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词的发展脉络

明代诗词的发展脉络

文史不分家，在介绍明代诗词曲的发展脉络时，历史背景是无法回避的。而在明代文学的分期上，我对照了几个文学史的版本，觉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比较科学。姑且采用之。

诗

一、明代前期诗（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朝政权。朱元璋早年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对元朝被推翻的历史教训有较深认识。因此，建国之初，一方面采取了某些与民生息、恢复生产的措施，如招抚流亡，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免租减税和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里进一步加强统治。如在政治上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里甲制度，并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组织，对广大人民进行监视、侦察和镇压。在思想领域里推崇儒学，把孔子封为“至圣先师”，明令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功课，并要全国府、州、县及闾里私塾作为经书教育学生，同时还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作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特别是为了消除元蒙的一些异俗影响，又积极恢复汉制，提倡传统的礼乐制度，“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中国社会继续沿着封建制的旧轨向前发展，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复古思潮，深刻地影响了明代的诗歌创作。

明初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在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进行

严密统治的同时，又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外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经唐、宋，到明代，距离开科取士的本意愈来愈远。如若说在开初还多少选拔了一些人才，到明代就完全变成泯灭人们一致的一种手段了。明代统治者把科举考试的范围限于《四书》、《五经》之内，并以朱熹的传注为标准答案。考试时从《四书》、《五经》中选取一句或数字为题目，要人们“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这样的科举制度，不过是钳制读书人思想，实行文化专制注意的一种手段罢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影响到诗文，使得明代的诗歌比起唐宋就逊色得多了。

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而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盛行。这种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气节。

1、高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晚号槎轩，长洲（今苏

州）人。他是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少有志于功名。张士诚据

苏州时，为其参政饶介所赏识，结交甚广，然终未仕。后对政治完全失望，乃隐居乡里。明初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不久授户部侍郎，他坚辞不受，仍归乡里。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洪武七年，借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将他牵连斩决，年仅三十九岁。他与杨基、张羽、徐贲被称为“吴中四杰”，而高启诗作成就最高。有《青丘高季迪诗文集》传世。

高启主张诗歌应广泛吸收前代各家的长处，做到“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独庵集序》）他善于向前人学习，诗作兼长众体，内容广泛：

1） 表达个人思想的诗。例如《青丘子歌》，是诗人三十三岁移居吴

淞青丘时所作。十种虽然也流露了企图超越现实的消极情绪，但从整体上看来，思想还是积极地，表现了他不羡功名富贵，不向权势折腰的疏狂性格，和一心追求艺术的忘我精神，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而获得自由发展的个人化要求。气势纵横捭阖，语言多姿多彩，想象奇特大胆。

2） 反映现实之作。高启的乐府诗多表现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如

《牧牛词》，全诗着重描绘了农家与耕牛之间的深厚感情、人牛相得之乐，但结尾两句“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才深刻地揭示出在这恬静的田园之趣背后，却隐藏着苛捐杂税对农民的严重威胁。此外还有《田家行》写农家遭受水灾后的困苦处境和悲伤心情，《养蚕词》写农家的辛劳繁忙和收茧时对夏税的担忧，都感情深沉，真实动人。高启诗歌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部分是其叙事诗。主要内容

是反映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人名的苦难和士大夫的命运。如《赠杨荥阳》，写的是其诗友杨基的坎坷经历。怀古诗亦即咏史诗，是我国诗歌的传统题材。高启的怀古诗也同前人之作一样，主要是借古人古事以感叹现实。《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此类诗的代表作。该诗作于洪武二年，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六句先写位于长江之畔的南京城地理之险要，接下来通过回顾“前三国，后六朝”的历史，发思古之幽情：前三国之东吴、后六朝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南京，都终不免覆灭的命运，这正是作者“我怀郁塞何由开”的原因。以此与朱元璋建都南京相联系，显然大有深意。最后所表达的是诗人之美好愿望“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河北。”

高启诗集中也有一些平庸的赠答、登临等内容，而且拟古倾向比较严重。但他的摹拟不专注于一朝一家，因此，在矫正元末纤丽诗风上有所贡献，但他的拟古倾向，对后来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还是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总的来说，高启的诗“备乎众体”、“兼乎众长”，思想清新，感情真挚，总体风格“怨而不怒”，委婉含蓄。

需要提出注意的是高启诗中出现了一系列主观色彩鲜明的形象和“惊”字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的内心深层次的情感。

2、 杨基

杨基（生卒不详），字梦载，号眉庵，先世本蜀人，因祖上在江

苏做官，他生长于吴县（今江苏吴县）天平山南。“吴中四杰”之一，

有《眉庵集》。

其早年诗作意象新巧，运辞精工，显示出感受细腻、敏锐的艺术才华。如“鸦度风阵低，牛鸣月痕弯”（《梁溪暮归》），“林光落虚牖，坐爱衣裳绿”（《游北寺竹林》）等等。入明之后，杨基诗中绘景状物的唯美境界被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所取代，语言也从精巧变得简朴。如《遇史可敬询故园》。

3、袁凯

袁凯（生卒不详），字景文，号海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官至监察御史，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伪装疯癫，以病免职回家。有《袁海叟诗集》。

袁凯因受到朱元璋的严密监视，反映现实的作品极少，而且隐晦难懂。他以学杜自诩，实际是摹拟为多。他的一些写景、咏怀之作较有特色，如《白燕》，诗中用明月、白雪、柳絮、梨花比喻白燕，借晋朝贵族王导、谢安的堂前也少见言其可贵，又借赵飞燕姐妹叮嘱白燕不要飞进帝王宫中以免牵惹是非，字里行间含蓄着忧谗畏讥之意。虽不免稍嫌雕饰，却也工整流畅，因此被传诵一时，诗人也被尊为i“袁白燕”。

4、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

后因长孙宋慎被胡惟庸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虽然他文学方面主要成就在散文，但在此介绍一下他的“道统”观念是必要的。

以宋濂为代表的“道统”文学在明代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宋濂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至正二十

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后被朱元璋毒死。有《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刘基的文学思想与宋濂相近，但他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地因素，表现出对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

其诗内容上大致分为两类：

1）、反映现实之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古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

2）、抒情写景诗，如《感怀》等作品，流露出豪杰气概，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此外《次韵和王文明绝句漫兴》：“芙蓉湖上夕阳低，杨柳枝头一鸟栖。独倚阑干看山色，白云飞过若耶溪。”写暮色中的湖光山色，清新秀丽，读之如入画境。

刘基的诗以真切额内容、雄浑的风格，冲破了元末明初那种纤弱的诗风，在明代诗坛上应该占有自己的地位。当然，他也有不少诗作宣扬了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而模拟古人的倾向，更成为明代是个复古主义的兆瑞。

6、台阁体

自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则被一批台阁重臣所把持，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号曰“三杨”。

三人都官高位尊，历事几代帝王，受宠达数十年。他们生当所谓“太平盛世”，其诗文大都是应制之作，以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为内容，工丽典雅，思想贫乏，被人们称作“台阁体”。

台阁体的产生原因：

1）、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

2）、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

3）、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

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得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的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

7、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杭州）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历任山西、河南、江西等地巡抚，为官清正。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领导京师军民击退了瓦剌军的围攻，是国家转危为安。天顺元年，英宗复辟，被诬以“迎立外藩”之“谋逆罪”，惨遭杀害。有《于忠肃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