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媒体的网站近年来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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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难就业年”这一名词在各类媒体报道和坊间议论中，悄然升温，一边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毕业生规模，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数的下降；一边是毕业生求职期望值差距加大，一边是经济增长率降低。
严峻的就业形势像雾霾一样，成为人们无奈却无法回避的话题。
从政府到社会，从高校到学生，无不在寻觅大学生就业难题破解“良方”。
香港，人口密集，工作节奏快、劳动力不断涌入、竞争性强、生活压力大，大学生就业情况可谓是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大学生就业融入日常教育与实习中，政府只净化环境、把握公平，将择业、就业的主动权交给学校和学生，这就是“香港式”大学生就业的道道儿。
尊重市场，让政府成为“帮佣”。
弱化政府在市场对劳动力需求配置上的作用，将提供有限的岗位转为提供无限公平合理的就业环境，终结各种有违公平公正公开的暗箱操作和“拼爹游戏”，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和社会环境，化解了大学生的就业焦虑。
强化责任，让高校专业化的就业指导成为“良师”。
将高校对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关注贯穿到学生整个大学生活中，以高度切合实际的实习、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就业，警惕扭曲的就业率为整个社会和市场带来的虚假信息，对学校负责，对学生负责。
主动出击，让大学生个人成为就业“主人”。
就业虽不是大学毕业生一个人的“战斗”，但是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面对市场竞争不畏难、不退缩，敢于表现自己，不观望、不等待、不盲从，相信“是金子总会发亮”这一真理。
北京市将首次以聘任制面向全国公开招聘6名公务员，担任市科委、交通委和经开区管委会三部门的高级主管职位，年薪不低于20万元，引起关注。
从目前看，聘任制主要还是立足行政体系自身需要。
无论是公务员法当初的立法设计，还是实践中各地的谨慎试行，聘任制作为公务员选任的一种辅助性方式，重在满足现代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的新需求，以弹性的合同管理取代刚性的身份保障，通过绩效评估确保公务员能力水平因应时代需要。
但是对于社会而言，聘任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破除了传统公务员的“终身制”，给体制外的人以进入公务员阶层的平等机会。
这种蕴含其中的公平性诉求，乃是社会对聘任制的希冀所在。
近年来，公务员招聘环节事故频发，尤其是权力的暗箱操作，导致“萝卜招聘”层出不穷。
与当初实行公务员考试改革一样，聘任制也旨在打通社会人力资源与国家公务员阶层之间的障碍，防止公务员阶层固化为狭隘的利益集团。
但是，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种良好的目的之下，聘任制会不会也像以往一样曝出“萝卜招聘”之类的事？会不会也沦为某些人的又一次“盛宴”？事实证明，任何改革都可能因触动利益而发生变质的危险。
要确保聘任制的公平属性，防范权力干扰人才向公务员阶层流动，关键是在程序上引入民主化机制。
以往被曝的“萝卜招聘”，因基本处于某些机构内部封闭化运作，外部民主监督的缺失，使得选任的公开性平等性严重不足。
据了解，北京此次招聘分为报名、资格审查、考试测评、考察、体检、公示、审批、办理聘任等环节。
应当说设计这些严密而繁琐的环节，正是为了保障聘任的公平公正，但理论上并不能排除蕴含一定权力操控空间的可能。
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程序上的极细微疏漏，都可能在实践中伤及聘任制的公平内核。
因此，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应着眼于聘任制的程序设计予以立法完善，不仅进一步明确聘任的岗位范围、福利待遇、争议仲裁、司法救济等，更要从规制权力、彰显民主的角度，就聘任程序、辞退机制等作出更加完善的规定，以公开化机制挤压暗箱操作的可能空间，确保聘任制的公平属性。
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给缴纳公积金的单位或个人壮了胆。
其中的漏洞,并非公积金缴纳与管理无规可依,而是责任追究或处罚机制缺乏。
这如果是一个漏洞,需要相关方面及时补上。
既要对照现有政策,也要堵塞漏洞,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在惩罚究责层面有新的突破；要以公平分配,兼顾调动极少数人积极性的原则,突出体现并优化公积金制度的意义与价值,以回应民声、平息民愤。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政府官员、高校教师以及媒体呼吁，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及时就业云云。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个观念问题。
也就是说，大学生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符合他们心意的工作。
这也从历年大学生就业的结果得到印证，即到了最后，绝大多数大学生都能够找到工作。
随着毕业临近，大学生不断降低自己的期望值，最终还是“成功”地就业了。
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固然还是个“观念”问题，并非就业岗位的不足。
但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事实上，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大多数的大学生及其家庭在经济上、时间上以及其他方面都付出了相对普通家庭而言巨大的成本，他们的就业期望值高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就业岗位所提供的待遇，并非仅仅相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偏低，而是相对于一个青年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偏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指责大学生的“观念错误”。
试想一下，一个人辛勤劳动，却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不能置业安家，他试图规避这样的工作和生活，难道是“观念错误”？悲剧的是，很多大学生虽然竭力避免，最后还是不得不过上了这种生活，成为“屌丝”大军中的一员。
由此可以说，不是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病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病了。
我们的分配制度还不能够给相当一部分的诚实劳动者以应有的待遇，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更谈不上给他们幸福感。
这样一种不公平的现象由来已久，很多社会底层的民众早已深受其害。
只是他们不是大学生，没有话语权，因而没有引发应有的关注。
当众多大学生被卷入到这个群体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进入公众的视野。
而现在，社会总财富已经相当可观，这就使得不公平程度愈加显得深重。
前不久，有权威媒体批评“80后”暮气沉沉，引发了极大了争议。
有人反驳说，只要把房价降下来，年轻人的朝气马上就升上去。
话糙理不糙，房价问题，其实是加剧分配不公的巨大推手。
同样，只要能够把基层就业岗位的收入提高一些，房价降一些，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就会“正确”一些，就业难的问题，就会缓解一些。
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必须要有一些就事论事式的措施和制度，比如增加就业岗位等，也需要解决一些显性的不公平问题，诸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户籍歧视等。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解决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不公平，也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入手。
面对所谓的“史上最难就业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大可不必一味抱怨自己运气不佳，也无须卯足了劲非要捧上个“体制内”的铁饭碗不可。
从规划人生大局而言，个人追求理想和事业的航程才刚刚起步，未来的发展空间无限宽广，第一次择业只不过是“小试牛刀”，初尝职场的酸甜苦辣。
从谋求个人上升空间、幸福指数方面，谁能说，基层岗位就干不出名堂，就缺少让人生“出彩”和“闪光”的机会？即便职业的第一站是最基层的岗位，只要有决心、有恒心、有毅力、肯吃苦、肯钻研，可以断定，假以时日，在基层岗位上工作的大学生，也完全能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精彩”来。
大量事例有力证明，就在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困境时，诸如社区、民营企业等很多处于基层的单位对大学生的吸收能力和欢迎程度却依然有增无减。
眼下，上海很多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对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需求缺口非常大；为数众多的民企和新兴产业也对学有专长的大学毕业生充满渴求；各种学龄前教育机构也面临师资短缺的困难，需要输入数以千计的专才。
市场需求固然有，但要打消毕业生下基层就业的顾虑，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比如，推出有效的制度保障，让基层单位或民企的劳动合同签订不再率性随意，使在基层单位或民企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各项社会保障得以落地和有效执行等。
除了要拓展基层的就业空间，更重要的，还是要逐步完善“体制内”的选人用人制度，打通选人用人的通道，加快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相关部门、机构都能够正视大学毕业生的实际难处，为他们面向基层或民企就业扫清障碍、理顺通道，我们相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天地会更加广阔，所谓“史上最难就业年”也将不再成为热议的话题。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职介机构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倒数第一。
然而，这一结果却引起了网络的普遍吐槽：“生在福中不知福”、“矫情诉苦”、“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情何以堪”，等等。
为何反差会如此强烈？诚然，幸福首先是一种个人感受，公务员的幸福感，公务员应当最有发言权。
但是，当社会看法与公务员的个人感受反差很大时，那必定有公务员自身的幸福观问题。
公务员提升幸福感，关键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事实上，每年公务员考试“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火爆场景，表明这一职业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
一般看来，公务员不只有职业和收入的稳定、环境和条件的优厚、社会的尊重等“靓丽外表”，还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推动社会进步的职责、促进全员幸福的使命等丰富内涵。
如果只把待遇、名利等个人享受作为衡量个人幸福的“参数”，而把履行职责所吃的苦、推进工作所受的累、服务群众遭遇的委屈当作不幸福，那么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畸形和狭隘的幸福观，落入个人主义的俗套、步入享乐主义的误区，既不长久，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毋庸讳言，很多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干部，工作与生活常常充满了辛苦与不易。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采写的基层干部系列报道，鲜活还原了基层干部的“生态环境”：有白加黑、五加二的操劳之苦，有责任无限大、权力特别小的憋屈之闷，有待遇收入低、养家糊口难的自责之酸，有被人当作“贪官”、视为“蛀虫”的委屈之痛。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苦、闷、酸、痛，亦非其工作生活的全部。
有一位基层干部，17年来一直在乡镇工作。
他说到自己经受的苦累与委屈，但也说到自己的幸福与快乐。
他经常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成功调解邻里纠纷后，群众给予赞许眼光的瞬间；在主动为贫困生协调全免费用后，老乡“固执”地送鸡塞蛋的时刻。
要说幸福，这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于民、造福于民”的“大幸福观”，并不是被一些人所指斥的“大道理”，而是能够与个人的主观感受相统一。
我们很多干部，正是从这样的服务群众中获得幸福感的。
在相当意义上说，公务员只是一个服务性的职业，并不是享受型的岗位。
“公仆”的职责定位和“奉献”的使命担当，注定了这个职业有苦、有累、有委屈。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义无反顾地坚守和承受。
对于各级干部而言，需要懂得“干部辛苦一点，百姓才能幸福一点”的道理，也需要善于从服务群众中享受乐趣、获得幸福。
心态阳光才有工作干劲，观念转变才有幸福感受。
时常将自己的幸福与群众的幸福“对表”，乃至幸福着群众的幸福，那么公务员的幸福观就会达至一个新的境界。
如果能为群众实干，干出实绩，公务员的幸福感并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