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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袁枚哀悼诗中看性灵作者：李建华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02期摘要：袁枚的哀悼诗哀悼对象广泛，诗歌容量较大，创作中秉承了“性灵说”的诗歌理论，在主张抒写真性情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突出了“性灵”的特征。
关键词：哀悼诗；性灵；性情；灵机中图分类号：I207.2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02-0128-02一、引言作为清代“性灵说”的主要倡导者，袁枚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灵”观。
“性灵说”的内涵包括性情和灵机两方面内容。
前者强调诗歌的主体性和内容表现的特点；后者突出诗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和作用[1]。
“性灵说”要求诗人作诗既要有真情实感，又要有灵敏的悟性和高超的文学才能，如此才能创作出上乘佳作。
袁枚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成就颇高。
其哀悼诗的创作贯穿诗人从青年到晚年的全部创作阶段，其真挚的情感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性灵说”的诗歌主张。
二、哀悼诗中的真性情袁枚所谓的“性情”实指具体可求的“情”，借以代替抽象空洞的“性”。
这决定了他性灵说“性情”的含义与理学家的“性情”分道扬镳，而落实在“情”上[2]396。
袁枚主张“提笔先须问性情”[3]359，他认为“情以真而愈笃”[4]、“诗情愈痴愈妙”[5]132可见诗人所倡导的性情实质上就是指真性情、真情，诗人强调诗之情不仅要真，而且要深厚、浓郁。
“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
”[6]要“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7]184。
《小仓山房诗文集》共收录袁枚哀悼诗202首，字数最多的一首达660字，涉及哀悼对象87人。
从形式上看长短有别，句式不等，字数不一，创作手法不类；从内容上看哀悼对象的身份不同、年龄不同、逝去的原因不同、与作者的关系也不同。
然而在200余首的哀悼诗中却灌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即作者的真情。
浓郁厚重的父女情、父子情、夫妻情、兄妹情、翁婿情、甥舅情、知己情、同僚情、挚友情、同年情、知遇之情、文人相惜之情，充溢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寄托着生者无尽的痛楚与对逝者无限的哀思。
关于[袁枚的“性灵说”（上）]的字幕:∙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十三讲，袁枚的“性灵说”清代袁枚的“性灵说”。
袁枚是清代乾隆皇帝时代的江南才子，也是著名的一个文学评论家。
他的诗话代表作就是《随园诗话》，这是很有名的。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乾隆时候的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的知县，然后他辞官后就居住在江宁，就是现在南京附近的江宁。
他在小仓山修了一个园林，号随园。
∙他后来写的一些书都是以随园命名，像《随园诗话》等。
他的书信颇具特色，他的诗歌，多抒发其闲情逸致。
所以袁枚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才学，有才华的一个文人。
∙他的文学批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性灵说”，“性灵说”他的文学批评的思想继承了晚明思想解放者的观点，特别是公安三袁和李贽、汤显祖等人的思想。
在学术思想上，袁枚反对盲目地崇拜圣人经典，他对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就是乾隆年代的汉学考据也表示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因为他认为宋学空谈性理，固然不好，像程朱理学。
但汉学就是从汉代，因为乾嘉考据学主张就是继承两汉的学术，他认为两汉的学术更有弊，为什么呢？两汉的学术引导读书人钻牛角尖，在考据当中讨生活。
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袁枚的思想是比较解放的。
下面我们来谈袁枚性灵说的第一个问题，一“性灵说”什么是性灵？什么是袁枚的性灵说？袁枚性灵说的真髓，就是对于性灵的倡导。
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安三袁当中的老二袁宏道，在《序小修诗》当中，∙曾经称赞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诗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以最早的性灵说是从公安三袁来的。
袁枚谈性灵也是继承了公安派的性灵说，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袁枚的性灵说又和公安三袁有所不同，他有明显地针对性，∙这就是反对乾隆皇帝的沈德潜的诗教说与格调说。
沈德潜是乾隆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诗歌批评家，他写过五格诗的别栽，也就是《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还编过《古诗源》。
清诗概述48性灵说之袁枚清诗概述48——清史札记之四十四我楚狂人四、清诗流派184．性灵说1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
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性灵说可说是明代公安派的余绪，其代表人物袁枚，前文在“清代散文”中已经说过，这里先说袁枚的诗歌。
（1）袁枚与他的诗1袁枚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主张的“性灵说”在当时独树一帜。
“性灵说”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
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
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
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
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
其实，袁枚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
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性灵说”与袁枚小诗创作尚志会（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２２６０１９）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１９作者简介：尚志会（１９９５—），男，安徽阜阳人，南通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袁枚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诗人，同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
他的诗学主张“性灵说”，即诗歌之美贵在直抒胸臆，贵在自然。
袁枚创作的小诗，具有形式小、选材小、立意新、情感真、语言平易、注重对细节的捕捉等特点。
袁枚小诗创作特点与其诗学理论相呼应，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对清代中后期诗坛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性灵说”；袁枚；小诗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３１８（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７８－０４ 袁枚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诗人，同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
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从科举及第到翰林编修，继而到地方任官与辞官归隐。
他在江宁随园度过了长达五十年的世俗生活，而这五十年为中国文学发展史造就了一位极具创作活力的文学家。
袁枚一生著述颇多，如《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
他在《随园诗话》中力倡“性灵说”，其诗话采诗的标准亦为“性灵”。
“性灵”就是浓厚的情感和灵敏的感觉，即内在的灵感。
［１］这一理论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个要素。
一般，我们将袁枚诗歌中力主“性灵”的诗称为“性灵诗”。
《小仓山房诗集》是袁枚诗学理论主张的具体实践，也较为完备地展现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张。
袁枚的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小诗创作，这些小诗创作饶有谐趣，从形式到内容都较好地表现了他的“性灵”之学。
一、形式之小，重在性情 王英志先生编撰的《袁枚全集新编》收录袁枚诗四千四百余首，其中小诗占相当一部分，有些径直以“绝句”为诗题，如《山居绝句》《诗毕后再题一绝》《戏谢二十四绝句》《偶作五绝句》《偶作三绝句》《杂书三绝句》《牡丹花·别赠花三绝句》等，不胜枚举。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段宗社
【期刊名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41)001
【摘要】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
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
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
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总页数】5页(P101-105)
【作者】段宗社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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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有心情在——由袁枚山水咏物诗看其性灵说的自然旨趣 [J], 张绍华
4.袁枚性灵说的诗学价值 [J], 雷娜;胡慧荣
5.废名“诗的内容”说与传统性灵诗学——兼论其对中国现代抒情诗理论的建构意义 [J], 赵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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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作者：石玲来源：《求是学刊》2013年第06期摘要：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外，还承载了哲学和思想的使命，袁枚性灵说是该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表达，具有历史风向意义。
这一时期文学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彰显出士人生存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
性灵说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对生命自主的强烈诉求，与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
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与探寻成就了该时期文学穿透历史的深刻。
性灵说中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民主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关键词：清代文学；袁枚；性灵说；历史风向作者简介：石玲，女，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21-07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家不仅具有文学家的敏感与率真，同时还兼具哲学家、思想家的高度和深刻。
本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及袁枚的《随园诗话》等，都对社会问题或者人之存在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
《儒林外史》对科考与士人关系的思考已经指向制度的层面，小说结尾“四大奇人”的出现体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的探寻；《红楼梦》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叩问，表现出生存的高度自觉；《随园诗话》强烈的个性思想与自我意识是江南士人人生态度与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综而观之，乾隆时期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地区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
换言之，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与否定、生存的自觉意识等，在乾隆时期江南地区士人中带有某种普遍意义，而袁枚性灵说正凝结和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追捧，“专讲性灵，一时风靡”[1]（P5113）。
2021年第15期18文学研究论明清诗歌之“性灵说”张逸淼在细谈“性灵说”这一概念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文学派别，即“性灵说”的提出者——公安派。
公安派最早形成于晚明的文坛，是一个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文学流派，主要人物是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其中袁宏道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们将其称为公安派。
在公安派提出的诸多文学理论中，“性灵说”被认为是其中一个著名的口号。
公安派推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诗人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注重真情实感的表现以及自身思想情感的个性化，强调真实，反对人为的局限性和过分雕饰,要求我们能够摆脱传统古书典籍中道理的限制,这样创作出的作品即使会有不足之处，也是值得肯定的。
明末年代，哲学家李贽曾提出“童心说”的理论，即认为童心便是一种评判人们认知的是非标准，认为文学便是应当是作者自身的内心情感和对于人生欲望的真实表现，而袁宏道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将"无闻无识"与"真声"当做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因果关系,借此充分肯定了人们"性灵"中所包含的种种各色情感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产生欲望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将其具体地化为一种个体感，以感情和欲望的自由表达性作为我国现代诗歌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任性而发",从而在客观上大大减少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
【1】而“性灵说”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反对拟古蹈袭。
公安派并非简单地反对复古，而是反对一味地模仿、剿袭前人，如果只是在创作的形式方面顺延古人的作品，而诗歌的创作思想与内容毫无创新，复古运动还是会归于失败的结局。
“性灵说”作为公安派文学创作主张的内核，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就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
袁宏道在道吴县任职县令一官时，因不堪忍受做官所要忍受的辛酸屈辱，作了《戏题斋壁》一诗，将心中因繁重压抑的仕途生活而产生的苦闷一吐为快，表达出对官场的深深厌恶，想要逃离官场，投身自由的田园生活，言语直白，感情直接，率性自由不加掩饰，体现了与传统价值观念不同的思想。
袁枚性灵说的重估与批判张兆勇;陆楠楠【摘要】《随园诗话》是清代少数几种篇幅超长且代表一种学派的诗话.“性灵”说作为《随园诗话》的核心,在于它以性灵开启形形色色学人以各种学问对性情的遮蔽.袁枚以为诗者在于以性灵直达妙境.从创作主体来说,天分、天缘、天悟是诗的缘发与妙成之路和成功之因.带着这个理论构想,袁枚对当时诗坛唐宋诗之争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唐宋诗之争是无益的.袁枚此论当然是其倡性灵说的逻辑结果,但他的弱点在于看不到唐宋诗之争的理论意义,同时又由于他架空内涵来谈性灵,也看不到宋诗及于己的价值,因而在两个方面均显得空洞.【期刊名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7)005【总页数】7页(P41-47)【关键词】《随园诗话》;天分;天缘;天悟;唐宋诗之争【作者】张兆勇;陆楠楠【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居于江阴小仓山，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
随园广交文士，为一代文宗，与蒋士铨、赵翼并为“江右三大家”。
他在非常有文坛影响力时开始著诗话，其论诗主要保存在《随园诗话》中。
一般认为他是继承明代公安派而继续倡导性灵，是所谓性灵派。
泛览《随园诗话》会发现结论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众多的清人诗话中，《随园诗话》无疑是少数几种具超长篇幅，且代表一种学派的诗话之一。
《随园诗话》的特点在于关注当代，关注周围，注意发挥草根之诗人诗名。
那么“性灵”在什么意义上是随园诗论核心？他是否宗宋？这些其实均是问题。
袁枚论诗强调“性灵”为学人共识，其卷十二第五十三条有云：“谢深甫云：‘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使人易于矜伐。
’此言是也……今之未偕竟病而诗狂欲上天者，毋乃类是。
”[1]412至于目的，也是明确的，他的这一“性灵”之说，是针对当时时下此起彼伏的诗歌本质探讨之风的，仅就诗评领域，例如，有翁方纲“肌理”说造成所谓“抄书”之风；有沈德潜等“格调”说所谓空架构；有王士祯过度标举盛唐门户的修容饰貌。
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龙野【摘要】袁枚与王昶是乾嘉之际吴地最重要的诗坛领袖.袁枚论诗主张性灵,首重才情;王昶论诗讲格调,首重学问.对学问与才情在诗学上排序的不同,是二人论诗最大的区别.袁枚“性灵说”过分强调才情,独抒性灵,不遵守先辈作诗规范,创作求新求变,相对忽视学问的作用,导致乾嘉之际诗坛形成了一股过分推崇自我性灵的风气.王昶强调诗歌的雅正传统,在袁枚过世后批评“性灵说”及其后学的创作流弊,虽存门户之见,也体现出其企图匡扶诗教的用心.【期刊名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3【总页数】6页(P122-127)【关键词】王昶;袁枚;诗论;学问与性灵;批评【作者】龙野【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乾嘉年间是清诗多元发展的时期，“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在此时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并存。
这与康熙间“神韵说”独霸诗坛五十年以及道光、咸丰后宋诗派占据绝对主流的面貌有明显的不同。
这是诗坛由康熙间“宗唐”向道光、咸丰后“宗宋”缓慢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对唐、宋、元、明诗风兼取融合的时期。
乾嘉时汉学兴盛，学术上重学问，诗人多是学者身份，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既有融合，也存在着矛盾。
学问与性灵、正统与新变的关系开始成为乾嘉之际诗论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王昶(1725—1806)与袁枚(1716—1797)分别是当时吴地影响最大的格调派与性灵派的领袖，二人论诗对学问与性灵(才情)、正统与新变的偏重不同。
性灵派曾一度凌腾，但袁枚卒后，诗坛便出现了反对“性灵说”的潮流。
王昶为匡扶诗教，对性灵诗学及其流弊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在编选《湖海诗传》时有意不选性灵派诗人的性灵诗作，以降低其影响。
关于王、袁的诗学矛盾，已有人作了初步探究 [1]96-99，但将其定义为“争论”，似与事实有出入。
实际上，王昶批评“性灵说”是在袁枚过世后，且与当时吴地诗学的走向密切相关。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段宗社【内容摘要】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
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
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
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性角度对袁枚诗学作的全面理解。
【关键词】性灵；诗法；博雅【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论中“法”的形态与理论的现代阐释研究》（10BZW028）【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61【作者简介】段宗社，陕西凤翔人，文艺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袁枚（1716-1798）“性灵”说在创作上偏向率性任情一边，代表艺术上有意追求的法度规范论在他的诗论中应该不占什么重要地位。
他屡屡言及，“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亦傎（颠）乎！”[1]（补遗卷三“四”）明确把艺术法规条例视为抒写性灵生趣的反面。
在总体诗学兴趣上，他提倡诗写性情，以为七子派的唐宋之辨，属于一种毫无意义的门户之见(详见下文)，所以他主张“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元明清”[2]（卷四《答曾南邨论诗》）。
他以为诗的工拙问题，内在于性情，不可从性情以外去追求：“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
情之所先，莫如男女。
”[3]（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
”[2]卷（三十《读白太傅集三首》）儒家强调“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把诗人高昂的道德境界作为诗歌具有艺术性的前提。
与之不同的是，袁枚“性灵”说把充沛饱满的自然之情作为优秀诗歌的前提。
但也应看到，袁枚性灵说虽继承了明代公安派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说，而作为优秀诗人的袁枚的理论趣味毕竟与公安派之率性浅俗有很大不同。
如果依照袁枚批评那些“浮慕诗名而强为之”的诗作“既离性情，又乏灵机”[4]（卷二十八《钱玙沙先生诗序》）之说，将“性灵”分解为性情和灵机的话，显然，公安派只强调第一点而不及第二点，即只讲性情之真而不讲艺术之巧[①]。
袁枚一生以诗人自任，诗篇达数千首，对创作甘苦深有会心[②]，这样他就不可能把艺术视为粗豪之士、虚浮率性之人勉强而为的东西。
《续诗品》序云：“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只言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
”[5]（145）表明他续写三十二首主要是总结诗人的创作苦心和艺术经验，这也只有袁枚这样的写过大量诗作的人才能有所体会。
事实上，作为理论家的袁枚和作为诗人的袁枚有区别的。
从理论观点上，袁枚以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1]（卷十四“六三”），“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
其人之天有诗，脱口能吟。
其人之天无诗，虽吟而不如无吟。
”[3] （卷二十八《何南园诗序》）把“灵机”归结于一种天赋性情所自然发出的东西。
但当面对具体的创作问题时，袁枚也不讳谈后天之学，对诗格、诗法也颇有独到见解，这是作为激进主义诗论家的袁枚的复杂性所在，也是最值得回味和探讨之处。
但现代以来文学批评史著作大都主要强调他作为激进主义者抒写性灵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在诗法论方面的兴趣。
本文所说的“诗法论”，指与“自然灵机”相对的讲究艺术经验、法度和学习古人的诗学态度。
杜甫说“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他杰出的创作成就来自对诗法、诗律的精细考究。
影响所及，黄庭坚做诗讲究“开阖关键”、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讲究点化古人（《答洪驹父书》），讲究点化学问。
这些都属于典型的诗法论态度。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历来重视袁枚与公安派“性灵说”的异同，其实他们的不同正是以有无诗法论态度为标志的。
从袁枚“性灵”诗学中揭示出诗法论态度，有利于全面理解清代“性灵”诗学综合性与复杂性特征，从而避免望文生义所带来的片面理解。
一、天分与学力“性灵”说推尊天才，而提及具体创作之法时，袁枚也不是对“天分”之外的因素全然排斥。
他说：“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万箭不能中。
”他称“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他又引孟子“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的话，认为“至是学力，中是天分”[1]（补遗卷六“四〇”）。
在性灵说的核心观念“天分”之外开出“学力”一途。
随园先生并没有以天分掩盖学力，他引射箭为譬，以为学力与天分正如能射与射中的关系，如果说射箭最基本的在于能射。
那么，对于写诗而言，最基础的则是属对、押韵等创作规则的训练和学习，这正是真正诗人的甘苦之谈。
《续诗品》仿司空图《诗品》而作，由上文所引小序可知主要谈论艺术苦心，其中《尚识》一品，也引射箭为譬谓“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5]（155），他在《答兰坨第二书》中还说：“作诗有识，则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
”[4]（卷十七）袁枚以诗人真切体验认识到“识”为诗人第一要义。
重现了叶燮在《原诗》中对“才胆识力”四方面的辨析，认为才、学、识三者“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卷三“四七”）。
袁枚把天赋之“才”作为创作因素之一，但更重视由后天之“学”而培养的“识”。
这样，袁枚就以天才和学识二者标示诗人之主体才能，进而把诗也区分为“天籁”和“人籁”二者。
标举“性灵”的袁枚却提醒人们不要对“天籁”之作信以为真：“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
若认以为真，则两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仅存若干？且精选者亦不过十之五六。
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1]（卷七“六六”）他以为创作自有迟速，有陆放翁所谓“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的天籁型，也有薛道衡、陈后山那样人巧型，“二者不可偏废”、“不可执一以求”[1]（卷四“六五”）。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不知名手作诗，经营惨淡，一日中未必得一二佳句；其所谓对客挥毫，万言立就者，皆以欺妇女童蒙，而不可以视识者也。
”[6]（卷四《答章观察招饮》）可见在“天籁”和“人巧”两种创作型态的对比中，袁枚并没有固守“性灵”说以欺人，反而认为“天籁”型十不一遇，“人巧”型则属于常态。
《续诗品》有《精思》一品：“疾行善步，两不能全。
暴长之物，其亡忽焉。
文不加点，兴到语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
惟思之精，屈曲超迈。
人居屋中，我来天外。
”[5]（146）以为“天籁”型的创作如迅疾奔跑与快速生长一样，都不能持久，创作的常态应该是通过精思达到超迈境界。
精思中包括意象提炼、结构布置以及对前人艺术创造的点化，对此《续诗品》有《选材》、《用笔》、《布格》、《择韵》诸品专门讨论。
他甚至说：“作诗能速不能迟，亦是才人一病。
……余因有句云：‘事从知悔方征学，诗到能迟转是才。
’”[1]（卷十四“五四”）“天籁”和“人巧”还推及诗体特征的辨析。
他指出：“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一首。
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著一字，自得风流。
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
今人动轻近体，而重古风，盖于此道未得甘苦者也。
”[1]（卷五“四〇”）古体诗似乎可以借助精思和人力来完成，而近体诗则直接关乎天籁。
因为古体诗篇幅较长，可以用典、铺排、把无关紧要的句子一股脑堆砌进去，仿佛篇幅越长越有发挥余地容易成篇；近体诗妙在“不著一字，自得风流”，有限的诗句间需要浑然天成，这更多地依赖于机巧和灵感。
随园先生以为机巧灵感需要时间，诗人不能无所作为，精思苦吟是灵感勃发条件，正如叶书山所云“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
虽云天籁，亦需从人功求之”[1]（卷五“四〇”）。
可见天机灵感不能仰赖先天神助，而需通过人为努力而达致。
后天学问有关诗的雅化。
袁枚不像公安派那样不辨雅俗，在他的诗集中，也不乏一些主题轻佻的情诗，但在形式上却经过了锤炼，别具艺术“机巧”[③]，应该视为“安雅”的形态。
《续诗品》有“安雅”一品：“虽真不雅，庸奴叱咤。
悖矣曾规，野哉孔骂。
君子不然，芳花当齿。
言必先王，左图右史。
沈夸征栗，刘怯题糕。
想见古人，射古为招。
”[5]（161-162）“雅”主要指表现形式的雅化，袁枚以为要“想见古人，射古为招”，就要借助学问，学习古人。
他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
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
”[1]卷七“六六”把“安雅”置于和性灵诗学所倡导的“真”置于同等地位，亦即性情的“真”与艺术形式的“雅”看作创作的两大根本问题。
这是袁枚“性灵”诗学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间的根本区别。
这样袁枚对艺术修饰和形式美化也十分在意。
他把诗文的创作过程描述为：“先草创，后讨论，再修饰而润色之，亦不过求巧，求人爱而已。
”[6]（卷十《答祝芷塘太史》）孔子所谓“情欲信，辞欲巧”，“巧”正是诗文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袁枚从其创作实践中意识到，艺术美的追求，并不妨碍诗人性情的表现，美的艺术形式恰可以使读者易于接受，从而真正实现其艺术感染力。
从修饰的角度，袁枚对诗歌用典有独到认识：“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书舍，或宜山斋；竟有明窗净几，以绝无一物为佳者，孔子所谓‘绘事后素’也。
”[1]（卷六“四八”）诗用典故也是必要的装饰，陈设得体，自可使诗篇含蓄蕴藉，曲折多姿。
修饰之功，落实到创作过程中便是诗不厌改，而袁枚对修改要求“精深”而不露人工斧凿痕迹，以自然“平淡”为极境：《漫斋语录》曰：“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
”余爱其言，每作一诗，往往改至三五日，或过时而又改。
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
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解颐。
朱子曰：“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何也？欠精深故也。
郭功甫曰：“黄山谷诗，费许多气力，为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
[1]（卷八“六六”）“平淡”是袁枚对诗歌修饰更高层次的追求。
他并没有本于“性灵”而倡导一种率性自然，而以一个诗人对创作甘苦的深切体验认识到，艺术的“平淡”自然来自精深工夫，否则，就只能流于“枯槁”。
尤其是在古典诗歌发展后期，要创作出独特而超越古人的作品，则非加以艺术精思不可。
《续诗品》有《勇改》一品：“知一重非，进一重境。
亦有生金，一铸而定。
”[5]（174）《诗话》亦云：“改诗难于作诗。
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竟有隔一两月于无意中得之者。
”刘彦和所谓‘富于万篇，窘于一字’，真甘苦之言。
”[1]（卷二“一五”）按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云：“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刘勰强调行文应避免同一字眼的重复出现，袁枚则强调诗文之锤炼修改一个字也不能放过，完全没有了一个性灵诗人的率性任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