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险管理——中国经济正在悄悄发生这九大变局
- 格式:doc
- 大小:24.50 KB
- 文档页数:4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一、国际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虽然一些热点地区摩擦不断,但大国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所以主要风险仍然来自经济领域,主要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带来的全球性通缩。
整体而言,西欧和日本风险不大。
新兴经济体、东欧个别国家,以及大宗商品输出国,则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由于美元加息时点有所推迟,因此,风险可能会在年底到明年年初出现。
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式的波动,中国将面临较大压力。
二、中国经济失速由于长期依靠房地产和政府主导的低效投资来拉动经济,中国经济如今陷入了困局。
深化改革,通过激活民间创新、创业来拉动经济,仍然需要时间。
这里面关键因素是政府要收回“有形之手“,IPO注册制改革真正实施,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得到完善。
但眼前的问题是,民间投资仍然无法取代政府和国企投资。
为了保增长,必须让政府和国企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这,则意味着民间资金仍然受到某种抑制。
因此,有学者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是不允许经济下滑。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经济真的失速,出现大量失业,改革就失去了基本条件,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悖论。
三、过度保增长过度保增长,必然是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地方政府和国企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些都有悖于“深化改革”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中国广义货币M2增速只有10.1%,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仍然高于官方的消费物价指数0.75个百分点(没有出现负利率),从货币政策上说,没有发生“过度保增长”的情况。
至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不是规模偏大,存不存在未来效率偏低等问题,是值得推敲的。
事实上,GDP更有质量地增长5%到6%,显然会比简单增长7%更有价值,更能保障就业,也更少留下后遗症。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强求高增长负面作用非常大。
四、失控的牛市短期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已经不是来自房地产,而是股市。
这种全民性的癫狂,带来了过高的“杠杆”(借钱炒股),过高的市盈率。
[变局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新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开始动荡,处于变局重塑之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重塑过程之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更加错综复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八国集团地位衰落,二十国集团地位上升,但世界政治经济多极格局尚未形成。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有利于中国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但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难度。
(1)中国要平衡中美之间在国际战略、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与影响力。
金融危机后,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实力排序和重组阶段。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实力不断增长,开始从单纯遵守国际规则向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转变,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元依然是世界上不可替代的中心储备货币。
虽然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有所弱化,但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将继续维持。
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依然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明显处于弱势。
同时,美国也绝不甘心放弃主导世界的地位,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美国能够、必须而且愿意领导新的世纪,即使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领导。
”可以预见,美国会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各种障碍,来阻止中国的崛起。
因此,中国需要和美国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无论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核安全问题,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2)中国要化解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不断强化的竞争关系。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其他经济体或大国如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等依然重要。
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英国的兴起,还是德国、美国超越英国,决定大国兴替最关键的因素是生产力的进步。
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竞争对手逐渐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我国不仅在获取战略资源方面,在人才、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将会越来越大。
《新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题库第一章总体国家安全观总论1、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答案要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四重内涵,包括发展的安全观、辩证的安全观、包容的安全观、人民的安全观。
(1)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揭示了发展与安全关系的本质,其立足点不是单纯的安全视角,而是将安全问题放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大视野中去审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安全与发展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高度融合,有机统一。
(2)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唯物辩证法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最新实践,突破了过去“安全观”只强调国际安全忽视国内安全的局限,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一于国家安全,将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紧密联系起来,更加完整、全面地认识国家安全。
(3)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摒弃了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理论等旧思维,超越了“你输我赢,你兴我衰”,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体现了合作共赢、以共同安全确保自身安全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
(4)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是检验国家安全的根本标准。
维护国家安全最终是为了人民,维护国家安全最终也需要依靠人民。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贯彻和实践,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的内在关怀和重视,找到了国家安全的最终归宿。
2、总体国家安全观各领域的关系?答案要点:国家安全的各安全领域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是有机的整体。
人民安全的国家安全的根本宗旨,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军事、科技、文化、金融、社会等安全是保障,促进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安全是依托。
(1)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内部安全”“外部安全”不可分割。
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与对策1.金融风险:中国金融体系存在风险隐患,如高债务水平、投机性资产泡沫等。
为应对金融风险,中国可以加强金融监管,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以及完善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
2.外部冲击: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国可以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3.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等。
为解决结构性问题,中国可以加快结构性步伐,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4.劳动力市场问题:劳动力市场存在问题,如劳动力供求不平衡、工资增长过快等。
为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中国可以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5.政府债务问题:政府债务水平较高,可能对经济稳定造成风险。
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中国可以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债务增长,优化债务结构,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
6.环境问题: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如污染问题、资源短缺等。
为解决环境问题,中国可以加大环保投资,推动绿色发展,加快转型到可持续发展模式。
7.不平等问题:不平等问题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为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国可以推动收入分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因素和对策有很多。
通过加强金融监管、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推进结构性、优化劳动力市场、控制政府债务、加大环境保护投资以及解决不平等问题等措施,中国可以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要警惕九种“危机”
佚名
【期刊名称】《当代社科视野》
【年(卷),期】1994(000)0Z1
【摘要】魏加宁撰文《经济波动与高速增长》,提出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中国至少应对可能发生的以下九种重大危机引起高度的重视。
1、粮食危机。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思想上的"重农主义",实践上的"轻农主义"。
"重农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工业化的进程,使我们在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包袱,牵扯着各级领导的大量精力;然而实践中却又常常是农业政策不落实、支农资金不到位。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几乎无不对农业进行补贴。
日本自二战失败以来,实行对美"一
【总页数】3页(P28-3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4
【相关文献】
1.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观点综述 [J], 蔡庆悦
2.警惕中国经济四大“杀手”——徐滇庆:把危机意识提到最高点 [J], 郭芳;杜娟;蒋卫武;孙晓青;宋近双
3.高速公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高速公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 韩杰
4.金融危机将结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 [J], 约翰.安;丁海
5.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十大原则──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学的危机与走向 [J], 丁栋虹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我国经济呼之欲出的新危机我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一系列新的挑战的出现,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首先,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
由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依靠债务推动,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迅速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300%,远远高于国际安全线。
这种高额债务极大地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其次,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过去几年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传统产业。
这导致了一系列产能过剩问题,如不断增长的钢铁、煤炭和水泥产能。
产能过剩不仅导致资源浪费,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第三,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许多制造业企业不得不将生产线转移到低成本劳动力国家,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社会问题。
此外,我国经济还存在着金融风险和不平等增长的问题。
金融体系的规模庞大,却缺乏足够的监管和风控能力,容易出现金融风险传导和金融危机。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不平等分配问题也日益突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加大。
为了应对这些危机,我们国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我们需要加大债务整顿力度,控制债务增长速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其次,政府需要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淘汰和整合,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同时,还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
此外,政府还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完善金融体系的监管机制。
同时,还应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我国经济面临着新的危机,但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
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中国经济将能够克服当前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变局”与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科技格局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大变局”。
面对这种大变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正在经历着从“跟跑者”到“赶超者”的转变,这其中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拥抱变革,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应对挑战,迈向更加繁荣、更加富强的未来。
一、大变局与中国发展的新机遇“大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多重挑战同时出现的新格局。
这种多重挑战的新格局不仅提醒中国要倍加重视内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挑战,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从容应对挑战、主动抢占机遇的时间窗口。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应该坚持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抓住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主动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
中国还应该抓住国际合作的机遇,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合作的需要变得更加紧迫。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多边主义,推动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提出更多有利于全球发展的倡议。
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粮食安全等,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合作的平台,积极推动解决这些问题,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的新动力要把“大变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改革开放是必须要做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在“大变局”中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关键所在。
当前,中国要赢得世界更高水平的竞争,就必须以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不断开放中扩大发展空间。
在改革方面,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主体,以市场为竞争机制来推动各项改革。
只有通过市场逐步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才能让企业走上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还应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优化产权制度,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扬以及全民创业的热情。
我国经济年度风险分析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下是我国经济年度风险分析的几个重要方面:一、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我国面临着外部需求下降和出口市场萎缩的风险。
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不仅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了市场准入和关税障碍,还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二、金融风险和债务问题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金融杠杆率过高、不良资产增加、影子银行风险等。
过去几年以来,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较为突出。
高杠杆率和债务问题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对经济稳定产生影响。
三、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我国一些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这导致这些行业存在严重的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风险。
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导致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压力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保障问题逐渐凸显。
人口结构的转变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这可能影响到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五、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经济风险。
随着环保压力和资源限制的加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将受到严格的政策限制,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制约。
在面对这些风险的同时,我国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和措施。
例如,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等。
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和积极应对措施,我们有信心应对不确定性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上面提到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方面,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应对风险。
首先,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加强多边和双边合作,寻求更广泛的市场,减少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
其次,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鼓励外资进入,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益和质量。
同时,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
李佐军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正在发生如下十个方面的经济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
自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超高速增长领先全球,创造了人类史上大国持续增长的奇迹。
但在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2.1%的高点后,一直持续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且经济底部尚未探明,未来继续下行的概率很大。
这已超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范畴,属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范畴。
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其原因有:“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饱和了;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了;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拉动GDP增长的能力减弱了;国际环境总体不如以前了;基数很高后导致基数效应作用减弱了等。
变局二:“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变局三: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10.6%;2013年三产占比达到了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43.9%,2014年三产占比达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
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
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变局四: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
中国经济面临九大问题与挑战(下)李佐军2012-08-08 11:02:43 来源:《上海证券报》2012年08月08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带来挑战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面临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型;二是由原来主要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型;三是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转型;四是由原来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投入转型。
中国必须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否则中速增长都可能难以实现。
问题是这种转型容易吗?很可能不那么容易。
历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经历过这种转型,但没有转好,最后陷下去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了。
我们现在也面临这个挑战。
如,外需不行了,就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不那么容易,因为扩大内需需要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消费,需要解决其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等问题。
增加收入需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调整既得利益格局,这就涉及一系列深层次制度变革,而这些变革需要的不仅是时间。
原来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后要更多地靠社会投资了。
但社会投资是用自己的钱投资,投资者会很谨慎,要判断投资的收益大不大、风险高不高。
如果投资者感觉到风险较高、回报不够多,就不愿意投,宁愿选择观望和投机。
原来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如资源、劳动力等),今后要主要依靠高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拉动经济增长。
一般要素我国具有一些优势,但高级要素则相对稀缺。
要转到依靠高级要素来拉动经济增长,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正面的竞争。
要利用高级要素,我国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产权保护,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若增长动力结构转型不到位,则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兴产业成长、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就很难实现。
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带来挑战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较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
变局一:“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运用“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拉动消费。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它们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变局二: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10.6%;2013年三产占比达到了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43.9%,2014年三产占比达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
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
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变局三: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
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变局四:城镇主导社会翩然而至。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较2010年的49.95%提高了1.32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城镇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2014年城镇化率提升到54.77%。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
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变局五: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
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
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六: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1990年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至2010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年抚养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预计2030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年抚养比将达到62%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
变局七: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
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变局八:“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变局十: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
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平均主义盛行的现实,我们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当时的效率诉求更为强大。
但当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虽然效率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公平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了,公平诉求更为强大了。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
年为0.473。
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
因此,近年来
我们开始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开展精准扶贫等,以满足公平诉求。
但解决公平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以上九大经济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国在认清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力争抓住其中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