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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阴阳合同，顾名思义，是指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中，一部分条款是公开的，另一部分条款是私下的，通常用于规避法律、逃避税收、逃避债务等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阴阳合同案件日益增多，对法律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阴阳合同案件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法律实践提供参考。
二、阴阳合同的法律性质1. 阴阳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阴阳合同往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第三人利益，因此属于无效合同。
2. 阴阳合同当事人应承担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
”虽然阴阳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当事人仍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具体包括：（1）赔偿损失：当事人因阴阳合同遭受的损失，应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2）返还财产：当事人因阴阳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
（3）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对于涉及阴阳合同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可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
三、阴阳合同案件的司法实践1. 阴阳合同案件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阴阳合同案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合同形式：阴阳合同通常采用书面形式，但有时也可能采用口头形式。
（2）合同内容：阴阳合同中，公开条款与私下条款内容不一致，且私下条款违反法律规定。
（3）当事人行为：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逃避法律、逃避债务等行为。
2. 阴阳合同案件的审理在审理阴阳合同案件时，法院应遵循以下原则：（1）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当事人因阴阳合同遭受的损失，法院应依法判决赔偿。
（2）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涉及阴阳合同的违法行为，法院应依法判决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
五、司法实践中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案件的审理虽然我国已从立法上确立了违约责任与侵害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但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上，对此类案件的具体审理还未能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和操作规程。
根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笔者认为要审理好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案件应当着重注意：（一）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责任竞合情形结合笔者审判经验，责任竞合通常发生在下列合同关系中：1、买卖合同。
主要有标的物有瑕疵、质量不符合要求、包装不符合要求，造成对方财产、人身损害的。
2、运输合同。
在运输旅客、货物中，因承运人的过失，致旅客受伤、死亡或者致货物损毁、灭失的。
3、雇用合同。
受雇人在履行雇用义务时，人身受到损害或者故意、重大过失造成雇用人损失的。
4、租赁合同。
因租赁物瑕疵而致承租人损害或者因承租人过失毁损租赁物。
5、保管合同。
寄存人交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未事先告知，造成保管人损害的；或者保管人占有寄存人财产非法使用，造成损毁、灭失的。
6、赠与合同。
赠与合同虽然是无偿合同，但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赠予受赠人有瑕疵的赠与物，造成受赠人损失的。
7、承揽合同。
主要有交付的定作物不符合质量要求、有瑕疵，或者因保管不善、过错或重大过失造成定作人提供的被加工物毁损、灭失的。
8、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此类合同在履行中，供方因违约中止供电、水、气、热力，致对方财产、人身损害的。
（二）在程序上应注意的问题1、法院对原告的选择应加以必要的诉讼指导。
原告在起诉时，选择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对原告的权利有一定影响。
理由：第一，哪一种请求权能得到更多的经济赔偿，通常是原告的首要选择。
第二，一方面，如受诉法院在原告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原告参加诉讼活动比较经济、方便，诉讼成本也相对较少。
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比较方便，对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把握相对要大。
另一方面，出于心理上的担忧，如，原告担心地方保护主义通常会选择自己信任的法院。
最高法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全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于2012年3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人民法院在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认定电子交易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的同时，还应当适用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
二、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第五条标的物为无需以有形载体交付的电子信息产品，当事人对交付方式约定不明确，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
第六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标的物的，可以代为保管多交部分标的物。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代为保管期间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法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全文（1）一、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第1篇一、引言跳单，即跳过中介机构，直接与交易对方达成交易的行为。
在房地产、二手房买卖、租赁等领域，跳单现象较为普遍。
跳单行为对中介机构造成了经济损失，损害了中介行业的正常秩序。
本文将从跳单的认定及其法律后果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跳单的认定1. 跳单行为的构成要件（1）存在中介服务合同关系。
跳单行为的前提是中介机构与交易双方签订了中介服务合同，明确了中介机构的权利义务。
（2）中介机构提供了有效服务。
中介机构在交易过程中提供了包括信息提供、谈判协调、合同起草、见证等服务。
（3）交易双方达成交易。
交易双方在中介机构的介入下，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相关合同。
（4）跳单行为。
交易双方在中介机构未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达成交易。
2. 跳单行为的认定标准（1）直接证据。
交易双方在中介机构未参与的情况下，直接签订合同，属于直接证据。
（2）间接证据。
如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不完整、交易双方在中介机构介入前已达成初步意向等，可作为间接证据。
（3）综合判断。
根据交易双方的行为、中介机构的服务情况、合同签订时间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存在跳单行为。
三、跳单的法律后果1. 对中介机构的影响（1）经济损失。
跳单行为导致中介机构无法获得约定的佣金，造成经济损失。
（2）声誉受损。
跳单行为损害了中介机构的信誉，影响其业务开展。
（3）行业秩序破坏。
跳单行为破坏了中介行业的正常秩序，导致行业内部竞争加剧。
2. 对交易双方的影响（1）法律风险。
交易双方在跳单过程中，可能因合同条款不明确、权利义务不清晰等问题，引发法律纠纷。
（2）经济损失。
交易双方可能因跳单行为，导致交易价格不合理，造成经济损失。
（3）道德风险。
跳单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可能导致交易双方在今后的合作中产生信任危机。
3. 法律责任（1）中介机构可以要求交易双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经济损失。
（2）交易双方在跳单过程中，如违反法律法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中介机构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要求对跳单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
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理解《合同法》上规定的恶意串通中的“恶意”，一般是指当事人具有加害他人的不良动机。
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的规定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双方恶意的意思表示，隐藏于双方当事人的内心，一般需要从合同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客观行为来进行分析和认定。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订立合同多为获得非法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获利并不是构成恶意串通的无效合同的构成要件，即使恶意串通合同的当事人没有为自己获利的目的，或者结果不可能使自己获得利益，但是由于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仍然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复函或者裁判意见阐明了据以认定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要素：1、当事人之间均明知存在某种情形。
2、当事人为一方私利而相互串通，后果是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民法上的“恶意”有两种含义：1、观念主义的恶意，指明知某种情形的存在，则重于行为人对事实的认知。
例如，国内企业明知某外商投资的对象为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仍接受外商的委托，以自身的名义投资于该领域。
2、意思主义的恶意，指动机不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则重于行为人主观意志上的应受谴责性。
比如，一方当事人利用其履行报批手续的便利，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报送伪造的合同及其材料，获得批准，使不具备资格的第三人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而本应获得股权的另一方却未获得。
律师实务中，债权人要以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其主要障碍是举证问题，因为恶意串通的法律后果比一般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更为严重，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要求十分严格。
首先，债权人应当证明恶意串通的双方在主观上有损害债权人的意图；其次，债权人应当证明恶意串通的双方必须有相互勾结和串通的行为。
在恶意串通损害特定当事人利益的情况下，常常发生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即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构成对第三人的侵权，第三人有权请求恶意串通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串标行为的认定标准串标行为，指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虚假购买、买卖交易等违法行为。
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需要明确串标行为的认定标准。
在我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串标行为。
一、主观故意认定串标行为首先需要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在进行虚假交易，且有意图获取不当利益。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证明：1. 虚假交易的频率和程度：如果某个个体连续多次进行虚假交易，或者一次交易获利巨大，那么这就可以说明其存在主观故意。
2. 收益情况：行为人从虚假交易中获得了不当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与正常交易差距较大，也可以作为认定主观故意的一个依据。
3. 行为人的借口和辩解：如果行为人在被查处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或辩解，如果其解释明显站不住脚或者与事实相悖，也可以用作认定主观故意的参考。
二、交易实质认定串标行为还需要审查交易的实质，也就是交易的真实目的和实际结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1. 虚假交易的特征：虚假交易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如过分追求低价、订货数量大而实际需求量小、货款支付方式怪异等，这些特征可以作为认定虚假交易的依据。
2. 市场价值：虚假交易的金额与市场价值差距较大，或者商品的真实价值难以与交易金额相符合，也可以用作认定虚假交易的依据。
3. 商品质量和交付情况：虚假交易往往伴随着商品质量不达标或者未能按时交付的问题，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可以进一步支持认定虚假交易。
三、相关证据为了准确认定串标行为，还需要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 交易记录和数据：通过查阅交易记录和数据资料，可以分析交易的规模、频次和金额等信息，从而判断是否存在虚假交易的可能。
2. 监控跟踪：可以借助市场监管部门的监控系统，对涉嫌串标的交易进行跟踪，收集相关证据。
3. 相关当事人证言：可以听取涉案当事人的证言，以了解交易的真实情况。
综上所述，认定串标行为的标准主要包括主观故意、交易实质和相关证据三个方面。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来源：作者：日期：07-03-03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诸如，债务人为规避强制执行，而与相对方订立虚伪的买卖合同、虚伪抵押合同或虚伪赠与合同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而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行为，亦为典型的恶意串通行为。
该类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而也具有违法性，对社会危害也大、是故，《合同法》将《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纳入到无效合同之中，以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
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
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
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
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
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
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
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预。
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
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一房二卖行为无效法律界2009-06-09 14:40人民法院报:80/343/2009-06-09/40972.html 裁判要旨出卖人一房二卖，房屋产权转移到后手买受人名下，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后手买受人出于故意或恶意，但可以根据双方买卖关系中存在的诸多疑点和不合常理之处，推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
第1篇一、引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二次确认无效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已经生效的法律行为或者法律文件，再次进行审查和确认，并最终认定其无效的一种法律程序。
这一程序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对二次确认无效的内涵、原因以及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二、二次确认无效的内涵1. 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效力有争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效力。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对无效法律行为的确认程序。
2. 概念界定二次确认无效，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已经生效的法律行为或者法律文件，当事人或有关机关再次进行审查和确认，并最终认定其无效的法律程序。
这里的“一定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律依据发生变化、发现新的证据等。
3. 法律效果二次确认无效的法律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恢复原状。
对于因无效法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无效法律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2）撤销权。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无效法律行为。
（3）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解除因无效法律行为所订立的合同。
三、二次确认无效的原因1. 当事人故意或过失导致合同无效（1）当事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导致合同无效。
（2）当事人因过失导致合同无效，如未履行合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等。
2. 法律依据发生变化（1）法律、法规的修订、废止导致合同无效。
（2）司法解释、政策调整等导致合同无效。
3. 发现新的证据（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合同无效。
（2）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合同无效。
4. 当事人恶意串通（1）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
（2）当事人恶意串通，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二次确认无效的应对策略1. 完善法律法规（1）明确二次确认无效的适用范围、程序、法律依据等。
第1篇一、引言恶意串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为了实现不正当目的，相互勾结、相互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在我国，恶意串通被视为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文将围绕恶意串通案件的法律后果展开论述。
二、恶意串通案件的构成要件1. 行为人之间存在串通关系。
恶意串通行为要求行为人之间存在相互勾结、相互串通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
2. 行为人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恶意串通行为的目的必须是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非个人利益。
3. 行为人实施了恶意串通的行为。
恶意串通行为可以是口头、书面、行为等方式，只要能够实现串通目的即可。
4. 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故意。
恶意串通行为要求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故意，即他们都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仍故意为之。
三、恶意串通案件的法律后果1. 民事责任恶意串通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包括：（1）返还所得。
恶意串通行为人应当返还因恶意串通行为所获得的利益。
（2）赔偿损失。
恶意串通行为人应当赔偿因恶意串通行为给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3）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恶意串通行为人违反了合同约定，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2. 行政责任恶意串通行为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包括：（1）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恶意串通行为人可以受到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2）行政拘留。
恶意串通行为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3. 刑事责任恶意串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包括：（1）拘役、有期徒刑。
恶意串通行为人因恶意串通行为给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依法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
（2）罚金。
恶意串通行为人应当依法缴纳罚金。
（3）没收财产。
恶意串通行为人因恶意串通行为获得的非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没收。
四、案例分析以下是一起恶意串通案件的案例分析：案情简介：甲、乙两人在某市合作经营一家公司。
民法典关于恶意串通的有哪些规定面对激烈的市场，有些不法商家为了竞争优势，就会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
那么民法典关于恶意串通的有哪些规定？民法典关于恶意串通的有哪些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我国民法典作出了以下规定：恶意串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代理人不当行为的法律后果：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恶意串通合同后果的法律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释义：本条是对恶意串通合同后果的规定。
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的合同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当事人双方是出于故意。
（二）恶意串通的合同是为牟取非法利益。
当事人订立恶意串通的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非法利益。
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而本条的规定是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作出的。
恶意串通主要有哪些特征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的合同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当事人双方是出于故意。
因恶意串通而成立的合同的当事人都是故意的，这种故意的本质在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非法利益。
当然，因恶意串通而成立的合同不以行为人已经或必然获得了非法利益为必要条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恶意串通成立的合同，未必都是当事人的故意，例如，当事人的代理人与对方当事人或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串通危害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订立合同，就不应认为是当事人的故意。
买卖合同纠纷审判实务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来源：⼈民法院出版社《中华⼈民共和国民法典适⽤与实务讲座》（上下册）江必新主编司法实践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是合同类纠纷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案件。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很多制度适⽤问题在买卖合同中都有体现，买卖合同纠纷中的很多问题也都是有偿合同交易中的共性问题。
正确把握和处理审判实务中买卖合同纠纷的重点难点问题，能够对其他有偿合同纠纷解决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引。
⼀、买卖合同内容⽋缺的影响《民法典》第596条规定，买卖合同的内容⼀般包括标的物的名称、数量、质量、价款、履⾏期限、履⾏地点等。
实践中，买卖双⽅签订买卖合同时并未完整地约定上述内容，此时需要对买卖合同是否成⽴进⾏判断。
⽐如，甲公司在重⼤资产重组中需要出售其所有的两套汽车⽣产线，其与⼄公司约定了⼄公司购买汽车⽣产线的时间、交付地点、报批程序等。
买卖合同⽂本中标的物⼀栏未填写汽车⽣产线的名称、型号和包括的各组件内容，也未填写数量和价款。
但是，为了固定双⽅已达成的⼀致意见和除价款外的其他谈判成果，双⽅均在该“买卖合同”中加盖了公司印章。
后来，甲公司未与⼄公司协商，⾃⾏在⾃⼰持有的合同⽂本上标的物⼀栏填⼊了其所有的⼀套汽车⽣产线，并将价款栏补全为1.5亿元。
然后，甲公司凭借⾃⼰持有的该合同⽂本要求⼄公司按照1.5亿元来购买上述汽车⽣产线。
法院审理中认为该案的核⼼是甲、⼄双⽅是否成⽴了汽车⽣产线买卖合同。
⼀种意见认为，汽车⽣产线的型号、数量、价款虽然没有在合同⽂本中记载，但是，⼄公司在⽂本上加盖其印章并将合同⽂本交与甲公司⼀份，这就表明其默认甲公司⾃⾏填写标的物和价款，甲公司在⾃⼰持有的合同中填写了标的物和价款，所以买卖合同成⽴。
另⼀种意见认为，⼄公司持有的合同⽂本中并未填写标的物和价款，甲、⼄双⽅就标的物和价款未达成⼀致，所以双⽅买卖合同不成⽴。
笔者认为，《民法典》第596条规定的买卖合同内容对合同成⽴与否的影响并不⼀样。
【实务参考】合同无效的13种典型情形及裁判规则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合同或者部分合同条款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2)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3)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5)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6)对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免责的合同条款。
(7)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8)因被撤销而形成的合同无效情形。
我们将通过本文详细阐述在实务中哪些情形容易出现合同无效以及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一)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部分失效)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示的基础上产生的。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胁迫也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
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
(二)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主要有债务人为规避强制执行，而与相对方订立虚伪的买卖合同、虚伪抵押合同或虚伪赠与合同等;企业高管或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企业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等情形。
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之规定、实践与路径选择作者：朱堉茜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05期摘要：恶意串通是我国民事立法的特有术语，与虚伪表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其概念的模糊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造成法律效果的冲突和适用的不准确。
此外，其过于绝对化的效力规定可能与第三人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不利于第三人信赖保护，反而在价值判断上造成更大的问题。
因此在新一轮民事立法中，对恶意串通的概念加以梳理、对法条进行整合殊有必要。
关键词：恶意串通；通谋虚伪表示；合同效力；第三人利益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4-0064-02作者简介：朱堉茜（1993-），女，河北邢台人，华东政法大学，2015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恶意串通概念的规范分析“恶意串通”概念始于对前苏联民法类似规定的模仿，属于我国民事立法上的特有概念，通说认为，其渊源于大陆法系民法的虚伪表示理论。
从民法学理来看，我国对“恶意串通”行为的定义不甚清晰。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4项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订立的合同无效。
这通常被视为恶意串通对应的唯一条款。
关于《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7项及《合同法》第52条第3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否也属于恶意串通的规则，学界存在争议。
因其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范围不断扩张，多数情况下指代脱法行为，部分情况下属于虚伪表示，作为手段来理解还可能涉及欺诈、无权代理等，导致与同样被扩张化运用的恶意串通成为适用上的“同一概念”，就其原始本意而言，应当属于单纯的脱法行为，因为如作其他理解，可能导致伪装行为下的隐藏行为一并无效，故本文不作此理解。
二、司法实务上的恶意串通及现行法上的解决在我国早期有关恶意串通的立法理由书中，立法者本意是将其视为一种当事人恶意串通侵害相对人利益的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第154条恶意串通制度之探究作者：李珂欣来源：《大经贸》 2019年第8期李珂欣【摘要】恶意串通无效实为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一种，在其有限的调整范围内可被无权代理、欺诈规则、无权处分、债权人撤销权、虚伪表示等具体制度取代；该条的存在造成了法律行为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等概念的混乱，建议在制定民法典时将该条删除。
【关键词】恶意串通构成要件法律行为无效一、恶意串通制度的立法沿革恶意串通制度最早规定在新中国第一次民法总则草案中，后来《民法通则》的立法者对该条进行了修改，《合同法》也有类似规定。
《民法总则》[1]再次进行了修改，将恶意串通的主体限定为“行为人与相对人”，将“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更改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且新增第146条虚伪表示。
在《民法总则》做出如上调整的情况下，恶意串通制度的体系定位、适用范围、构成要件等有待重新审视和进一步厘清。
二、民法总则第154条恶意串通的适用范围关于该条的适用范围，学理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是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恶意串通分为两类，一是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二是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与法律行为之外第三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认为该条仅适用于第一类恶意串通。
其二认为应回归该条旨在规制代理行为中一方与另一方代理人恶意串通滥用代理权的立法原意。
其三认为该条应能适用于各类恶意串通。
比较而言，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观点二试图探寻立法真意，忽视了法律一旦制定就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分离。
第一种观点通过文义解释，将该条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欠缺妥当性。
行为人与相对人和法律行为当事人不能等同，具体存在两种情形，情形一，当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过法律行为进行串通时，此时行为人与相对人即为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如《招投标法》第32条第2款规定的的情形。
情形二，当行为人通过非法律行为进行串通时，如虚假诉讼等，此时行为人与相对人和法律行为的当事人不一致，如《拍卖法》第37条规定的情形。
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存在机制与认定作者：黄文婷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34期摘要本文是关于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认定及其效力，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无效合同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基础。
关键词恶意串通合同无效请求权基础物权不当得利作者简介：黄文婷，烟台大学法学院，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12.022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协议或契约。
但如果合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它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存在的理由和基础。
其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 是合同无效的一种法定情形。
合同一旦无效，便会自始无效，为了解决合同无效的情形，便有了《合同法》第58条、59条的规定。
有一个案件可以充分的体现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和法律后果及其认定。
一、问题2006年5月8日，福建金石公司与福建田源公司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约定金石公司将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厂房、办公楼和油脂生产设备等全部固定资产以258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田源公司。
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对买卖的标的物进行交接后，田源公司给予汇款2500元，金石公司把汇款分两批转到金石集团的旗下，用途是往来汇款。
2009年10月15日，中纺粮油公司获得了田源公司80%的股权，田源公司改名为中纺粮油公司。
同年的9月16日，中纺粮油公司购买了汇丰源公司80%的股权，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由于金石公司已经无可执行的财产，请求：一是确认金石公司与中纺粮油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无效；二是确认中纺粮油公司与汇丰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无效；三是判令汇丰源公司、中纺粮油公司取得的合同项下的财产返还给财产所有人。
试问：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及其效力？二、“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23日做出（2007）闽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确认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后更名为中纺福建公司）之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一）金石公司与汇丰源公司及田源公司之间行为的认定1.王晓琪作为金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与其丈夫柳峰签订转让的买卖合同时，已经事先知晓嘉吉公司与其公司的协议约定，并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有所了解，她在明知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仍然将土地使用权及相关的厂房设备转让给田源公司，这就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串通。
首页>法学>案例点评买卖合同中当事人恶意串通的司法认定2012-12-18 10:30:09|来源：中国法院网|作者：王维永裁判要旨买卖合同中，一方明知另一方已与案外人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且已基本履行完毕，仍以案外人之名与之签订解除协议；另一方明知该方无权代表案外人解除合同，仍与之签订解除协议，进而与之重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该方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其性质均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故双方之解除协议及重新签订之房屋买卖合同，均为无效。
案情重庆市奉节县众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发公司）于2005年4月8日成立，股东为高华、高应凤，高华为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为奉节县永安镇竹枝路337号。
2007年12月7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高华，高应凤、黄平、廖国庆、谭成全、李世兰，廖国庆为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变更为奉节县永安镇诗仙西路426号。
该房屋原系李世兰购买的奉节县西江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立公司）商业城负层计2160㎡，总价款为190万元。
原李世兰无力支付房款，即以其已付购房资金入股众发公司并与西江立公司解除购房合同，转由众发公司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该房买卖合同，众发公司先后支付房款1880715.60元，因尚未办理过户手续，故余19284.40元尾款未付。
2008年9月15日，众发公司六股东签订《奉节县众发公司退股协议》，协议约定：“原股东黄平、廖国庆、谭成全、李世兰仍在西江修理厂继续经营，高华、高应凤退出全部股分，回原地竹枝路经营。
原众发公司的经营执照等手续归高华、高应凤继续使用，黄平、廖国庆、谭成全、李世兰于2008年9月12日后不再使用该公司证件，四人重新申办各种手续。
高华、高应凤财产、经营撤离时间：证件手续和20万现金定于2008年9月15日前领走，原二人投入的设备和材料定于2008年9月28日前撤离。
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盈亏结算、资产评定于2008年9月30日完成。
债权追偿时高华、高应凤应积极配合。
盈亏承担仍按原出资比例承担和享有。
结算清楚后，原章程和协议、会议记录失效”。
但之后廖国庆一直扣留众发公司的公章不予交还。
2008年9月16日，众发公司召开第四次股东会并形成决定，由高华、高应凤分别购买廖国庆等四股东的股份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同年9月23日，黄平、廖国庆、谭成全、陈慧明成立合伙企业奉节县天泰小汽车维修中心（以下简称天泰维修中心），廖国庆任负责人，经营场所为西江商业城负层（诗仙西路426号）。
同时，廖国庆分别代表众发公司与天泰维修中心签订租赁合同，将众发公司名下的西江商业城负层租赁给天泰维修中心。
同年9月27日，廖国庆持众发公司公章并出示了《众发公司退股协议》，代表众发公司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解除协议》。
即解除原众发公司与西江立公司关于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
同日，廖国庆代表天泰维修中心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购买西江商业城负层的买卖合同，并在西江立公司协助下办理了房产过户登记。
2008年10月8日，众发公司变更为高华、高应凤，高华为法定代表人，廖国庆于该日将众发公司的公章交还给众发公司。
众发公司遂与廖国庆等交涉无果，遂以西江立公司、天泰维修中心为被告、廖国庆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认为二被告及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众发公司利益，请求确认其《解除协议》及《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均无效。
二被告及廖国庆不承认恶意串通，均认为其行为合法，请求法院确认协议及合同之效力。
裁判奉节法院审理认为，恶意串通是行为人之间相互串通，明知其行为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而故意为之、或行为后果客观上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本案中第三人廖国庆向被告西江立公司提交《众发公司退股协议》时，被告西江立公司就应当知道第三人廖国庆已不是众发公司的股东，而且丧失了单独使用其印章从事业务活动的权利。
同时，被告西江立公司亦明知第三人廖国庆以众发公司之名签订《解除协议》之目的是为了被告天泰维修中心获得属于众发公司的房产。
此时，被告西江立公司更清楚天泰维修中心的负责人就是本案第三人廖国庆。
在如此众多的明知情况下，被告西江立公司仍与代表众发公司和天泰维修中心的廖国庆签订了《解除协议》，按常理如果双方没有事前的串通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在被告西江立公司与廖国庆代表天泰维修中心签订的《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房屋价款为190万元，合同签订时天泰维修中心给付房款170万元，尚欠20万元，在西江立公司将房屋所有权证交给天泰维修中心时付清。
但事实上，此合同中所称已付房价款170万元并非被告天泰维修中心或廖国庆所给付，而是本案的原告众发公司之前所支付，这一事实被告西江立公司绝早就清楚，但却置原告众发公司的利益于不顾，非但不向原告退回所付房款，反而将该款算作被告天泰维修中心支付，并将原本属于原告众发公司的房屋产权证书办给了被告天泰维修中心，从而使被告天泰维修中心仅以20万元的价款就取得了价值近200万元的房产，极为严重的损害了原告众发公司的合法权利。
据此，被告西江立公司、天泰维修中心及第三人廖国庆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其皆辩解无恶意串通之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遂判决：2008年9月27日，第三人廖国庆以众发公司之名与被告西江立公司、天泰维修中心签订的《解除协议》及上述二被告签订的《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均无效。
宣判后，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1、恶意串通的基本特征与本案当事人的行为特点通说认为，恶意串通亦秒恶意通谋，即指一方行为人与他方行为人为获取不当利益而实施的有害于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属于行为人与第三人故意为意思表示不真实之行为。
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有四：①须有行为人双方基于恶意串通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之故意；②须有双方共同恶意串通之行为，即双方恶意通谋之意思已经付诸实施；③须串通之双方有通过恶意串通行为而谋取不正当利益之非法目的，至于行为后果是否实现了不当利益则在所不问；④须双方恶意串通之行为直接有损于国家、集体或第三人之利益（参见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2000年12月版第915页）。
结合本案分析，当高华、高应凤的众发公司发生合伙经营后，即由一方经营变为三方合伙联营，由二名股东变为六名股东，法定代表人由高华变为廖国庆，合伙的名称仍为众发公司。
由于廖国庆独断专行，因而公司内部矛盾重重，于是高华、高应凤不得已退出合伙而独立经营。
退伙后，进而购买黄平、廖国庆、谭成全、李世兰四人所有股份，此时的众发公司恢复原状，成为独立的并扩大了股权的公司。
但廖国庆却始终将众发公司的公章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交出，并另立天泰维修中心自任负责人，采取了借用众发公司名义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以天泰维修中心之名与西江立公司重签《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等一系列手段，通过恶意串通将众发公司所购买的西江商业城负层二千多平方米的房产变为廖国庆把持的天泰维修中心所有。
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恶意串通的本质特征，也当然地被人民法院予以否定。
2、本案中当事人恶意串通之主要目的及其行为方式本案当事人的恶意串通始于高华、高应凤退出合伙经营。
原合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廖国庆不知出于对二高退伙大为恼火还是其他动机，即于退伙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计划有预谋的恶意串通行为，其目的旨在独吞众发公司所购买的西江商业城负层二千多平方米的房产。
为达此目的，廖国庆与西江立公司、天泰维修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恶意串通。
第一、廖国庆违背《众发公司退股协议》的明确约定，将已不属于廖、黄、谭、李的众发公司的营业公章扣在自己手中，拒不交还，为其以后之恶意串通作为法码。
《退股协议》约定：“高华、高应凤财产、经营撤离时间为：证件手续和20万元现金定于2008年9月15日前领走，原二人投入的设备和材料定于2008年9月28日前撤离。
”很显然，“证件手续”当然包括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营业公章。
因为公章乃企业之标志，且既然廖国庆等四人已不是众发公司的股东，当然无权保留公章。
廖国庆扣下公章拒不交还公然违背《退股协议》，其用心显而易见。
第二、廖国庆持众发公司公章并以众发公司之名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即解除原众发公司与西江立公司所签之《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这本属于非法行为，但西江立公司在明知廖国庆已不是众发公司股东、无权使用该公司公章的情况下，仍与廖国庆签订《解除协议》，其恶意串通显而易见。
第三、廖国庆在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之当日，代表天泰维修中心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使廖国庆独吞众发公司早已买下的西江商业城负层二千多平方米的房产之目的成为现实。
第四、在廖国庆的请求和怂恿下，西江立公司积极予以协助，使廖国庆顺利完成西江商业城负层房屋的过户登记，以图从法律上实现合法占有之目的。
3、本案裁判的特点及认定恶意串通的基本思路本案判决严格遵循了庭审确认的定案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并借助法理思维逻辑解剖了恶意串通所应当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紧扣本案当事人恶意串通的表现形式，采取“正面不攻侧面攻”的写作手法，并不急于阐明廖国庆的责任，却以被告西江立恶意串通、配合、协助廖国庆损害众发公司合法权益为主线，逐层展开，从而使廖国庆及其天泰维修中心的恶意串通之表演暴露无遗。
本案审判长兼主审人的王海林法官，本身即是奉节法院民二庭庭长，深谙案情的他当然知道如此的写作手法能收到奇佳之审判效果。
首先，裁判说理紧扣廖国庆持众发公司公章并出示《众发公司退股协议》，代表众发公司与被告西江立公司签订《解除协议》这一事实，认定西江立公司应当知道廖国庆已不是众发公司的股东、已丧失单独使用众发印章从事业务活动的权利，同时亦明知廖国庆以众发公司名义与之签订《解除协议》之目的旨在获得众发公司西江商业城之产权。
其次，裁判抓住廖国庆代表被告天泰维修中心与被告西江立签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这一事实，揭示出天泰维修中心的负责人就是第三人廖国庆，从廖国庆以众发公司之名与西江立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到廖国庆代表天泰维修中心与西江立公司重签西江商业城负层买卖合同，表明系廖国庆在一手制造假象串通他人损害众发公司利益，最终达到廖国庆只用20万元即夺得价值200万元的众发公司的房产之目的。
第三，裁判根据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这一事实，揭示了廖国庆及其天泰维修中心的全部目的和企图，并由被告西江立公司帮助协作完成，且让廖国庆从法律上获得非法产权之合法据有，使本案被告西江立公司、天泰维修中心及第三人廖国庆之间恶意串通的行为特征暴露无遗一份说理透彻、揭示深刻的判决，让多方当事人皆服判息诉，此即是司法裁判的公信与权威之所在。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