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拍”中商人两重性心理论析

“三言两拍”中商人两重性心理论析作者：孙洁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8期摘要:明末冯梦龙、凌朦初的“三言两拍”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白话小说集,其中对商人的心理揣摩得尤为透彻,他们作为明代社会的一类人,又处于明代经济发展迅速,社会阶层变革的特殊时期,就给了商人们特有的个性特征,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心理。

而这种两重性心理的产生是由于明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衡量商人的价值多根据他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少。

关键词:三言两拍明代商人两重性心理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凌朦初的“三言两拍”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白话小说集,以众多的篇幅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生活和情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言两拍”中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把商人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加以集中表现,这是“三言两拍”不同于其他小说的一个特点。

明代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在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思想意识被大量记录于士大夫的文集中,阐述于他们最喜欢的歌谚中,甚至通过他们的影响,融渗、隐含与穿插在文学作品中,而在明朝以前,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商人们自己的观点,触目所见都是士大夫的见解。

所以作为明代出色的小说家的冯梦龙、凌朦初敏锐地把握住当时的世情世态,“三言”“两拍”“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其中对商人的心理揣摩得尤为透彻,通过他们的作品,也可以使人们从侧面了解明代的社会风貌。

“三言”、“二拍”刻画了许许多多的商人形象,他们作为明代社会的一类人,又处于明代经济发展迅速,社会阶层变革的特殊时期,就给了商人们特有的个性特征,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心理。

概括起来就是:1、内心渴望财富,与蔑视“不义之财”心理的矛盾司马迁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又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①,可见追求富贵是人之常情,而商人这个特殊阶层,更把追求财富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在“三言”、“两拍”中,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商人发家致富的故事。

但这些渴望财富的商人们,虽然对发财梦寐以求,却仍能取之有道。

《施润泽滩阙遇友》是“三言”中唯一从经济领域描写手工业者的作品,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触及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新题材的作品。

主人公施润泽生活在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在明代中叶盛泽镇丝织业异常发达,“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

施复“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

夫妻协同劳动,此时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添几台织机,扩大再生产,升格为手工业工厂主。

正因为平时备尝劳动的艰辛,因而在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施复显得特别“小气”,当主人称好了秤,把银子付给他时,施“摸出等子来准一准,还觉轻些,又争添一二分”。

此时的施复对银子是分毫必争、锱铢必较,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

因此,当他后来捡到六两银子时,心里那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让人觉得特别真实可信。

六两银子对小生产者施复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其喜出望外很符合人之常情,“拾得这些银子,正好将去凑做本钱”,施复对现状并不满足,他想扩大再生产,苦于没有资本,这一笔飞来之财正可以帮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添几台机台,多织几匹绸子,多得几份利润,如此再添绸机,再生利息,鸡生蛋,蛋生鸡,不断循环下去,“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

但作为一个小生产者,施复自己在劳动中辛苦的体验,加之善良忠厚的本性,使他不能不为别人着想:“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什么紧,落得将来受用。

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露宿风餐,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

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

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一般不擅长心理描写,尤其是“说话”,它打动听众(或读者)的是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悲欢离合的人物遭际,但冯梦龙对施复“拾金不昧”这一段所进行的心理描写不仅详细而且极有层次。

施复经过方方面面的分析,最终觉得应该把银子还给失主。

所谓“他人之心,予忖度之”,施复能设身处地地为那些与他一样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着想,体现了一个小生产者的善良本性。

他们虽然想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环境,但这种改善必须建立在自己辛勤的劳动上,对飞来横财毫不动心,更不愿把自己发财梦想的实现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2、追求爱情的勇气,与束缚于传统自卑心理的矛盾明代经济繁荣,商业活动特别频繁,商人穿梭于中国的四面八方,《杨八老越国奇逢》、《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甚至写到了商人冒险出海经商的情况。

商人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逐渐加强,人们不再把他们视作“异己”、“另类”,但是封建统治者对他们的思想束缚依然存在。

在明代中叶,大部分手工业者“名隶官籍”,不但要应官府的匠役,还要随时接受官府的派办。

派办不可能是等价交换,它是官府对生产者的一种变相掠夺。

派办之后,生产者不仅要代垫资本,而且还可能随时被退还产品。

而产品“一经退换”,生产者“辄便鬻男卖女”,倾家荡产。

商人们无力与重如磐石、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因此他们难以建立起堂堂正正的自信心,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结。

“二拍”中《赠芝麻识破假形》篇写浙江客商蒋生得狐狸精所授的三束仙草,治好了马云容小姐的皮肤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其间颇有一些曲折,可以窥探到作为客商的蒋生的心理:“蒋生在店中,已知小姐病癞,出榜招医之事,心下暗暗称快。

然未见他说到婚姻上边,不敢轻易兜揽。

只恐远地客商,他日便医好了,只有金帛酬谢,未必肯将女儿与他……”蒋生道:“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辱门风。

今日小姐病颜消减,所以舍得轻许。

他日医好复旧,万一悔却前言,小生所想,岂不付之东流?”为什么蒋生如此瞻前顾后,生怕被戏弄呢?显然,是由于我国古代长期的封建农业经济及以儒为主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贱商轻商的普遍社会意识,使得蒋生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自卑感。

3、祈求神明保佑的虔诚,与幻想成功的投机心理的矛盾在稗官野史中,多有记载那些遇神、遇仙、遇怪之类的奇事,话本小说中这类故事更多。

“三言”、“二拍”中多因果报应,让好人常遇神灵庇佑,或得富贵,或拥美人,这正与一般的市民心理吻合,可以起到抚慰孤寂的作用。

但这毕竟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明代的商业环境虽然较前代宽松,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禁锢,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显得异常孱弱,资本主义经济总是不能自由地壮大。

商人渴望发财,但社会现实又难以让他们如愿以偿,于是他们往往把希望寄托在神明保佑和奇迹出现上。

“二拍”中《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先交代了徽州的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又说“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

这种对金钱的崇拜给商人以极大的压力,因此做折了本钱的程氏兄弟,怕回家被人笑话,就只得在外漂泊,无颜回家见江东父老。

程宰后来得到海神的垂青,不仅每天晚上陪伴他解除寂寞,而且还运用神的灵威操纵市场,“人弃我堪取,奇赢自可居”,使得程宰卖药药贵,卖布布贵,四五年时间,就弄了五七万两银子。

而且海神还处处保佑程宰躲过劫难,平安归家。

“三言”、“二拍”中这种奇迹般暴富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施复在修房子时不仅挖到一坛金子,别人家的银子还自动跑到他家,使他变成了一个富冠一镇的工场主。

又如《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里的王生竟在强盗抵给他的一袋苎麻里意外地得到五千两白金。

这些荒谬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一再出现,正是商人脆弱心理的本质体现。

商人们渴望否极泰来,而社会现状又难以让他们梦想成真,于是他们就用幻想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幻想又通过冯梦龙的手表现出来。

4、追求尊严的不屈,与受人蔑视自卑心理的矛盾虽然,作为封建时代的商人,他们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但身为时代的新人,他们同样在追求着尊严和独立。

在《张孝基陈留认舅》中,故事开篇即引了一段恢宏精辟之论,专门评说士商农工四民的高下优劣。

叙及古代一老尚书,令其五个儿子除长子读书,其余四子商贾农工,各执一艺。

那四子心中不服,询问尚书,文中借老尚书之口,以诗的形式对他们僵化的思想进行开导,直截了当提出了新四民说,进而热烈讴歌商贾农工辛劳创业的价值,赞颂他们“暖衣饱食”的业绩之大,足可报答上苍的恩泽厚爱。

作者显然是借尚书之口,表现一种新的思想意识,把尚书作为商人的代言人,为商人正名。

没有对自己社会地位的重新估计,甚至于敢和社会上流阶层的士相抗衡竞争的意识,就不会产生此类作品。

5、明代商人两重性心理产生的社会原因一个社会群体产生某种特殊的心理现象是有其社会根源的,特别是商人们追求尊严,追求人的价值的精神,与当时明代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商业经济在长期的积累增长中,形成了新的格局、新的规模。

据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②。

”商业活动的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使旧日“四民”秩序崩溃,士、农、工、商在升降分合中重排座次。

正像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衡量商人的价值多根据他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少。

这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多方位的改变,使明代思想领域发生变化,提出了新的四民说。

概括起来,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明代实行“以银代役”“以银代税③等制度,使商人逐渐有了某种独立性,他们更迫切地要求获得“人”的尊严。

明代思想解放运动使视商业为“末业”的传统偏见得到了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有钱就有地位,有钱就有身份,加之政府“大开捐生例监之门”,一些有钱商人乘机捐银,使其子弟跻身仕途④。

”而“明中后期的大量书院是由商人捐资建立的,或商人出资自建书院⑤”。

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商人们变得踌躇满志了。

二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

张居正倡导经济改革,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

故病农之势常若权衡⑥。

王阳明指出“四民异业而同道”,李贽也曾大声疾呼:“且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⑦。

希望社会对商人的劳动引起重视,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商贾的同情和对鄙视商业的不平。

这些有识之士对商人及商业活动的正确评价,呼吁社会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活动,已经成了明代的一种社会思想。

三是由于当时的许多商人是象施复这样刚刚脱胎于封建农民的小手工业主,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他们既有发财的梦想,又有农民善良、忠厚、本份的品性,所以他们能够在经商中重人道、弃无情,有着与后代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