不良影响,并认为该刊发表此类文章,有损声誉。

据悉,该权威刊物总编辑在听到了对晓南文的各种不满反应后,一再向法学界人士表示:总编事前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是由该期的值班编辑刊发的,不代表总编室的意见,更不代表中央的意见,完全是作者个人的看法。

随后在一次该刊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他严肃批评了刊发该文的错失,并批评有关责任编辑,对于这样一篇事关法学界重大问题的文章,为什么不事先作些调查?“法学所就在我们对面,走几步路就到,为什么不事先征询他们的意见?”以致刊出这样一篇脱离法学界的实际和脱离广大法学工作者的文章?其后,该刊负责法学方面的政治理论部副主任(他也声明晓南文不是他经手刊发的)亲自撰写了另一篇《关于法学理论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发表于该刊1996年第21期),就“法律移植”、“私法优先”、“权利本位”等观点,完全作为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对不同观点作了客观的综述,未作学术是非判断,更未作任何政治上的评断。

发表这样的综述文章,表明该刊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进行学术探讨的,从而实际上否定了晓南文的政治批判,以挽回影响。

春:真是权威刊物,这种从侧面挽回影响的方式还是挺恰当的。

郭:这种以学术综述方式弥补政治批判失误,是该刊的习惯做法。

过去,在90年代初,该刊亦曾刊发过把“权利本位论”上纲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政治理论基础”的文章,引起法学界的质疑与反对。

后来,该刊就发表了一篇有关权利、义务的讨论中各种不同观点的综述,并声明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以示纠正。

春:原来“事出有因”。

挽回影响的工作到此结束了吗?郭:还有,该刊还在其《编辑工作通讯》(1997年第27期)上刊发了其“优秀第一读者”陈桢同志在座谈会上批评晓南文的发言(前面已述)。

这可以说是表明了该(下转第7页)家赔偿法”对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调控;“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的调控,等等。

然而对国家事务具有全方位影响力的执政党除了一条依宪和依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之外,却没有具体调节它的法律。

这很容易使党的活动凌驾、游离于宪法、法律之上。

在这种情形下,党是否依宪、依法办事,只是一种弹性的道德期望,而不是大致确定的法律预期。

如果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依法行为的道德觉悟高,则是推动法律发展的极大动力;反之,一旦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依法行为的道德觉悟丧失,那么法治必将因此而面临挫折。

可见,那种弹性的道德期望是没有保障的;只有为政党、尤其执政党制定具体的、明细的,在实体与程序上既有权利赋予、又有义务约束、还有可诉的责任追究机制的法律,才能使党应服从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实践化、可操作化。

笔者认为,如果说近年来通过立法对国家各权力主体进行法律调控是中国迈向法治、实现民主的重要立法标志的话,那么,制定政党活动法、尤其执政党活动法便是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立法里程碑。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责任编辑:王　申)上海东信律师事务所地址:上海浦东东方路877号 嘉兴大厦5楼 邮编:200122 传真:6752828　电话:68752525　68752255　主任:张金城(上接第3页)刊编辑部的态度。

春:终于“峰回路转”,晓南风波应该划上句号了吧?郭:可以这样说。

这场风波由来势汹汹,到风平浪静,没有溅起几滴浪花,就哑然而止了。

春:郭教授,您能否谈一下对晓南风波的看法?郭:时代不同了,如果现今还坚持过去僵化的观念和“大批判”的手法,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晓南之文企图利用几个所谓“与会学者”的“一家之言”,借助权威刊物以势压人,一开始就注定其只是一场闹剧的命运,不但“无功而返”,反而弄巧成拙。

因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本身才是权威,依靠权力或外来权威是压制不住真理的光芒的。

由此我想到一首宋词:“昨夜雨疏风骤,……却道海棠依旧”。

晓南之文只是一个小插曲,法坛之花照常开放。

春:晓南风波虽然结束了,但它给人们带来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您能不能就这方面再谈谈?郭:如今法学研究呈全面繁荣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1992年2月,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象一阵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也催醒了沉闷的法学论坛。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法学界许多学者闻鸡起舞,突破禁区,开拓新路,对某些长期以来被弄僵了或被曲解了的法学原理,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有益的探索与审视,提出了一些发人思考,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的新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法学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和时代特征,正以其新的生命力,迈开步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