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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对故意伤害案的量刑[摘要]同一个案件可能因为审判者的角度、着眼点不同，造成南辕北辙的结果。
因为这样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更应该本着刑法的基本目的和任务，综合考虑个案的特殊量刑情节。
对故意伤害案做出不同审判。
[关键词]故意伤害；量刑；分析如何认定故意伤害罪，要客观的全面的从行为人的主观、客观表现及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社会上造成的危害程度等综合因素来认识判断。
因司法实践中损害他人身体，可以表现为积极的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判明了这些犯罪的根源和动因，才能使被告人罪当其罚，罪刑相适应。
但从故意伤害罪的形式可以看出，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但是事先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给被害人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的认识不一定是十分明确的，应当肯定的是无论造成何种程度的结果，都在其主观的故意犯罪之内，所以实践中一般可按被害人实际伤害结果来确定是轻伤害、重伤害还是伤害致死。
而明确这三者的界限，对于正确的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伤害致死只要发生死亡结果即可认定，因此有必要明确的是人体重伤害与非重伤害的标准以及在确定为伤害并以此确定刑事责任时，应排除在诊治过程中有其他不当行为的介入伤情最终呈现为重伤害的，也不能以重伤害的结果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故意轻伤害的犯罪还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对重伤害意图非常明显，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即使未造成任何实际伤害，也应按故意重伤罪(未遂)定罪量刑。
一、对犯罪造成的轻伤害应尽量适用缓刑对那些因人与人接触而引发的轻伤害行为，只要符合缓刑的条件，要依法大胆缓刑适用。
前提条件有三个：第一，要认真查清犯罪事实，包括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以及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
第二，正确认定犯罪的性质。
即构成犯罪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所统一表现出的犯罪性质。
而具体的犯罪性质则是由整个犯罪构成决定的。
因为只要“证明某人行为中具有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的一切因素，也就证明了这些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L e∞I勖s协m A ndSo ci et y 雾翌霪璧霪翼慧爨蹇赛疙鬟愿妒，己o，o年9月(下)．i太{；I占缸会函边瑟幽溢泣泌盔幽誓幽蕾溢施豳温：毛三：!：=三!：!二!：：!：!=：!二：竺论盗窃罪的犯罪未遂王海霞摘要本文从盗窃罪未遂的认定标准，盗窃罪未遂与盗窃数额的关系及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三个方面出发分析盗窃未遂形态，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说明，提出了相关见解．关键词盗窃罪未遂盗窃数额定罪处罚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266—02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行为。
盗窃罪未遂，是指已着手实行盗窃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犯罪停止形态。
理论界研究重点往往在于盗窃行为本身，对于盗窃罪未遂在刑法分则中的地位与作用，却尚未得到深入直接的具体研究，并且有很大争议。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工作中对盗窃罪的标准产生一定的混乱，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
案例：王某，男，33岁，某厂干部。
与同厂周某预谋盗窃本厂财务科保险柜里的现款。
王某准备了一把电钻、钻头、天线，改锥、剪刀、胶鞋、手套等罪案工具，并偷着配制了财务科的门钥匙。
他乘厂内无人，用钥匙打开了财务科的门，又用改锥撬开了办公室桌子的两个抽屉，因没有找到保险柜的钥匙，便用电钻在保险柜的把手附近打了四个孔，企图打开柜子，但未能如愿。
于是，他将保险柜(内有人民币3900余元)移离现场，藏在楼内地下室的小储藏室内，便去约周某帮忙，意欲砸开保险柜，盗取现款。
周因自己曾为盗窃受过处分，没敢同去。
工作人员到厂子上班，发现财务科被撬，保险柜被盗。
立即报案。
四天后，保险柜在小储藏室被查获，当时，柜门尚未打开，现款原封不动。
王作案后，千方百计隐瞒罪行，直至一年半后因知情人周某讲出真情，始得破案。
在实践审判中，对本案王某的行为是认定为盗窃未遂还是盗窃既遂这一问题争议很大。
论犯罪未遂及其特征故意犯罪过程中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未遂问题，是刑法学犯罪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早在20世纪初，故意犯罪的未遂形态就已较为普遍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典中予以规定，迄今更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一项概莫能少的刑法制度。
我国刑法在总则中对犯罪未遂作了了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立法形式，既在总则中概括性地规定犯罪未遂，又在分则中对须处罚的具体未遂犯罪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犯罪未遂的概念犯罪未遂作为一种刑法制度，到了20世纪，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在刑法典中作出了规定。
关于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法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
即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情况。
这种主张把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法定结果发生而未达既遂的情况作为犯罪中止形态，以区别于犯罪未遂。
二是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
即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行犯罪而未达既遂形态的情况。
这种主张把犯罪中止形态也包括在犯罪未遂形态中，认为只要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都是犯罪未遂。
只是根据导致犯罪未达到既遂的原因，将犯罪未遂分为两类：行为人因意志以外原因或障碍而未达到既遂的，是障碍未遂；行为人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未达到既遂的，是中止未遂。
我国现行刑法与旧刑法均以同样的文字，采用法国模式对犯罪未遂作了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一般认为，这是立法对犯罪概念所作的规定，称之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概念。
不过学者们更乐意采用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表述作为理论中的犯罪未遂概念。
对此并无大的分歧，不过：第一，刑法对犯罪未遂的规定，只是突出了犯罪未遂的主要特征，以形式逻辑的概念标准衡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至少，它缺少被定义项，外延也不周延；第二，由于犯罪形态尤其是犯罪的不完全形态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行为无“着手实行”可言，并且过失行为与间接故意行为一样，尚无分则规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自无犯罪形态可言，因此，在犯罪未遂概念中应界定“直接故意犯罪”这一外延范围，才能使概念周延。
一、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标准1、主犯的量刑根据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事实情况应当归属的法定刑幅度，依照刑责相一致的原则确定主犯的刑种或刑期，不应从重处罚。
2、从犯的量刑(1)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①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是就刑事责任而言，而不是比照主犯的宣告刑从轻、减轻处罚。
如果主犯有其他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存在，其宣告刑可能与从犯一样，甚至更轻。
②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只能就共同所犯之罪而言，共同犯罪以外的罪的处罚，不能成为比照的对象。
如果主犯犯有数罪，从犯犯一罪，从犯只能比照与主犯共犯的一罪处罚。
③在主犯是连续犯的情况下，从犯只能比照与主犯共同参与作案的犯罪事实及主犯对比应处的刑罚来进行处罚。
主犯单独作案的犯罪事实及应处的刑罚，应被排除在比照的范围之外。
例如主犯与从犯共同盗窃，之后主犯又单独连续实施了多次盗窃的，从犯应比照的是主犯与其实施共同盗窃应受的刑罚。
(2)对从犯是从轻、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应主要考虑以下因素：①所犯罪行的性质。
看从犯所参与的犯罪是法定刑较高的重罪，还是法定刑较轻的轻罪。
如果从犯所参与的是重罪，如参与入户抢劫，主犯判处了十年以上徒刑，从犯就不能免除处罚，而只能比照主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如果从犯参与的是轻罪，如参与销赃(最高刑为三年徒刑)，对从犯可以免除处罚。
②所起作用的大小。
如盗窃罪的从犯只提供了作案工具，没有到现场，没有分赃或分赃很少，可比照主犯减轻处罚，对参与犯罪的性质不很严重的，甚至可以免除处罚。
对已参与作案，并分得部分赃物的，则从轻处罚。
3、一案有多个主犯或者多个从犯的，主犯或从犯之间的量刑应当按所起作用大小、主观恶性深浅区别对待。
如对所起作用大、主观恶性深的主犯量刑应该重，对所起作用小、主观恶性浅的主犯则应轻一些。
对从犯亦然。
4、此量刑意见只就主、从犯所参与实施的犯罪和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言，并未考虑其他法定或者酌定的量刑情节。
约定型受贿“未遂犯”的认定分析中共三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会亭摘要：在监察机关办理涉嫌贿赂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达成收送财物的约定，但在其尚未实际取得财物即案发的情况。
对于这种仅约定贿赂但因客观原因尚未取得财物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都存在较大争议。
本文从受贿犯罪未遂的认定侧重点、“约定”行为的性质、“着手”的界定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求准确对“约定型受贿”尚未现实收受财物的行为进行认定。
关键词：约定；受贿罪；犯罪未遂；着手；认定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95（2020）31-0052-0002黄某，A市住建委主任；陈某，A市某私营建筑企业老总，与黄某是高中同学。
2012年秋季某天，陈某到黄某家，希望黄某对其企业予以关照，并表示待黄某退休后将送其某小区住房一套，黄某当场答应以后会予以帮忙。
此后在黄某帮助下，陈某企业顺利承接多项工程项目。
2019年，黄某案发，至案发时，黄某未获得该房产。
本案中，黄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其同学陈某谋取大量利益，但并未现实收取黄某好处。
本案中，被调查对象显然不成立犯罪既遂，但是否构成受贿犯罪未遂，还是不构成犯罪？对黄某的行为应如何认定？主要观点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黄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陈某获取了大量利益，且双方就受贿行为已经达成合意，只是贿款（物）没有现实交付，而是约定在某种条件或期限成就后交付，虽然由于黄某意志之外（案发）的因素，致使黄某没有现实获得该房产，但黄某的行为已经符合受贿罪（未遂）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受贿罪未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黄某和陈某单纯的“约定”行为，不是“着手”实行收受财物的行为，黄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受贿犯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现结合案例分析如下。
一、受贿犯罪未遂认定的侧重点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定罪处罚问题探讨
作者：陈学勇出处：法律图书馆日期：2012年7月29日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只有既遂或者未遂的定罪处罚问题，一般没有大的争议，但对于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的，如何定罪处罚，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目前已成为量刑规范化改革当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
我我略抒己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未遂犯罪的定罪问题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
只有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才能依法量刑，否则，量刑无从谈起。
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显而易见，这是针对构成犯罪的未遂犯而适用的处罚原则。
根据刑法的规定，是否构成犯罪，不但要符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犯罪概念中的“但书”的规定，而且要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各个犯罪的犯罪构成的规定。
未遂犯罪什么情况下可以定罪处罚，什么情况下不予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认定。
例如，就财产犯罪而言，抢劫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一般就可构成抢劫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抢劫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盗窃犯罪有多种犯罪构成，对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不管盗窃数额大小，一般也可构成盗窃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盗窃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但对于一般的盗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盗窃未遂的，只有达到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才定罪处罚；对于纯数额型的诈骗等犯罪，犯罪数额大小是构成犯罪的标准，在犯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只要达到较大的起点，就构成诈骗罪，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未遂的，只有对于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对于抢劫等行为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影响定罪；但对于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除外）、诈骗等数额型财产犯罪，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与犯罪既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数额较大）是有区别的。
以数额巨大（即数额加重犯）的定罪起点数额作为该种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不仅考虑了刑法总则对犯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刑法分则对财产犯罪的数额规定的要求，而且也与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中的“但书”规定相符合。
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未遂、诈骗未遂采用以盗窃或者诈骗既遂数额巨大为定罪的数额标准，应当是比较合理的。
这种标准也应当成为其他一般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标准，从而也可以为司法实践明确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数额较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只有以数额巨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才应当以犯罪论处。
二、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问题
在定罪的基础上，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处罚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第一种做法，仅以既遂论处，不再追究未遂的刑事责任，或者将未遂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考虑；第二种做法，分别以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定罪处罚，未遂部分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然后确定全案所应判处的刑罚；第三种做法，全案以既遂认定，依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之后再考虑部分未遂情节，酌情从轻处罚；第四种做法，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犯罪处罚。
当然也不排除有应以数罪论处的观点。
首先，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是以一罪处罚还是以数罪并罚的问题。
鉴于我国同种数罪不并罚的理论，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定罪处罚显然不能采用同种数罪并罚的方法，只能以一罪处罚。
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发现同种漏罪未判，或者又犯同种新罪）才有同种数罪并罚的可能性。
据此，上述第二种做法以及同种数罪并罚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没有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如何处罚的问题。
对于上述第一种做法，显然可能会导致量刑失轻问题。
例如，诈骗既遂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第一种做法，只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而如果行为人只是诈骗未遂100万元，没有既遂数额，依法则要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之后再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一般不得跨幅度减刑，上述案件一般要在三年至十年幅度内量刑，两相比较，显然有失均衡。
对于上述第三种做法，我认为，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形态，把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合并在一起以既遂处罚，显然是不妥的。
若按第三种做法，也可能存在量刑失衡问题。
例如，诈骗既遂只有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此种方法，即要认定诈骗数额为100.5万元，且只能在十年以上量刑，无疑失之严苛，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遂情节只涉及部分未遂犯罪，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定情节，而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如果按未遂犯处罚原则对全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然也没有法律依据。
我赞同第四种做法，“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据此，对此类案件，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在适用量刑规范化办理此类案件时，根据上述原则，应先根据既遂部分或者
未遂部分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如果是以既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在以未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时，要考虑未遂部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因素；如果是以未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既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
有观点认为，对于纯数额型财产犯罪，按照上述第四种做法有理有据，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抢劫犯罪，值得研究。
我认为，同样适用，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一样的。
三、部分未遂犯罪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也存在较大的分歧。
我认为，可区别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一）对于同种犯罪（全部既遂）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形。
有观点认为，可以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当作部分未遂，参照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处理。
我认为，对于这种情形，既然全部同种犯罪都达到既遂状态，就应当根据全部同种犯罪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并确定相应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只能作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
例如，被告人抢劫三次，均属既遂，其中，两次是未成年人犯罪，一次是成年人犯罪。
量刑时，首先应根据三次既遂抢劫，确定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法定刑幅度量刑，然后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节，酌情从轻处罚。
当然，如果在十年以上量刑明显偏重的，可以依法通过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解决。
（二）对于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并存的情形。
我认为，首先要根据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等情况，决定酌情从重或者从轻处罚。
具体而言，（1）对于以既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既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既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未遂部分则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
（2）对于以未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未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遂情节、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未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既遂部分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调节基准刑。
（编辑：余孟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