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多国档案的开掘终究会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带来一场革命性变动①。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3IJK(>5L%&'(MNOPQRSTUVWX蒋　华　杰 近十几年来，一大批高质量的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并显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已开始跨越传统学科的边界，利用和借鉴了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国际化、文化转向以及社会史取向等新趋势，初步形成了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格局。

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依旧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其中强“关系”弱“制度”就是一个重要表现，亦即多数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各种层级的互动关系，却相对忽视对中国自身外交决策体制的探讨。

这一研究领域由此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惑甚至尴尬的现象，一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或有效解答，其中包括像“谁在做外交”这样的基础性问题②。

“谁在做外交”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类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由哪些个人、团体和部门在规划、执行，在这一权力运作过程中，这些组织和个人扮演着何种角色，相互之间存在着何种互动，最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并在何种程度和层面上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独特性。

“谁在做外交”问题的本质是外交决策体制的内在运作机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外交史研究中，确定主体是判别特定外交行为的性质、特征和动因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

由于不能十分到位地解决“谁在做外交”这个问题，过去的很多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将视角从国家转向社会、从高层下沉至底层、由政治移至文化的同时，却依旧基于模糊的国家主体叙事和分析模式，最常见的作法就是在分析外交决策和政策实施时大量使用“中国”“中方”“政府”“中共”这类模糊的主体称谓，这导致本应是某个人、某个部门或组织作出的政策选择被泛化为整个国家行为，导致难以区分外交行为中的个人、团体、部门乃至社会的角色，历史研究者笔下的外交行为由此被简单化、模糊化，从而难以深入发掘存在于政府与社会中的各种复杂互动，亦难以准确解读外交决策的真正动机。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外交10级历史教育班张建荣指导教师吕德胜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始终影响着中国外交，中国千年外交也反过来影响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藩大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原则，至今对中国外交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千年；外交；传统；文化一、主流传统文化影响古代外交的基本走向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千年中国的制度文化，是支配中国千年外交的意识形态。

这些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主要有：大一统文化、农耕文化、礼制文化、仁义文化。

(一)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

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以至于统一成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

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他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

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

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二）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

四大文明古国都以农耕立国。

虽然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

上面讲到的大一统文化的出现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如大型水利工程依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和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

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走到了哪一步作者：陈奉林来源：《世界知识》 2021年第6期文／陈奉林脱去紧身衣，中国学者走在了前面若干年前，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提出一个使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命题。

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1648年之后欧洲国家关系基础上的，是根据这300多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

依此而循之，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之前和欧洲之外的国家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个理论之外了。

这种倾向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具有2000多年对外交往的历史，具有自成体系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操作范式和丰富经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交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强行套上“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无疑是圆凿方枘、削足适履，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无法得到解释。

中国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现实。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就已提出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

随着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大课题，是从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社会进步的力量。

在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东西方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上，以往的外交史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更不能为面临的全新形势与全新任务的中国外交实践提供新鲜力量。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与借鉴各民族、各国家与各地区交往交流互动的历史经验，回应东方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向未来发展延伸的诸多问题。

因此，本世纪初，在前人基础上，开展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课题被提出。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建立建设东方外交史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方面大胆探索，终于在史学园地树起了一面学术旗帜，使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从2006年10月第一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召开后的十几年来，这种在中国兴起的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以中国人的史观为指导的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中国外交思想的源流和演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的外交思想一直是中国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外交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变。

本文将会从源流和演变两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历程。

源流中国外交思想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各国之间互相攻伐。

齐国的孟子就是那个时代一位优秀的外交家。

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认为各国之间应该超越民族、国界界限，共同维持天下大同、和平稳定。

这一思想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但是在后来的历史中，它成为了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断演变，外交思想也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

宋朝时期，赵普提出了“外交以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在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时，和平与友谊是最为重要的基础。

这一思想成为了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近代中国的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演变中国外交思想在演变中逐渐变得更加完善和丰富。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处于战争和贫穷的状态中，外交思想的演变也逐渐受到了影响。

在近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受到了不同的挑战和变化。

鸦片战争和中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为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思考。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外交受到了不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这也使得中国开始逐渐借鉴欧美国家的外交经验和思想。

那时，中国的外交思想逐渐向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强调国家实力和维护国家利益。

20世纪初，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

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汪兆铭提出了“联俄抗日、联美抗共”的外交思想，旨在将中国置于一个平衡的国际位置。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寻求外交上的均衡，以此来维护国家的利益。

总结中国外交思想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和发展，从孟子时期的“天下为公”到汪兆铭时期的“联俄抗日、联美抗共”，中国外交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和变化。

不同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环境为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提供了不同的动力和挑战，而中国的外交思想也在不断适应这些变化和挑战。

外交学与文化交流的关系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外交学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桥梁，而外交学则研究各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进行文化交流。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外交学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交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交流对外交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时，文化因素常常被用作交流的媒介。

通过文化交流，各国之间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历史背景以及社会制度，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同时，在国际事务中，文化因素也常常被用来增强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

例如，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含了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通过文化交流，中国与参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倡议不仅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也为各国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

二、外交学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外交学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学科，对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外交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从而在开展文化交流时更加得心应手。

外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形象的塑造和维护。

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认知，而文化交流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

外交学的研究为国家外交决策者提供了指导，使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对方的文化，并采取更加得体的措施来塑造国家形象。

此外，外交学的研究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跨文化交流中的难题和挑战。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和习俗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导致误解和冲突。

外交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促进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三、文化交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化交流对国际关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可以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改善。

通过文化交流，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得到加强，进而推动合作与和平发展。

从文化外交看我国文化外交的发展摘要：文化外交作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和外交手段，往往发挥着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

各国也越来越重视运用文化外交这一手段参与到当今的国际事务当中。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文化外交进入了高速活跃期。

未来，文化不再只是为外交服务，而是转向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文化外交；国家；软实力；未来的发展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2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通过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来传达国家意志、输出国家价值观和实现国家文化战略的一种外交活动。

文化外交有两层意思：一是政府为许可、促进或限制文化交流而与其他国家协商签订多边或双边的协定，例如政府间召开的有关会议，洽谈文化协定、交流项目等，二是有关政府机构执行、实施文化协定及其所从事的文化关系方面的活动。

文化外交，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通常是由外交官来具体实施的，其目的是在其他国家塑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国家的良好形象，从而从整体上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政策。

文化外交不是开展后马上见效的，需要长期、不断的投入，这就需要保持连续性。

在世界外交史中，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构成外交活动的四个层面。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作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和外交手段，文化外交往往发挥着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

各国也越来越重视运用文化外交这一手段参与到当今的国际事务当中。

文化外交可以作为传统外交的有益补充。

传统外交通常是指由政府官员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交往活动。

这些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多为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西方许多政治家、外交家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交往活动在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

美国著名的参议员富布赖特也曾阐述过文化外交的作用，他说：“在当今世界不能仅靠军事势力和外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