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时代 ——读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陈克艰 在如今“思想史

第二步是文帝、景帝削灭前帝之封而代之以己子之封。文帝依赖前帝所封诸 侯王，“卒折诸吕之难”，但是载舟之水，亦能覆舟，向称仁慈朴素的汉文帝，在 削弱构成威胁的“较疏者之权”，以“张自己之势”这件事情上，一点不手软，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予夺之际，同样有力量的客观逻辑在。
关于这两步，徐先生点出太史公《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叙》中，“特以‘形 势’二字贯穿全文”，从而对比到武帝时的第三步，“再没有客观的形势，要求他 封子为王；而他仍须封子为王，乃出于为了维护皇帝绝对崇高的身份地位”。5经 过这三步，至武帝成色十足的皇帝专制的大一统郡县制里，封建仍有名义的存在， 但已不过是皇权的装饰。这种“封建专制”的中国特色，只要与法国的情形比较 一下，就很清楚了：法国大革命推翻的旧制度才是真正的封建专制，它建立在国 王、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彼此间的封建关系（权力和义务）的基础之上， 国王的专制权乃存在于封建特权的秩序中。（参 David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P·26、27）
徐复观以其对先秦两汉文献的熟悉和通解，加以明晰有力的思考运作，铆准 诸多关目，深入疏理，重彩塑述，为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转型期，展示出活生生 的形态和动态。这对于他后两卷中的思想专论，与其说是“背景篇”，不如说是 “环境篇”。背景与人物活动是疏离的，环境则将人物活动置于其中，且因人物 活动而生色。后两卷论贾谊、论董仲舒、论司马迁、论刘向歆父子、论扬雄、论 王充、论《盐铁论》、论《吕氏春秋》、论《淮南子》，在在都联系着政治、经济 和社会，联系着论主的遭遇和心境，断不是平铺直叙的“思想传记”，更不能以 现下流行的“思想史新写法”所秉持的形式主义浅薄看法，视之为什么“点将录” 或“点鬼簿”。
一、写出了一个时代
我读《两汉思想史》，最大的感受是：它整全地写出了一个时代。 从西周以血缘名分为纽带的封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演化为诸侯割据、邦国 林立、天下趋于诈力的战攻之世，到秦汉大一统帝制的开创和完成，中国历史经 过了最大的转型。这是一个曲折艰苦的过程。秦始皇建立郡县制的基型，书同文， 车同轨，成绩不小，但他搞的是大跃进；秦朝短命覆亡的原因，暴政只是一方面， 陈胜、吴广只是导火线，潜伏的六国之后力量仍极为强大，才是主因。秦始皇“徙 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原有防范的用意，但防不胜防，导火线一拉，四方 豪杰，乡风而起，虎狼之秦便一时瓦解了。司马迁作《史记》，有“世家”一体 例，与“本纪”、“列传”并立，就是专门给旧贵族立传的。太史公要反映出秦汉 之际旧贵族仍然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强大存在，“例意”十分清楚；致于陈涉也 入世家，那是破“例”，表明太史公对这个人的重视。后来的正史，除了欧阳修 《新五代史》，就再没有列传之外的世家体例了。而欧阳修之所以写十国世家， 乃是认定“以五代之君而视十国，夷狄之则未可也。”2十国不是夷狄，“五代之
仲舒的哲学，是一个充满道德意味的天的形上学，并且这个“天”，还会直 接干预人事。他大讲灾害怪异，说天降灾异，乃是谴告人主，要人主“任德不任 刑”，要人主“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人主“强勉学问”，“强勉 行道”，等等，等等。和贾谊一样，对这一人专制的政治，仲舒认了，也和贾谊 一样，他“想给此一体制以新的内容，新的理想”。16贾谊从合理化官制着手， 仲舒则直指皇帝的本心；他认识到：“大一统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最高政 治权力的‘权源’”，但要“想由个人的人格修养来端正和消解这种权源之地，几 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到天的哲学中去，加上形上性的客观法式，希 望由此以把权源纳入正轨。”17
除了分封问题，围绕“一人专制政治的确立”这一关键，徐先生还研究了众 多其他问题，其中我读后印象最深的，是对“宗法向社会的转移”以及“中国姓 氏的演变”这二题（总起来是一题）的多方论述。宗法制度，本来是贵族统治人 民的政治制度，故徐先生指出：“汉儒以宗法仅适用于大夫以下，而不适用于诸 侯、天子”，是一种误解。然而，此一误解正反映了“宗法制度下逮于社会的实 况”，6徐先生的研究，正是要探明“宗法由政治转移于社会所发生的不同意义与 结果”。7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宗法乃是封建的遗存，就像被皇帝专制消化了、 所以又保留了的封王建侯一样，这是直线条的历史思维。徐先生独能顺着历史具 体的脉络开掘，于此一分为二，得出其坚确不移的论断：名存实亡的封建不过是 “专制政治节目中的一部分”，而强宗大族则构成与皇帝专制政治的张力。他说： “宗法由政治转移到社会，统治的关系没有了”，“于是宗法中的亲亲精神，乃成
1 《两汉思想史》，华东师大新版，卷一，三版改名自序，P·1。以下凡引本书，只标卷数、页码。 2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版，册三，页八八一。
君”的正统地位也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 汉承秦敝，接受教训，所作的主要“让步”，与其说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不如说是重新实行分封。当然汉初的分封与西周封建是本质上不同的，用现在的 时髦话来说，那是把本来与大一统郡县制相矛盾的一个外在的体制，重新收纳于 大一统体制之内，然后再慢慢地处理它，走的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渐进改革之路。 徐书卷一《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一文，对这一过程作了极为精确的分析 和论述。
徐先生在卷一的自序里说：“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一种大的演 变。演变的根源，应当求之于政治、社会。尤以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确立， 及平民姓氏的完成，为我国尔后历史演变的重大关键，亦为把握我国两千年历史 问题的重大关键。”整部书的宗旨所在，一句话就交代清楚了。
卷一最初（1972 年 3 月）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时，书名为《周秦汉政治社 会结构之研究》，徐先生将其作为“背景篇”先行印出，当时之所以不用《两汉 思想史》为书名，徐先生自云：“是因为生活播迁，年龄老大，对能否继续写下 去，完全没有信心。”1至 1975 年将新成的七篇专论汇印时，徐先生才题之曰《两 汉思想史》卷二，并在自序中说 1972 年的书可称为卷一。卷三于 1979 年在台湾 出版，卷一卷二后来也在台湾再版。收在这三卷里的，都是一篇一篇可以独立单 行的专论，它们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徐先生有心写卷四，现 行三卷中没有关于东汉经学和纬书的专论，想必在卷四的计划内，但是卷四未能 完成，徐先生逝于 1982 年，赍志以没，在读者，也是莫大的遗憾。
但如仅仅据此而认为贾谊是一个法家型的权谋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徐先 生细读并考订“文字讹夺，简牍错乱”的现行《新书》，全面周到地审察了贾谊
8 同上 9 同上 10 卷一，P·167。 11 卷二，P·81。
的“思想领域”，从而论定：贾生虽出入百氏，而其思想中占最重要地位的，仍 是儒家典籍；他“深通《左氏》自不待言，但《左氏》外，更深于《礼》及《诗》 与《易》”，“《新书》中引用《诗》与《易》，皆妥帖而不泛”。12贾谊借“过秦” 而“规汉”：“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异势只是外缘，仁义不施才是 种因。为了实施仁义，《新书》中有整套理想政制的规划，把当时多数的官名都 弃置不用，徐先生说：这是要“从职位及职掌上把这大一统的政权，使其合理地 具体化。”13这样的设计，没有丝毫的现实可行性；但就是这同一个人，他解决 现实政治问题的《治安疏》，却又是那样地有效。两相对照，至少意味着，在大 一统的皇帝专制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面前，贾谊始终坚持着儒家仁政、礼治的理 想。理想政制的规划是不能以现实不现实来说的，因为它是理想；而固守理想是 需要精神力量的，特别对贾谊这样受到皇帝重用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徐复观所 说的“压力感”在贾谊身上的表现，也许显得太过乐观，然而须知，贾谊毕竟是 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就死了！
3 《汉书》，中华书局版，册七，页二一六二。 4 同上，页一八七八。 5 卷一，P·102。 6 卷一，P·60。 7 卷一，P·61。
为我国二千多年来，社会组成的坚韧的纽带”，“永嘉之乱，能渡江南去的，或渡 陇西去的，多是强宗大族。能立足中原，保持中国文化于夷狄之中的，依然是强 宗大族。强宗大族是专制政治的敌人，但却是民族动力的保持、推进者。”8徐复 观不是守旧派，他清醒地看到，任何制度都有其经济含义，在论西周封建秩序崩 溃的一文中，他讨论过“封建社会在赋税重压下的解体”，关于专制政治下的宗 法制度，他又说：“此一由宗法精神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当然会由经济的变化而 日趋于瓦解，以形成新的结构。”9值得注意，徐复观对宗法社会的看法，与陈寅 恪在魏晋隋唐史的研究中对同类问题的看法，颇多符同之处。
再举董仲舒为例。徐先生总论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 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 念世界中观想。”14形上而仍住于现实，这一特质在董仲舒的思想和哲学上表现 最为明显。仲舒的时代，大一统专制政治已趋于成熟，闲豫侈泰的汉武帝，想听 听“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了，于是仲舒得以贤良对策。董仲舒是个严肃方正的 人，皇帝请他上课，要他讲哲学，他就老实不客气，把下帷发愤、“三年不窥园” 的成果，一整套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学说拿来认真讲了。徐先生说《贤良对策》 “是《春秋繁露》的拔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浓缩本”，15由于受到册问对答条 件的限制，《贤良对策》反能更直截地表现仲舒思想的真实动机。
二、压力感与理想主义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书中《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一文，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各思 想专论的导论。徐先生引文帝时贾山《至言》：“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 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形象地表 达出“西汉知识分子对由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而来的压力感特别强烈”，“这与 战国时士人对人君的觉感，可以说是天壤悬隔”。进而，徐先生对这种压力感在 不同时期的区别又有精辟的断制：“西汉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多来自专制政治的 自身，是全面性的感受。而东汉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则多来自专制政治中最黑暗 的某些现象，如外戚、宦官之类，是对专制政治自身已经让步以后的压力感，是 局部性的压力感。”10当然这是就两汉知识分子的总的“人格形态”，两汉思想文 化的总体方向、“基本性格”而言的，并不可以机械地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
思想与时代
——读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陈克艰
在如今“思想史”特别行俏的内地读书界，徐复观先生的这部大著，本来应 该是有很多读者的。然而，两岸虽近，彼书难得，我个人曾在冷摊掏得一本卷二， 致于全书，一直无缘得观。年前，华东师大出版社决定将《两汉思想史》重新排 版印行，责任编辑陈丽菲小姐命我先读一遍台湾学生书局的原版影印件，遇有错 讹衍漏，随时作些校订，这样，比多数的大陆读者，我有先睹为快之幸。
以贾谊为例。卷二《贾谊思想的再发现》一文，对这位不世出大才的丰富而 曲折的思想作了充类至尽的论述。贾谊雄才大略，博学于文，立场超迈，眼界开 阔，思想既有现实感，又富理想性。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招为博士，不满一年，超 迁为太中大夫。因其有现实感，他对秦的统一和法家思想给予一定程度上积极的 承认，更在上文帝《治安疏》中，就“诸侯王僭拟”的严重问题，提出“众建诸 侯并少其力”的战略性政策主张；多封一些诸侯，让他们各自少一些力量，后来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按照贾谊的思路。“此一政策，经晁错、主父偃的继续主张， 历文、景、武三世而卒得实现”，11《汉书》传赞称：“谊之所陈略施行矣”。
第一步是高祖大封功臣异姓王，然后逐一剪灭，代之以同姓诸侯王之封。当 楚汉逐鹿、鹿死谁手尚属未定之天的时候，蒯通曾以“三分天下”说韩信：“天 下之权在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 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3蒯通对天下大势、力量对比有天才的直觉，如果 韩信听从了他，未尝不可以收“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的胜果。刘邦登基，本是 靠了韩信这些人的力量，试想怎么能不给他们以适当的安顿呢？然而，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试想迫于形势的临时安顿，又怎么能够稳定呢？韩信被吕后使计 缚斩，临命叹曰：“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4可谓致死不悟， 因为这不是“天意”，这是力量的客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