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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限时集训(一)(时间：90分钟分值：100分)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5小题，每小题3分，共45分)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记载：“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
……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
……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
”这一变化( )A．建立起周天子的集权统治B．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C．标志着贵族政治开始确立D．加强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B[根据材料“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可知，西周时期周天子确立起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强化了与诸侯的等级区别，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故选B项；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并未建立起集权统治，排除A项；贵族政治在西周之前已经确立，排除C 项；材料论述的是天子和诸侯关系的变化，并未扩展至民族关系，无法体现加强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排除D项。
]2．(2020·某某质检)商鞅变法时建立的乡村基层组织即乡里什伍制，后世王朝大多得以保留或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如汉代的乡里什伍制、唐代的乡里保邻制、宋代的保甲法、明代的里甲制等。
这体现了中国古代( )A．礼法并施的治国理念B．政治制度的延续与变迁C．基层自治意识的增强D．后世王朝缺乏创新精神B[材料涉及的政治制度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为了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控制，体现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延续与变迁，故选B项；材料只体现出政治制度的规X，没有反映出道德的教化，与“礼”的治国理念无关，排除A项；材料反映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非地方的自治，排除C项；材料“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说明政治制度的变迁反映出乡村基层组织也有制度的创新，排除D项。
]3．“三老”是古代掌教化的乡官。
西汉时，三老可直接与官吏交流政策，参与政治、督促百姓缴纳赋税等，进行基层的统治。
统治者将自己的意志通过官吏下达给三老，三老吸收消化后，劝导百姓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带领百姓学习并服从国家的各种政策。
殷周制度论翻译The institutions of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government. These institutions were born out of a need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der, and they were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refining over the centuries. In this essay, we will examin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and discuss their significance.During the Yin dynasty, the central institution was the monarchy, where power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king. The king ruled with divine authority, claiming to be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e king had absolute power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o assist the king, a bureaucratic system was established, consisting of ministers and official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various administrative tasks. These official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talents and skills, and the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Another important institution of the Yin dynasty was the feudal system. The king divided the land among his nobles, who in turn ruled over their respective territories. The nobles wer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order and collecting taxes from the people. In return, they received their own land and enjoyed privileges and benefits from the king. This feudal system helped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provide a mechanism for the king to reward and control the nobles.During the Zhou dynasty, the institutions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system of hereditary rule was replaced with theconcept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According to this belief, the king's right to rule was not inherent but rather bestowed by heaven. If the king ruled poorly, heaven would withdraw its mandate, and the king could be overthrown by a virtuous and capable individual. This ideology helped to legitimize the Zhou dynasty's rule and maintain the loyalty of the population.Another significant institution of the Zhou dynasty was the system of feudal states. The Zhou king granted land and titles to his relatives and loyal supporters, who then ruled over their territories as independent states. The feudal lords owed allegiance to the king and provided military support when necessary. This system helped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llowed the king to decentralize power. However, over time, the feudal lords became increasingly powerful and autonomous, leading to the eventual fragmenta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Zhou dynasty.In conclusion,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der of ancient China. These institutions evolved and adapted over time to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society. The monarchy, bureaucratic system, feudal system, and the concept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all 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dynasties. However, the growing power of feudal lords eventually led to the downfall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powers. Nevertheless,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Chinese governments and continue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to this day.。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在文化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在《人间词话》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讨论，其见地深远，触动人心。
其中，王国维特别强调了古代中国的王朝制度和礼仪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贡献。
他在《人间词话》中对于古代中国的王朝制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殷周制度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殷周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维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他看来，殷周制度以礼制为核心，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和谐。
王国维认为，殷周制度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互助，它注重礼仪规范，通过礼仪来规定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礼仪制度使得个体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借助于礼仪的约束，个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不会被自私和利己主义所迷失。
这样，整个社会就能够保持相对的和谐和稳定。
此外，王国维认为殷周制度还注重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通过封爵制度来奖励和表彰那些有功于国家的人才。
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有积极的进取心和贡献精神，从而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王国维认为，这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制度的优点之一。
总之，王国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评价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他认为，殷周制度以礼仪制度为核心，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使得社会能够保持相对的和谐和稳定。
他强调了殷周制度对于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王国维的这些见解，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相当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译文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在殷周交替时代最为剧烈。
都邑，是政治与文化的标志。
自上古以来，帝王的都城都在东方。
太昊的墟(,)在东方，大庭氏的库(,)在山东境内，黄帝的都邑在涿鹿的山阿。
少昊和颛顼的墟(,)都在鲁地和卫地(应为山东河南之间)，帝喾的都城在亳(安徽亳州)。
只有史官称尧的都城在平阳(山西临汾)，舜的都城在蒲坂(山西永济)大禹的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都在西北偏僻之地，和先古帝王定都之处不同。
但尧的号是陶唐氏，其坟墓在定陶的成阳(山东定陶)。
舜的号是有虞氏，但他的子孙被封于梁国的虞县(河南虞城县)，孟子说舜的生卒之地都在东夷方。
可能因为洪水之灾，兖州在黄河下游，一时之间可能会有迁都的事情，不是一直定居在西方(山西)。
禹时的都邑虽然无法查考，但夏朝从太康以后直到桀，都邑和其他地名从经典上能够查到的都在东部，和商部落的人杂处黄河、济河流域，大致有数百年。
商朝取得天下以后，其都邑没有固定过，前后迁都五次，但都没超过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
所以自从五帝以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邑都在东方，只有周独自在西部崛起。
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将武庚立为商人的统领，设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视之，而未能完全统治东部，等到武庚叛乱，才以兵力平定了东方，,克服武庚之商部落，指讨平协助叛乱的东夷奄国之君，灭掉五十国。
这才封康叔在卫(河南淇县)，伯禽在鲁(山东曲阜)，太公望在齐(山东营丘)，召公之子在燕(北京)。
其他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等国，都安置于殷京都所辖的范围内以及殷的侯服与甸服(古代王畿外围千里以内的区域)。
而齐、鲁、卫三国因是周王室至亲，且有征伐功勋，故分封在蒲姑、商、奄的旧地，作为诸侯的领袖;周又将洛阳作为东都，来管制东部诸侯;而周天子仍居住在丰、镐二京(陕西长安)，共达十一世。
自五帝以来，都城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应该从周朝开始。
所以拿宗族来说，则舜和夏都是颛顼的后代，殷、周都是帝喾的后代，殷、周之间较为亲近是很自然的，以地理位置来说，则舜、夏和商都在东部，只有周崛起与西方，所以夏商两代的文化基本一样。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译文 SANY标准化小组 #QS8QHH-HHGX8Q8-GNHHJ8-HHMHGN#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在殷周交替时代最为剧烈。
都邑，是政治与文化的标志。
自上古以来，帝王的都城都在东方。
太昊的墟（）在东方，大庭氏的库（）在山东境内，黄帝的都邑在涿鹿的山阿。
少昊和颛顼的墟（）都在鲁地和卫地（应为山东河南之间），帝喾的都城在亳（安徽亳州）。
只有史官称尧的都城在平阳（山西临汾），舜的都城在蒲坂（山西永济）大禹的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都在西北偏僻之地，和先古帝王定都之处不同。
但尧的号是陶唐氏，其坟墓在定陶的成阳（山东定陶）。
舜的号是有虞氏，但他的子孙被封于梁国的虞县（河南虞城县），孟子说舜的生卒之地都在东夷方。
可能因为洪水之灾，兖州在黄河下游，一时之间可能会有迁都的事情，不是一直定居在西方（山西）。
禹时的都邑虽然无法查考，但夏朝从太康以后直到桀，都邑和其他地名从经典上能够查到的都在东部，和商部落的人杂处黄河、济河流域，大致有数百年。
商朝取得天下以后，其都邑没有固定过，前后迁都五次，但都没超过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
所以自从五帝以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邑都在东方，只有周独自在西部崛起。
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将武庚立为商人的统领，设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视之，而未能完全统治东部，等到武庚叛乱，才以兵力平定了东方，,克服武庚之商部落，指讨平协助叛乱的东夷奄国之君，灭掉五十国。
这才封康叔在卫（河南淇县），伯禽在鲁（山东曲阜），太公望在齐（山东营丘），召公之子在燕（北京）。
其他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等国，都安置于殷京都所辖的范围内以及殷的侯服与甸服（古代王畿外围千里以内的区域）。
而齐、鲁、卫三国因是周王室至亲，且有征伐功勋，故分封在蒲姑、商、奄的旧地，作为诸侯的领袖；周又将洛阳作为东都，来管制东部诸侯；而周天子仍居住在丰、镐二京（陕西长安），共达十一世。
自五帝以来，都城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应该从周朝开始。
高一历史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试题1.宗法制是西周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你判断，在西周的封国──鲁国的宗法体系中，处于大宗地位的是A．周王B．鲁国国君C．卿大夫D．士【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调动知识获取信息的能力。
分封制下，诸侯国中的诸侯享有较大的权力，在诸侯国内国君是本系统的大宗，和天子相比又是小宗，故本题选择B。
【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分封制。
2.观察下表，按照西周宗法制的规定，有资格继承王位的是【答案】A【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以及与教材内容联系的能力.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从表格中信息可以判断应该由三哥来继承王位。
【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嫡长子继承制3.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
”这段话意在揭示（）A．指出嫡长子继承制的弱点B．嫡长子继承制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C．没有比嫡长子继承制更好的权力交接制度了D．嫡长子继承制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答案】B【解析】此题考查学生的古文阅读与分析理解能力，学生易错选D项。
材料内容前部分分析了立嫡的弊端：“人才之用优于资格”，但后面又说为什么不用立贤的方式来代替立嫡呢，原因是立贤容易产生纷争，这种弊端要大于立嫡带来的问题，所以只能立嫡，不能立贤，故答案应该选B项。
【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西周的宗法制度4.下列关于西周宗法制度的表述正确的是（）A．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B．年长者在宗族内地位最尊C．大、小宗之间只是家族等级关系D．历代诸侯都是大宗【答案】A【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识记能力，难度较低。
5601.《孟子• 告子》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
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这段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是A.春秋时期诸侯争霸B.战国时期兼并战争C.西周初分封制D.西周末王室衰微2.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谈及周代的宗法制度时说：“任天者定，任人者争。
定之以天，争乃不生。
”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这里的“天”是指A.辨别是非善恶的天理B.表现自然现象的天道C.决定嫡庶身份的天命D.确定继承人选的天子3.编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乐器。
春秋之前，王公贵族在家里悬挂编钟是有严格规定的，所谓“王宫悬(四边悬挂) ，诸侯轩悬(三面悬挂) ，卿大夫判悬(两面悬挂) ，士特悬(单面悬挂)” ，逾制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A.等级制度森严B.宗法色彩浓厚C.文化生活丰富D.法律制度严苛4.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 ，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
这里“化家为国”指的是A.分封制的瓦解B.郡县制的实行C.封建制度的确立D.郡国并行制的实施5.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指A.全国有统一的货币、度量衡B.全国有通行的统一文字C. 以皇权至高无上为最基本的原则D. 中央机构对地方机构实行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6.汉武帝时《出界律》规定：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活动，绝对不能私出国(诸侯国)界。
这一规定的根本目的是A.强化君主专制B.加强思想控制C. 防止诸侯割据D.加强中央集权7.唐中宗曾不经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封拜官职，但因心怯，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这表明唐代A. 中书省和门下省形同虚设B.丞相权力得到空前强化C.三省制对皇权有一定约束D.严格执行集体决策机制8.宋真宗写手诏立宠爱的刘氏为贵妃，派人送给宰相李沆颁布，李沆看后，居然当着使者的面，用烛火将诏书烧了，并让其回话说：李沆认为不可。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原文及译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徵也。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
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皞与顓頊之虚皆在鲁卫，帝嚳居亳。
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
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於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
盖洪水之灾，兗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於西土也。
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於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
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於西方，盖自周始。
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顓頊后，殷、周皆帝嚳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
文化既尔，政治亦然。
……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於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周人制度之大异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叁曰同姓不婚之制。
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
其旨则在纳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於此。
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试畧述之。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在殷周交替时代最为剧烈。
都邑，是政治与文化的标志。
自上古以来，帝王的都城都在东方。
太昊的墟（？）在东方，大庭氏的库（？）在山东境内，黄帝的都邑在涿鹿的山阿。
少昊和颛顼的墟（？）都在鲁地和卫地（应为山东河南之间），帝喾的都城在亳（安徽亳州）。
只有史官称尧的都城在平阳（山西临汾），舜的都城在蒲坂（山西永济）大禹的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都在西北偏僻之地，和先古帝王定都之处不同。
但尧的号是陶唐氏，其坟墓在定陶的成阳（山东定陶）。
舜的号是有虞氏，但他的子孙被封于梁国的虞县（河南虞城县），孟子说舜的生卒之地都在东夷方。
可能因为洪水之灾，兖州在黄河下游，一时之间可能会有迁都的事情，不是一直定居在西方（山西）。
禹时的都邑虽然无法查考，但夏朝从太康以后直到桀，都邑和其他地名从经典上能够查到的都在东部，和商部落的人杂处黄河、济河流域，大致有数百年。
商朝取得天下以后，其都邑没有固定过，前后迁都五次，但都没超过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
所以自从五帝以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邑都在东方，只有周独自在西部崛起。
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将武庚立为商人的统领，设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视之，而未能完全统治东部，等到武庚叛乱，才以兵力平定了东方，,克服武庚之商部落，指讨平协助叛乱的东夷奄国之君，灭掉五十国。
这才封康叔在卫（河南淇县），伯禽在鲁（山东曲阜），太公望在齐（山东营丘），召公之子在燕（北京）。
其他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等国，都安置于殷京都所辖的范围内以及殷的侯服与甸服（古代王畿外围千里以内的区域）。
而齐、鲁、卫三国因是周王室至亲，且有征伐功勋，故分封在蒲姑、商、奄的旧地，作为诸侯的领袖；周又将洛阳作为东都，来管制东部诸侯；而周天子仍居住在丰、镐二京（陕西长安），共达十一世。
自五帝以来，都城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应该从周朝开始。
所以拿宗族来说，则舜和夏都是颛顼的后代，殷、周都是帝喾的后代，殷、周之间较为亲近是很自然的，以地理位置来说，则舜、夏和商都在东部，只有周崛起与西方，所以夏商两代的文化基本一样。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在殷周交替时代最为剧烈。
都邑，是政治与文化的标志。
自上古以来，帝王的都城都在东方。
太昊的墟（？）在东方，大庭氏的库（？）在山东境内，黄帝的都邑在涿鹿的山阿。
少昊和颛顼的墟（？）都在鲁地和卫地（应为山东河南之间），帝喾的都城在亳（安徽亳州）。
只有史官称尧的都城在平阳（山西临汾），舜的都城在蒲坂（山西永济）大禹的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都在西北偏僻之地，和先古帝王定都之处不同。
但尧的号是陶唐氏，其坟墓在定陶的成阳（山东定陶）。
舜的号是有虞氏，但他的子孙被封于梁国的虞县（河南虞城县），孟子说舜的生卒之地都在东夷方。
可能因为洪水之灾，兖州在黄河下游，一时之间可能会有迁都的事情，不是一直定居在西方（山西）。
禹时的都邑虽然无法查考，但夏朝从太康以后直到桀，都邑和其他地名从经典上能够查到的都在东部，和商部落的人杂处黄河、济河流域，大致有数百年。
商朝取得天下以后，其都邑没有固定过，前后迁都五次，但都没超过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
所以自从五帝以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邑都在东方，只有周独自在西部崛起。
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将武庚立为商人的统领，设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视之，而未能完全统治东部，等到武庚叛乱，才以兵力平定了东方，,克服武庚之商部落，指讨平协助叛乱的东夷奄国之君，灭掉五十国。
这才封康叔在卫（河南淇县），伯禽在鲁（山东曲阜），太公望在齐（山东营丘），召公之子在燕（北京）。
其他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等国，都安置于殷京都所辖的范围内以及殷的侯服与甸服（古代王畿外围千里以内的区域）。
而齐、鲁、卫三国因是周王室至亲，且有征伐功勋，故分封在蒲姑、商、奄的旧地，作为诸侯的领袖；周又将洛阳作为东都，来管制东部诸侯；而周天子仍居住在丰、镐二京（陕西长安），共达十一世。
自五帝以来，都城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应该从周朝开始。
所以拿宗族来说，则舜和夏都是颛顼的后代，殷、周都是帝喾的后代，殷、周之间较为亲近是很自然的，以地理位置来说，则舜、夏和商都在东部，只有周崛起与西方，所以夏商两代的文化基本一样。
《洪范》“九畴”（武王克殷，访于箕子，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洪范九畴”。
洪者，大也；范者，法也，“洪范九畴”即治理国家的九种大法。
）是尧舜赐给大禹的，而箕子将其流传了下来；到夏朝的晚期，像胤甲、孔甲、履癸，开始以时间（的天支地干）为名，这种习惯被商人继承了下来。
文化是这样，政治也是这样。
周攻灭商，灭掉小诸侯国五十。
将其遗民，或迁移到洛阳，或分到鲁卫等国。
而殷人所征伐的诸侯国，不过只有韦、顾、昆吾等，而且豕韦被讨伐之后仍然是商的伯爵，（已姓）昆吾虽被讨伐亡国，而已姓之国仍存在于商、周之世。
《书?多士》所：“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年夏的官员被选在殷的王庭，在百官之中都有职事）应该是事实。
所以夏、商更替之间政治文化变革，不像殷周之间的剧烈。
殷周之间的大变革，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一姓一家的兴亡和都城的转移；但从深处来说，则是旧制度的废弃和新制度的兴起，旧文化的废弃和新文化的兴起。
又从表面上看，则古代的圣人之所以能取得古代的圣人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并守住他的方法，好像和后代的帝王没什么两样；而从深处来说则他的制度、文化和他订立制度的本意，乃是出于为了使万代太平的大的计划，他的心术和规划，远非后代帝王所能够梦见。
想要观察周何以安定天下，必须从其制度开始。
周朝的制度和商大不相同者，一是“立子立嫡”的制度，由此派生出宗法和丧服制度，而且由这才产生贵族子弟封邦建国的制度、天子为君、诸侯为臣的制度；二是庙数制度，三是同姓不婚的制度。
这些都是周所以能统一天下的纲纪。
其主旨则在于将上下全部纳于道德范围，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为一个道德的团体。
周公制定制度的本意实际在于这里。
这不是穿凿附会的言论，本篇所论，都有事实为根据，现在进行简略的阐述。
殷之前并没有分子为嫡庶的制度。
黄帝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昌意、玄嚣的后代，都掌握过政权。
颛顼，是昌意之子，帝喾，是玄嚣之子；其后虞、夏都是颛顼的后代，殷、周都是帝喾的后代。
取得天下的，只是黄帝的子孙，不必一定是黄帝的嫡系子孙。
后世常说尧舜的禅让取得天下，商汤周武是靠征伐取得天下，好像禅让和征伐取得天下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但从帝王的谱系来说，尧舜的禅让天下，靠的是舜、禹的功劳而舜和禹都是颛顼的后人，本来也有资格取得天下；汤武取代夏商，自然是靠他们的武力和德行，但汤武都是帝喾的后人，也是本来就有取得天下的资格的。
从颛顼以来各朝相继的次序而言，显然已经没有嫡庶的区别。
即使在一朝之中，从王位继承上看也是这样。
特别如商朝的继承统治之法，是以兄终弟及为主，而父死子继为辅，没有弟死后将王位再传给兄之子的做法。
从成汤到帝辛的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共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中以子继父的，也不是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如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廪辛、武乙）。
只有惟沃甲死后，祖辛之子祖丁为王；祖丁死后，沃甲之子南庚即位；南庚死后，祖丁之子阳甲即位：只有这三事和商人的继统法不合。
这大概《史记?殷本纪》中所说的中丁以后的九代之乱其间应该有争立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无法考稽了。
所以商人祭祀他们的先王，兄弟之间的礼节相同；即使是先王的兄弟没有取得王位的，理解也相同，未尝有过嫡庶的区别。
这不仅是王朝的制度，诸侯以下也一样。
近日保定的南乡出土兵器三件，都有铭文，其一曰“大祖日已、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已”；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已、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这应当是殷时北方的侯国将祖父兄的名字铭刻在兵器上来记功的；而三代（夏商及以前）中兄弟的名字先后并列，并无上下贵贱的区别。
所以太王立了王季（而不立长子泰伯），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了武王，周公继承武王摄政称王，从殷的制度而言，都是正当的（殷自武乙以后，四世传子，孟子说：以纣这么恶的侄儿，而且为君王，却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贤人）《吕氏春秋?当务篇》说：“纣的同母兄弟三人，其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仲衍，幼子叫受德。
受德就是纣，是最小的。
纣的母亲生微子启和仲衍的时候，还是妾；然后为妻才生了纣。
纣的父亲母亲都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说：有妻生之子则不能立妾生之子。
纣因此继承了王位。
《史记?殷本纪》则说：“帝乙的长子是微子启，启的母亲地位卑贱，启不能即位；幼子辛，辛的母亲是王的正妻，所以立辛为嗣。
这三种说法虽然不同，好像商朝末年已经有了立嫡的制度。
但三种说法之间自己都互相不同，恐怕是后人根据周代制度编造的，我们不能确定相信这就是事实。
）不立弟而立子的制度，实际上是从周朝开始。
当武王去世的时候，天下没有安定，国家需要王族中年龄较大者为王周公为武王的相，帮助武王战胜殷纣，功劳最大，无论论德行还是年龄，按照历代的制度，则继武王之位而自立，都是应该的。
但周公却立了成王而自己摄政，后来又将政权还给侄儿成王。
摄政，是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拥立成王，是为了维护正统。
从此以后，父死子继的制度成为了历代帝王不能改变的制度。
从传子的制度派生出嫡庶有别的制度。
地位不传弟而传子，是为了平息纠纷。
兄弟之间的亲情本来就比不上父子，而兄长的尊严又比不上父亲，所以兄弟之间经常不免发生争位的事情。
特别是当所有的弟弟都传完之后，那么以后应该立谁为继位者呢？是立兄之子呢？还是立弟之子呢？从理论上说，自然应该立兄之子；但在事实上，被立的往往是弟之子。
这就是商朝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的原因，而周朝传子的制度就死为了纠正此弊端而设立。
然而要是在各个儿子中可以随便选一个而立，而该人有可以任意将地位传给他想传的人，那么纠纷一定会更多，反而不如商代的兄弟相传、按年龄即位的方法更有次序。
所以有了传子之制度，那么嫡庶有别的制度也随之产生。
其具体做法，就是《吕氏春秋》中说的：太子死了，有同母弟就立同母弟，没有就立年长的。
年龄相同立贤能的，德行相同就占卜。
公羊学家的说法是：据周礼，嫡夫人没有生子的，立右妾（地位最高妾）的儿子；右妾无子，立左妾之子，左妾无子，则立嫡妻的侄、娣之子；嫡妻的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之子；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之子。
商代崇尚质，强调亲亲，所以先立娣；周朝尚文，强调尊尊，先立侄。
嫡子有孙之后死去，商代亲亲，先立弟，周代尊尊，先立孙。
若有双胞胎，商代根据现实情况，立先生的，周代根据被即位者的本意，可以立后生的。
（涛按：古贵族一娶九人，妻有左右媵，陪嫁者也，妻、媵皆有侄、娣，侄者兄之女，娣者弟之女，故九人。
文质之说太繁，不具翻，先生后生之说，无资料，臆测之）。
两种说法中，后一种更为详细周密，应该都是后代儒生扩充演绎的说法，在立法之初，未必能将情况的变化考虑的那么详细。
但所谓的立子以贵（母亲地位）不以年龄，立后嗣以年龄不以德行的说法，正是传子制度的精髓。
当时虽然未必有这种说法，但肯定是如此的用意。
因为对社会而言，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灾害莫过于纷争。
若根据天意（固有法则），就能安定，根据人意就会有纷争。
一切以法则为标准，就没有纠纷会产生。
所以从天子到诸侯传位的时候，继承统治地位方法中的立子和立嫡，后世用人根据个人的（身份）资格，都是根据天生的标准而不根据个人的意思，是为了求得安定，防止纷争。
古人不知道将天下统治权公诸众人的名声比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的名声好，传位于贤德之子的好处大于传位给嫡子，用人应该根据才能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资格，但始终不用后一种方法取代前一种方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以主观标准为判断就容易发生纷争，这样弊端不可消除，人民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了。
所以权衡利害关系，舍却害大的取其害轻的，才定了立子立嫡的制度，来利益于天下后世；而该制度实际上是周公确立的，是周人改制的最大成果，我们可以比较商代的制度，周一代的礼制，大抵都是由这个制度演化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