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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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罗夫永
【期刊名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28)002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绩效迥异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释放出巨大的政策效应.然而,按照当时综合环境所设计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综合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总页数】6页(P86-91)
【作者】罗夫永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01.1
【相关文献】
1.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以1949年-1982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例浅谈我国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应有的角色定位 [J], 熊杰
2.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由产权制度缺陷引发的征地问题 [J], 唐雨晴
3.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产权分析——基于阿尔奇安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J], 彭前生
4.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J], 罗夫永
5.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历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J], 许静;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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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提要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从夏商周至清朝中期经历了井田制到均田制的变迁。
由于制度效率存在递减现象,这就意味着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的变迁是必要的。
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方式及其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并对现行土地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关键词:古代土地制度;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对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代表是诺斯。
诺斯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重新作出了解释,其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这就是诺斯著名的“制度决定论”。
按照诺斯与托马斯的观点,只有当经济组织是有效时才会发生增长。
为保持经济组织效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其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就是确立产权。
诺斯运用产权理论进行经济史的研究,最终形成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
“需求-供给”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修正”者的新制度经济学自然也离不开这一分析方法。
其中,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的一个直接应用。
1968年舒尔茨明确地提出了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供求分析、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等概念,并把它们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中。
对制度变迁需求和供给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制度变迁原因的分析。
制度既然有变迁需求与供给,就一定存在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
制度均衡是指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的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
收稿日期:2021-03-23作者简介:何金旗(1973—)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审计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货币经济学,国际投资。
亢瑞瑞(1995-),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
一、土地流转制度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制度的变革带动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分散经营”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缺陷逐渐暴露。
在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土地产权划分不清晰,使得土地的生产经营效率较低;地块分散,规模较小,导致农民难以使用专业化生产技术,很难有效配置和使用土地资源。
由于农业种植带来的低收益,农民转而进入到新兴的第二、第三产业中去,农村弃耕现象愈发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起进行了土地流转的探索与实践。
而在当今世界整体粮食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土地流转更应被重视。
土地流转包含狭义层面的土地流转以及广义层面的土地流转。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其狭义层面的定义。
广义流转是在狭义概念的基础上再加上土地功能的流转,土地权利的流转与土地功能的流转相辅相成,紧密相连,构成“土地的复合流转”。
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流转方式包括交换所有权以及国家对农民的集体土地进行征用等。
但是在我国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应用更为广泛。
根据土地权利来源即土地权利转出方是否所有者,可以分“初次流转”和再次流转。
“初次流转”是指土地所有权拥有者将权利转让给集体组织或者个人,土地使用权者是土地权利的转出方的土地权利流转称为“再次流转”。
在土地使用权初次流转中,按照土地权利是在一个集体内部进行的权利流转,可以划分为初次内部流转和初次外部流转。
我国往往对土地转出的不同形式采取不同的标准。
在初次内部流转时,往往采取农民承包土地的形式,农民承包土地时,如果转出方和转入方同属于一个集体,不需要经过集体内部批准。
而在初次外部流转时,往往采取出让或租赁土地的形式。
当代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土地经济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中国社会获得财富和福利的主要来源。
但是,土地制度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与其紧密相关的土地经济问题则也日益凸显。
本文将探讨当代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土地经济研究,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观点和思考。
一、中国的土地制度目前,中国的土地制度主要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即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和城市土地制度问题。
1. 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主要分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和国家土地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后建立的土地制度,它将所有土地都划归到农村集体所有,并按照户口分配给每户家庭使用。
这种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制度的特殊性,该制度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使得土地流转和交易不便,无法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由于土地使用权只属于家庭而不是个人,导致每个家庭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现代高效农业需要。
最后,由于农村土地不可抵押,银行不会给予农民贷款,降低农村发展的经济效益。
2. 城市土地制度问题中国的城市土地制度主要是按照市场原则管理土地。
城市土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和收益权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分配给企业或个人。
这种制度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土地资源的开发往往是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决定,土地发展规划和土地出让价格往往存在审批不规范和价格不透明等问题。
其次,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涉及到土地所在地的行政审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影响土地的流转和交易。
二、中国的土地经济中国的土地经济是指在土地资源上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农村土地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的土地经济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在近年来的农村土地利用变革中,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成为了农村土地经济的新方向。
我国农村改革实验土地流转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因、制度变迁进程以及社会总收益变化,并对现有试点地区的新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
文章探讨了在行政力量推行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农民、企业、政府的作用和该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总收益变化。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农地流转收益成本分析帕累托改进文献综述菲尼(1996)提出了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理论只有三大传统柱石(天分、技术和偏好)是不够的,第四大柱石就是制度。
因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丁利(2007)用主观博弈论解释了制度变迁是由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跃迁。
姚洋(2000)就将农地产权制度分解为三个部分,提出了对土地交易使用的自由度探析,并和其他一些学者提到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效应。
邓宏图提出了“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的一体化方式,土地制度进一步自由化时,农地用途进一步多样化。
这样的合约形式集中了市场高能激励和企业行政效率的双重优势,因而被农业产业化企业甚至非农业化企业所选择。
现在国家在许多地区进行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希望可以进一步提高农地制度的自由度,提高农民收益。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一)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农地转非趋势形成一般认为,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起飞的重要途径。
因为伴随工业化的城镇化进程,会制造出产出效率的比较优势远高于传统农业的多样型经济,又可通过精心的城市经营与企业家管理,极大地提升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并显著提高土地的经济产出水平和土地的附加值。
一国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然需要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城镇经济。
城镇化是国民经济纵深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发展必然会引起土地从传统农业部门向非传统农业部门转移。
在土地所有面积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由于城镇的人口密度高,基础建设设施全面又常常附有工商业一体化的发展,城镇的土地利用率要远远高于农村。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和意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土地制度的不断变迁,对中国农民、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同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土地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和制度机制,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深刻的理论指导。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和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最终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分析和评价,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历程。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对比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探究其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制度机制。
2.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阐述其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探讨如何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
3.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
探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分析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和动力的影响。
4.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与影响。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进行评价,探讨其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1. 收集国内外有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
2.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和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
3.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进行分析和讨论。
4. 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的案例分析,评价其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并探讨其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影响。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变革及机理分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进行了多次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引入市场化和合法化的手段,实现了土地利益的合理分配。
本文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机理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的集体化和公有制化。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遇到了瓶颈,农民的土地流转受到了限制,土地流转的效率得不到有效的提升。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需要重新审视农村土地制度。
因此,我国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现状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入开展的阶段。
2008年之后,我国先后实施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政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延续,而是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改进。
例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将原本的使用权转变为所有权,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利,从而解决了过去农民无法卖掉或转让宅基地的困境。
同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因此,在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需要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管理,以保护农村土地流转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要结合地理和经济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三、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机理分析1.物质基础为改革奠定基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物质生活条件。
通过改革,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土地使用权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企业,并通过就业和创业等方式增强农民收入,从而达到改善物质基础的目的。
这也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科斯、诺思等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将以往经济外生变量——制度引入研究领域以来,对制度的研究的起源、功能、绩效和变迁路径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并结合历史、现实,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1] 国内经济学者运用此理论工具,对我国的经济改革过程进行了出色的分析,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现代制度经济学》,就是这时期研究的初步总结,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的进入攻坚阶段,制度研究的方法更显重要。
一、以往农地制度变迁研究的回顾所谓的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
制度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政策构成”,[2] 对制度及其演化过程的研究则是制度变迁理论。
简要来说,制度变迁即为在潜在利益的刺激下,有创新精神的初级行动集团将寻求制度外的潜在利益,并引发次级行动集团追随行为,从而推动制度变革的过程。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有两种: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3]。
在国内,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更多的表现在经验检验、发展的层面。
如杨瑞龙认为,我国改革深化固然受制度需求的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权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4],姚洋认为,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集体决策下的诱导性制度变迁[5]。
对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以往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纯粹从经济史的角度详细说明了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阶段,优点是主要用史事说话,根据所有制关系,将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正确的加以划分。
但理论论述不够详细,且对现今的农地制度并不能提供具体的结论[6]。
(2)采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研究角度虽然有其独到的一面,但难免有生搬硬套理论之感[7]。
因此,已有的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研究,或失之于理论解释的无力或失之于历史说明的非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遥影响。
本文将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影响和挑战。
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背景和原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进行农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村产权不清、农业生产低效等问题,亟需通过土地制度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土地制度改革也使得土地产权流转更加灵活。
二、1. 政治因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治因素主要体此刻政府的农村改革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政府通过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旨在激发农夫的农业生产乐观性,提升农村经济进步水平。
此外,政府期望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来增进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农村劳动力的流淌,以应对人口城市化给农村带来的挑战。
2. 经济因素: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了深遥影响。
改革前,农村土地的集体全部制使得土地无法有效流转,限制了农村经济的进步潜力。
随着土地制度变迁,中国农夫可以将土地承包给其他农夫或者企业,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效益最大化。
农夫可将承包土地流转给现代化农业经营者,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村经济的效益。
另一方面,土地制度变迁也对中国农夫的收入产生了乐观影响。
随着土地承包期限的不息延长,中国农夫的土地使用权稳定性得到保障,增加了农户投资农业生产的乐观性。
同时,农夫可以通过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或者企业参与合作,获得土地租赁费用,增加了农夫的收入来源。
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挑战1. 土地流转问题:尽管土地制度变迁为农夫提供了更大的农地资源和经营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土地流转需要解决土地承包期限、土地流转价格和土地保卫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目前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2. 村落治理问题:土地制度变迁不仅仅涉及到土地资源的流转,还需要解决村落治理问题。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分析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一改革旨在加强土地产权意识,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村经济效益。
然而,对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经济效果,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有人则认为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阻碍了经济发展。
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分析。
一、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
在农村地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种种原因,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比城市低很多。
1988年中国发布《城市房地产管理条例》和《农村土地管理条例》,奠定了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
2002年,土地管理法再次修改,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市场化经营。
二、土地制度改革的优点1.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为了增加土地的经济价值,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实际上,这种改革并没有让农民失去他们的土地,而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土地经营机会。
在新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经营能力更强的承包者,从而达到利用土地的最大化。
这种流转方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并且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农村现代化建设。
2.增强了农民的土地产权意识土地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传统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对土地的产权意识比较淡薄,这使得他们难以发挥土地的最大价值。
现在,土地制度改革已经让农民认识到土地的产权价值,认识到保护土地权益对于自身利益和地方整体利益来说都是重要的。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识程度不断提高,这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同时也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基础。
3.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制度经济学案例案例名称: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演变案例适用:第三章之制度变迁理论案例内容: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指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组织以承包的方式分配给农户,农户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承担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也承担土地的保护义务和风险责任的制度安排。
土地承包制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稳定长期承包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
人民公社制度是1958年至1982年期间中国农村实行的一种集体化的土地管理制度,它是以公社为基本单位,将农村土地、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公社所有,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制度安排。
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是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国情和历史条件,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支持工业化建设,增强国防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然而,人民公社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民公社制度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利,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低效和萎缩,引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饥荒,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 人民公社制度实行高度的集权和计划管理,忽视了农村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和需求,导致了农村的社会和文化的单一化和僵化,造成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
- 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人口控制,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和选择,导致了农村的资源和人才的流失和浪费,造成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和对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78年至1993年期间中国农村实行的一种分散化的土地管理制度,它是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将农村土地、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农户所有,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劳分配的制度安排。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是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也是为了适应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目的是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06级经济学(1)班黄绍勇3106004183制度经济学-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形成,演化和动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元素。
对土地的权利关系几乎决定了与“农”有关的一切经济关系。
所以时至今日,中国三农问题不可避免地集中到农村土地产权的问题上来。
由于现行集体所有制的产权边界不清晰,从而引起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争论。
如何看待这种争论?我们认为土地产权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带有诸多非资本主义因素,产权是人们使用资源的一组权利。
从法律观点看产权通常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涵义要宽泛的多,它不仅包括上述意义,还包括构成人们行为约束的各种社会规范。
产权的实施和控制是有代价的,它需要对资源可能的用途进行测度、监督和保护,其经济价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实施和控制成本。
产权的界定和实施不仅仅由个人来执行,政府和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介入这个过程。
政策、法律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具有降低产权实施成本、提高资源净收益的功能。
交易和生产中广泛涉及的契约安排更关键是实现产权交换。
用阿尔香的话说:“在本质上,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产权的,一个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是对稀缺资源用途的权利安排,是产权如何以及按怎样的条件界定和交换的问题”。
农地产权是以农村土地所有权为核心,包括租佃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利。
农地产权制度的形成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先天禀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近代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的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农地产权都是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重要关注点,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农地产权的重新调整开始的,在我国十分紧张的人地矛盾关系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轨迹1、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农民私有制。
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济分析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成为社会稳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
本文旨在从经济学角度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分析。
一、国有土地产权不清晰,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在中国,土地属国有,乡村集体所有土地都必须由地方政府指导管理。
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乡村居民、个人则拥有承包经营权。
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土地流转的困难。
第一,国有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转移手续繁琐。
由于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相互交织,不允许任意买卖、租赁或抵押,尽管已经出现了“抵扣土地许可证”和“买卖方案审批”等新型土地流转服务,但仍受制于农村目前的制度体系。
第二,乡村土地流转价格困难,没能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
价格的不确定性是阻碍农村土地流转的另一大因素。
受规划调整、用途变更等多种因素影响,土地的变现能力低,田间地头的农民相对于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城市投资者和地产商仍会受制于价值评估。
二、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在新世纪初,围绕农村土地流转大势所趋的问题,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多次尝试和探索,推出了多项政策。
例如,2002年出台的《土地管理法》明确国有土地供应通过公开、公平的方式进行,土地用途分区督导监管,用于农田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征收必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赔偿等。
此外,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进行了多项规定,如规定转让必须咨询广大农民群众意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售必须获得政府批准等。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和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对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进行了规定。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济潜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将带来三方面的经济效益。
第一,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土地流转是极为重要的,农村土地改革可以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农村收入。
流转后,土地使用效率提高,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生产成为可能,将有助于发挥经济实力雄厚的农村经济组织的优势效应。
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罗夫永柯娟丽(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摘要】: 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绩效迥异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释放出了巨大的政策效应。
然而,按照当时综合环境所设计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综合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渐进式改革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 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Luo fu yong(Xinjiang university,Urumchi,Xinjiang 8300047,China)Abstract:It has occurred f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s which had different effect from 1949 。
We executed new rural land system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f land from 1978。
At first,the new system have released huge policy power。
As devis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at time,the system expressed some limitation and defects。
From review of the f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eason and the impet us of 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 in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offers some ideas for fa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
Keywords: rural land syste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ystem variance ; gradual innovation 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绩效迥异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50年代初,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农民私有制;1953—1957年,在保留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1958—1978年,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79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由农户家庭经营。
四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我国当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释放出了巨大的政策效应。
然而,按照当时综合环境所设计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综合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历次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
一、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1、制度的内涵作为一种协调社会关系的规则,制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
学者对制度的定义和分类很多,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制度的宏观含义,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
另一种含义是指“要求成员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则”,简言之,制度是一种规则,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制度”概念的,即“制度”是指“众所周知的约束人们的各种规则”。
[1]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概念包含三方面基本含义:一是制度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任何制度都只适用于特定共同体内,离开了这个共同体,制度就失去了约束力;二是制度是众所周知的。
制度是公开的、透明的,为共同体成员所共知;三是制度具有约束力。
这是制度的强制性,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违反制度必须受到惩罚。
2、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化与交易过程。
制度变迁受到来自制度变迁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各种变量和因素的约束。
从主体方面讲,参与制度创新的行为主体包括个人、自愿性团体和政府这三个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单位,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根本动机是获取外部的潜在利润。
如果不存在改变制度安排会带来更多收益的可能性,或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低于预期成本,制度创新便不会发生。
新制度经济学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实证模型,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前者指对现行制度做出变更、替代或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时,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后者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推行和实施的制度变迁。
3、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比较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要获得制度变迁的收益,必然要付出制度变迁的成本。
制度变迁成本就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支付的各种成本,主要有:设计新制度的成本;预期的制度实施成本;预期的摩擦成本,即清除旧制度的成本,清除新旧制度之间摩擦和减少变革过程中的阻力所需成本;随机成本,即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预料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作为“公共物品”的制度及创新本身就包含“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
制度变迁收益是指制度变迁给制度内部成员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的总和。
制度变迁成本常成为制度变迁的阻碍因素,一般而言,只有制度变迁的预期总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预期总成本,即存在一个净收益(表现为社会福利增加)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
二、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制度经济学解释1、农村土地农民私人所有,农民个体经营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土地改革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但在广大解放区内,仍约有2.64亿农民仍未进行土地改革。
实现这些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遗留任务之一,也是为促进农业生产,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以推动土地改革运动。
通过土改,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这阶段农地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于农民,农民既是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土地的自主经营者;土地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允许买卖、出租、典当、赠予等交易行为;国家通过土地登记、发证、征收契税等对土地进行管理。
从制度供给角度而言,农村土地农民私人所有、农民个体经营的土地制度改变了土地改革前制度非均衡状态,符合了当时的制度环境,明确了产权边界,土改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封建制度束缚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稳定当时农村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1949年相比,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42.8%,棉花增长193.7%,农业总产值增长41.4%,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一倍。
[2]2、农村土地农民私人所有,农民合作经营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最大力量发展农业生产以支援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国家决定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
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
互助组是建立在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之上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它是为了弥补个体农户单干的不足而采取的一定程度的劳动联合,所以它并没有改变原先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它的特点是农户在劳动上进行互助合作,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则保持独立,农产品的分配也保持独立。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做法是:在允许社员有小块自留土地的情况下,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获得土地收益。
初级农业合作化还是承认土地归农民个人私有,只是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
为了克服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国家提倡发展互助合作,是适应当时国家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
尽管曾出现过一些急躁冒进的做法,但总的说来,其发展还是健康的。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克服了以自有土地、自我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小农经济所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制度创新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
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留与土地使用权的转移,符合了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渐进式改革没有触动农民的所有权,相对于个体经营和互助组而言,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潜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使弱小的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增进利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体现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应该说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成功的一页。
[3]3、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经营从1956年初开始,初级社没来得及巩固,高级社就在全国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高级农业合作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土地由农民所有转变为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
这是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对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的成功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但是农业合作化的改造过程中存在着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初级农业合作社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全部过渡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
“赶超英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于是促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人民公社化的途径是在高级合作社基础上小社并大社。
至1958年11月初,全国共有人民公社26572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1%。
[4]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
人民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
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经营,公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完全掌握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手中,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来控制和管理土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土地上的任何权利都不能转移、出租。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创新,理论和实践上必然导致产权是残缺的,必然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问题,超越了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