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非“三部曲”论小说创作的转变

从格非、苏童的创作看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赵树军【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马原为开头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格非、苏童等人对马原的叙述策略有所发展,他们在语言实验、叙事策略以及抒情风格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凸显出中国先锋小说的独特的审美特征.【期刊名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32)003【总页数】5页(P15-19)【关键词】先锋小说;临界叙述;空缺;重复;抒情风格【作者】赵树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1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7以马原开头的先锋小说的叙事变革,将叙述语言作为切入点,从小说叙事学的多种角度(比如叙述视角、时间等方面)对传统小说美学进行了叛逆。

1984年马原写了《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第一次确定了“叙述意识”,认可了“假定性”原则,划定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及其转化程序。

他把传统小说的重点“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

此后,格非、苏童等又对马原的叙述策略有所发展。

在他们的小说中,叙述对故事进行干扰、扭曲和重新编码,叙述没有压制故事,技术手段与故事融为一体。

如在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中,故事被划定在文本内,成为叙述中裸露出来的事实。

文本故事的元件由这些“事实”构成,叙述专注于事实存在的“情境状态”,每个“事实”情境被强化进而突出了其内在特征。

格非与苏童相反,他在《迷舟》中则把“事实”隐藏起来,作为一个空缺而存在,故事成为一个对“不在”的追踪。

《褐色鸟群》则把这种“迷途”变成“歧途”,促使各个语义群相互悖谬而导致分解。

本文试图以格非、苏童的创作为例来探讨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变革,以揭示其共同的审美特征。

“临界叙述”作为叙事革命的标志,表明了先锋小说的叙述意识及其叙述语言所达到的难度和复杂度。

不复存在的香格里拉刘民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终于在《春尽江南》落幕了。

8年时间，在价值观日益扭曲的世界里，我追踪着格非的创作，从风雨飘摇的晚清到大厦倾倒的辛亥革命（《人面桃花》），走到五六十年代的蛮干和饥饿，理想与激情（《山河入梦》），再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却又精神极度空虚的当今（《春尽江南》），走过了中国的百年历程。

贯穿三部曲的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对“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追求。

作者试图通过江南某地花家舍的变迁，来证明“香格里拉”（或曰桃花源）曾经存在于谭功达（《山河入梦》主人公）这类理想主义者的脑海中和蓝图上。

但实际上，它从来就不曾出现过，或者乐观点说是“不复存在”。

花家舍当年是土匪的聚集地，秀米（《人面桃花》主人公）被劫持到这里，把它改造成类似于水泊梁山的聚义厅。

后来它是花家舍人民公社，表面上按劳分配，人人自觉出工，实际上连精神都被高度控制的假共产主义典型。

那么，现今的花家舍却成了只有持会员卡才能出入的“销金窟”，权贵老板们“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干”的高级会所。

那条从晚清延续到现在的“风雨长廊”，斑驳颓靡却又红妆素裹，无言地诉说着一切。

《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谭端午，是秀米的孙子，谭功达的儿子，著名诗人。

我们看到，他的身上已经丝毫不见奶奶那样为革命献身的女侠激情，也没有父亲那种为理想而殉道万死不悔的决绝。

即便他还勉为其难地独善其身，守住一点点道德底线。

整天捧着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却不可避免地隔绝于社会。

他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跟五代十国何其相似，某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海子等“诗人之死”昭示了诗歌或理想主义的没落，“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

他的红颜知己绿珠，跟着一对疑似同性恋的双胞胎兄弟，到云南的深山区去建设所谓的“香格里拉”，退而求其次搞什么“乡村教育”。

不过俩月也就打道回府，失望地哀叹：真正的香格里拉是没有的。

谭端午的同父异母哥哥王元庆，与谭功达没有血缘关系，却是理想主义精神的惟一继承人。

格非小说创作趋向:先锋意识的内敛徐燕一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短暂的喧嚣,先锋文学作为新时期纯文学的阵营对传统宏大叙事的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挑战,先锋派作家们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理论的汲取,在形式与主题上极尽所能地对传统小说形式进行解构,力图重构出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模式,当时有人将之称赏为/悲壮的努力0。

有论者在其方兴未艾之际就看出了隐忧,/先锋作家已进入到20世纪艺术的层次,而20世纪艺术的特点是欣赏这种艺术都得要有了专门的训练才能接受。

但这样的读者毕竟太少,所以这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个巨大的悲剧。

这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艺术家的尴尬,一种极为尴尬的脱离群众,很容易被人讥讽为孤芳自赏,,0[1]58小说创作与读者的疏离随后果然被证实是先锋小说很快沉寂的原因之一。

市场经济时代的降临使得文学的崇高感消失殆尽,小说开始被作为消费品流通于消费社会,先锋文学的探索命运在它刚刚开始辉煌之际便戛然而止。

一些先锋作家在这始料不及的冲击下停止了小说创作,还有一些作家在尽力适应时代的前提下,开始改变小说创作策略,有的走向适应市场经济创作之路,有的在策略性地尊重时代审美趣味的规则之余,依然坚守现代主义的创作立场,格非就是其中的坚守者之一。

格非小说创作初始就以其/叙事圈套0、镜像结构等炫目的形式以及缺失本源的神秘主义的内容表达成为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先锋作家全面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理念的解释颇具代表性:/自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文学一直在寻求与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学的交流与沟通,但是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却是伴随着对自身的强烈质疑、批判或者抛弃的冲动而展开的。

这就使汉语写作陷入到一个巨大的矛盾怪圈中,事实上也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作家深刻的现代性焦虑。

0[2]19当世界文学涌入国门,不仅仅是那些颇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形式给中国作家带来强烈的震惊效果,更重要的是隐藏在新异形式背后思考世界与人类存在问题的迥异视角带来的冲击力。

在对小说各种新形式的不懈探索背后,这些先锋作家们急欲传达的是一种重新解读世界、人类、历史的全新思想理念。

【编者按】本组文章对格非作品“江南三部曲”的评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知识分子叙事为考察中心□杨小露 格非于１９９５年发表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在此之后的近１０年里进入了创作的沉潜期。

作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登入文坛的知识分子，格非目睹了世纪交替带来的社会剧变。

他的职业性质、生活经历及小说创作旨趣，以及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持续关注，都令他成为最能传达知识分子立场、最能替中国知识分子发声的作家之一。

格非有意隐遁于那个“喧哗”的年代，并于２１世纪推出了“江南三部曲”（以下简称“三部曲”）。

这一小说系列仍带有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阵痛的印记，但已有了灼痛之后“冷却”的痕迹。

“三部曲”是格非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冷静审视，是他对百年知识分子的一场“有预谋”的回望、反思和伤悼。

这三部小说构建出宽广的叙事时空，塑造出一群“具有知识分子的属性与气质、心灵与命运”［１］的知识分子形象，镌刻出百年知识分子精神史与百年中国历史变迁的深刻印痕。

相较于作家此前的小说创作，我们从“三部曲”中看出了格非对知识分子历史行进道路的“规划性”探索，它们是格非近年来对知识分子群体思考在文学向度上的总结和升华。

一、出走的“独语者”：知识分子公共空间与私人场域的构建（一）局外人与公共历史的恒常疏离是“三部曲”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常态。

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参与到历史中去，却都因种种无力反抗的宿命而游离于历史边缘，沦为局外人，这是三部小说给人的直观感受。

南帆在《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一文中也曾从心理分析和叙事美学层面上指出２４双子书话了格非笔下知识分子群体与历史的格格不入以及爱情世界里的彻骨悲剧。

他们为“集体”所不容，所期望的理想实践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独舞。

“三部曲”所极力刻画的正是在各自时代里“掉队”的知识分子，作家通过陆秀米革命实践的失败、谭功达乌托邦幻梦的破灭与官场的失意、谭端午的“隐士”生活以及努力贴近时代却最终身殒的庞家玉等，展现出个体在与历史、时间的交手中所遭受的冷漠与拒斥。

论当前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与变异趋向———以格非《江南三部曲》为中心贺仲明长期以来，人物形象都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漫长的文学史几乎也同时就是星光熠熠的人物形象历史。

但是近年来，文学人物形象失去了曾经的风采，以往那种个性鲜明、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形象似乎很难找到了。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早在新世纪初，就有多位学者指出当前文学出现了“人物形象弱化”的现象譹訛。

此后，更有学者以“拯救文学人物”和“人物画廊关闭了”的字眼来形容当前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没落局面，表达不满和忧虑的情绪譺訛。

显然，对于当前中国文学、特别是以叙事为中心的小说来说，人物形象的存在状况，以及在未来文学中的命运和发展趋势，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考虑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涉及作家创作意旨、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和艺术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采用全面扫描式的分析会遮蔽掉很多细微的问题症结，所以本文选择了典型个案的分析方式，希望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剖析，透过那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侧面，去探究问题的深度和方向。

一之所以选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譻訛来作为人物形象分析的典型对象，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江南三部曲》是近几年中影响很大的系列长篇小说。

在所有叙事文体中，长篇小说是最擅长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很多中外文学史上的优秀人物形象都由这一文体来完成，以长篇小说为对象来探讨这一问题，较之其他文体更具典型性意义。

而且，《江南三部曲》的作者格非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他成名很早、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才华。

为了该作，格非花费了十多年心血，创作态度细致虔诚。

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宏阔与精致兼备的艺术效果。

作品出版后，作者多次表示对该作的珍视态度，评论界也给予了广泛好评。

其次，《江南三部曲》非常重视人物形象，作品的内容、结构都与之密切相关。

格非对《江南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几乎每一次对作品的访谈，格非都会重点谈论其中的人物，表达对他（她）们的喜爱和珍视之情。

第39卷第2期 2018年3月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 cien ces)Vol.39 No.2Mar.2018文章编号：1674-8107(2018)02-0100-07从格非《江南三部曲》看乌托邦精神的传承和衰变顾江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摘要：“花家舍”是格非《江南三部曲》里反复出现的意象和精神寄托，是一处类似“乌托邦”的理想之 地。

然则怀揣“乌托邦心态”的各类人物却一再遭到现实的无情拒绝，从陆秀米到谭功达再到谭端午，人物的内 心世界始终轮回呈现“向外走——向内转”的相同趋势。

在不同制度下出现的种种社会悖论也体现了作者对于 人生和宿命决断的沉重思考。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乌托邦；花家舍;理想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O辕j.issn.1674-8107.2018.02.016一、乌托邦和历史记忆按照格非的想法，《江南三部曲》所呈现的，是“延续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描述100多年来的中 国近现代社会”。

从2004年的《人面桃花》到2007 年的《山河如梦》，再到2011年的《春尽江南》，格 非一路走来，借历经百年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剧烈 变迁的三代人，讲述了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历 史进程中“乌托邦”梦想的形成和破灭、理想的沉 沦和由此而来的无尽悲剧。

当作家选择以个人处 境作为反映集体从理想主义向保守主义蜕变时，则在缅怀“乌托邦”氛围的同时无情地举起了“反 乌托邦”的旗帜，开启了重新认识历史的闸门。

“乌托邦”梦想贯穿古今中外。

在中国，从春秋 时期起孔子的笔下就有了朴素的“理想国”构 想一“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为饱受战争摧残的民众勾勒出一幅理想农耕世 界一“世外桃源”的蓝图;近代以来，康有为为维 新变法写下的《大同书》、1902年梁启超旅日期间 写下的《新中国未来记》，甚至孙中山所提倡的“三 民主义”、“五权宪法”等革命主张都蕴含了对未来理想国度的憧憬。

从余华、苏童和格非创作看先锋小说的转向关岫一【摘要】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转型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余华、格非和苏童三位先锋小说家90年代之后的作品为例,通过与其80年代文学创作初期的先锋性比较,突出其创作转向后的特点与存世价值.同时,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后的先锋小说及"晚生代"创作视为一场持续更新的先锋派革命运动,通过先锋文学的"后先锋性",追踪先锋之后的文学图景与路线,梳理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小说的流变与存在演进形态,揭示以余华、格非和苏童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在小说创作转向后的文学追求.【期刊名称】《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19)006【总页数】5页(P743-747)【关键词】先锋小说;余华;苏童;格非;创作转型【作者】关岫一【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继伤痕、反思、改革、现代派及寻根文学之后又出现了一大新的文学创作社会思潮——先锋小说[1]。

这一思潮异军突起，成为新时期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

无论是叙事方式的独特性，还是语言风格的探索性，都颠覆了传统定型化现实主义叙事范式。

这股文学创作思潮逐渐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后期几个时段不断演进，于90年代转型阶段出现停滞、退潮现象，由此导致我国先锋小说作家“分流”[2]。

以20世纪90年代后转型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余华、格非和苏童作品为例，研究论述先锋小说作家在其小说创作转向后的文学追求。

在研究方法上，着重通过对余华、格非和苏童部分先锋小说文本阅读，采用对比方式从小说创作内容、形式与风格等方面，深刻揭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流变踪迹与存在形态，力图针对先锋小说是否终结、民间性转化与精神救赎等评价衍生出的论题进行紧密追踪，显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加深对先锋小说的总体认知与理解。

【文史论丛】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２３年４月（第４期，总第３１２期）Ａｐｒ.,20２３（No.４,Ｇeneral No.３１２）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０７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２１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美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ＹＪＧ２０２１０９）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马慧茹（１９７８－），女，宁夏银川人，文艺美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影视美学等。

文化凝望中的审美特质———以格非小说“江南三部曲”为例马慧茹（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银川７５００３０）摘要：当代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分别是《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

这一系列的小说创作可谓是一场寻根之旅，作者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蕴含现代技法的传统写法呈现不同时代风貌下的感性世界（意象），对不同时代的文化根脉发出诘问之声。

这里的人事物令读者看到了一个新奇完整、含蕴万象、吐纳深情的历史空间和生存空间，可以说是社会、个体、时代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

同时，小说通过对百年中国变革背景下的“花家舍”及其中那些富有革命精神的人物，进行全方位塑写。

在表现人类的共同的命运、爱情、追求、牺牲等这类普遍而又永恒的主题时，小说又摆脱了千人一面的困境和固有的框架，以文化来凝望百年中国在某些理想主义精神上的偏执追求和曾有过的美好蓝图，重新审视人的伟大和幽暗，在对传统文化的美好图景凝望中展现出了中国文化的意蕴之美、道德文化中的风骨之美、审美文化中的空白之美，充分显现出作者深谙中华美学精神，通过思想之深、文辞之美，以文化人、以美育人。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意蕴；风骨；空白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３５－0６ 当代作家格非的三部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被誉为是“桃花源三部曲”或“江南三部曲”。

103作家作品论文本 策略语境陈 粲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叙事结构既包含着深厚的诗学蕴涵,又具有鲜明的时空演变特色。

丁帆认为三部曲“的确是作者精心构思出来的一部叙事结构非常精致的杰作”。

a格非亦自谦“时空问题在《江南三部曲》里边有一些思考”。

b就叙事结构而言，时空演变委实是“江南三部曲”小说世界建构的一项重要因素：它既为小说提供了虚拟却可信的空间场域，从而使小说叙事具备有效而完整的空间系统构造；也在小说空间系统建构的同时，赋予空间场景以共时性并置和圆环式循环结构，赋予时、空意象以象征性，从而完成小说叙事空间形式和时间蕴涵的双重建构。

一、时空演变叙事文本时间和空间是小说创作的两个重要维度，格非对此的理解是：“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包孕的两个概念，每一个空间都沉积了巨大的历史内涵，而反过来说，时间的线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理论上的假象，实际上它也蕴藏着丰富的空间性细节。

”c“江南三部曲”中，小说的时空关系主要呈现为重叠、封闭与穿越的状态。

格非在小说中塑造的“江南”是线性时间线上的空间重叠状态的典型。

它不仅是小说的虚拟地理空间，更是作者结合自身对于“江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而形成的具有时空双重性质的“江南”世界。

小说叙事文本以“孤岛”和“阁楼”为封闭空间的代表，与日常生活形成隔绝，呈现个体命运的局促与逼仄。

三部小说穿越时空的“花家舍”意象则是一体两面，表现为异位的空间具象，不仅指向乌托邦世界，更展现出与之相互背离的镜像世界。

（一）“江南”：重叠时空综观格非的小说，其叙事一直有自觉求“变”的实验，在先锋技巧之外逐步汲取传统小说叙事方法，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书写在小说中的比重亦不断增加。

与莫言的高密、苏童的苏州相似，“江南”是格非小说的主要创作背景。

“江南三部曲”中，“江南”呈现出两种性质，一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江南”的记忆塑就的虚拟地志空间； 二是基于“江南”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概念”d 而构建的“江南”时空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