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教育发展现状及规划比较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1.11 MB
- 文档页数:11
长三角地区教育发展现状及规划比较研究作者:季诚钧朱亦翾张墨涵来源:《决策与信息》2019年第02期[摘要] 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这一地区的教育发展关涉全局。
从教育现代化视角对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基本状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侧面反映出三省一市的教育发展水平。
整体推进长三角教育现代化具体举措为:第一,建立长三角教育现代化试验区;第二,选择样本区域在长三角地区推广学习;第三,制订长三角教育整体发展规划;第四,统一制订长三角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评估标准。
[关键词] 长三角;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发展现状;教育现代化[中图分类号] G5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2-0088-13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
这一地区的教育发展关涉全局,为此,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就三省一市的教育发展现状和“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为三省一市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协调发展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样本。
一、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教育发展水平比较教育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繁芜复杂,其中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是其应有之义。
本文选取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15-2016年的教育统计数据,通过比较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校、专任教师、生师比、生均建筑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等各项指标,反映三省一市教育发展的优劣,为提升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提供参照。
(一)学前教育如表1所示,上海和江苏两省市的学前教育优势指标较多,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高,尤其是上海学前教育的生师比低,相比较而言,江苏的生师比偏高;两个省市学校数量的增幅均较小。
在学前教育基础设施方面,从生均建筑面积与生均图书两项指标看,上海和江苏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
安徽的学校数量、专任教师、生均建筑面积以及生均图书的增幅尤其快速,但实际数值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两省一市。
浙江学前教育的优势为生师比较低,生均校舍建筑面积较高,生均图书数量较多;劣势主要有幼儿园数量、专任教师增幅较小。
浙江幼儿园数量增幅为负,即不增反降,这是浙江开展清理规范无证幼儿园工作的结果。
浙江学前教育教师资源喜忧参半,生师比较低,但专任教师增幅居三省一市之末位,专科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位列第三。
可见,安徽和浙江学前教育的教师数量与学历还有待持续提升,安徽的学前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
(二)义务教育如表2、表3所示,上海义务教育初中段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比例、小学及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这几项指标尤其突出,是其他省份的两倍或两倍以上,各项指标几乎均处于领先地位,可见,上海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较高。
江苏的优势指标为小学段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小学生均建筑面积较高,基本和上海处于同一水平,然而,江苏初中段教育发展水平不太理想,总体上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
虽然安徽各项指标均较为落后,但其增幅较大,说明安徽有在积极推进义务教育的发展。
浙江的优势指标表现在小学、初中生均建筑面积均位列三省一市之首,该指标优势明显,表明近年来浙江已加大加快义务教育阶段生均仪器设备的投入与建设。
浙江的劣势指标为初中教师研究生学历比例較低且增幅较小,与上海和江苏有较大差距,可见,浙江义务教育阶段还需要加快提升教师的学历水平,以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评估认定通过率,是判断省域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江苏和浙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达标评估验收工作起步较早,所有县(市、区)于2015年底均通过了国家认定,其进程基本同步,上海于2014年一次性通过了评估认定,安徽至今尚未完成全省认定。
(三)高中教育如表4所示,上海普通高中阶段的各项教育指标,除了副高职称以上教师比例低于江苏和浙江外,其余指标基本均处于领先位置。
江苏的优势指标为副高职称以上教师比例高且增幅较大,生师比相对较低,但其学校数量增幅最小,生均仪器设备值远远低于上海。
安徽普通高中的各项指标均占劣势,但增幅较大,有奋起追赶之势。
浙江的优势指标为普通高中学校数量增幅最大,发展迅猛;副高职称以上教师比例较高且增幅较大,生均仪器设备值较高;其劣势指标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比例低。
由此可见,安徽和浙江普通高中要加大引进和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的力度,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与整体实力。
如表5所示,三省一市中职学校的数量均在缩减,浙江缩幅仅次于安徽,远高于其他两省市。
由此可见,在学校数量方面,中职学校的锐减与普通中学的增加趋势,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普职发展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从中职师资队伍来看,三省一市中职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均在缩减。
上海中职生师比最低,其次是浙江、江苏和安徽。
上海和江苏中职教师研究生学历比例较高,远远高于浙江和安徽;安徽生师比高,接近其他省市的两倍,可见安徽中职师资力量还有待提高。
(四)高等教育1. 普通高校基本情况。
如表6所示,从高等教育来看,上海和江苏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上海博士学位教师和副高职称以上教师比例最高,但生师比略高;江苏高校数量最多,生师比也较低,仅次于浙江。
安徽高校发展较为落后,尤其是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远远低于其他省市。
浙江高等教育生师比最低,教师发展水平居中。
2.“双一流”建设情况。
如表7所示,高校“双一流”建设数量方面,上海和江苏的优势最大,建设项目数远远高于安徽和浙江。
上海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最多;江苏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最多。
安徽和浙江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总数持平。
3. 地方高校发展水平。
如表8所示,江苏在中国最好大学排名榜上总数最多,其次是上海、浙江和安徽。
虽然浙江高校在上榜总数中落后于上海和江苏,但浙江地方高校表现并不逊色,前100名、前200名和前500名中浙江地方高校数和江苏大致相当,明显好于上海、安徽。
二、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比较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是观察分析三省一市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窗口”与“样本”。
通过分析比较四省市的教育发展规划文本,可以厘清四地的教育发展目标、重大工程以及改革的重点与热点。
教育现代化意味着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层次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及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包含了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种类型教育的发展,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
从教育现代化特性来说,需要体现出国际化、信息化、法治化、个性化、多样化等教育特征[1] [2]。
为此,本文还运用NLPIR分词系统对各个规划文本进行了词频统计,考察与教育现代化相关词语的出现频次,从侧面反映出规划编制者对教育现代化及其特征的重视程度。
考虑到编制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述同一含义,在此把相关的同义词也一并归入统计范围。
(一)三省一市“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文本结构的比较如表9所示,纵观三省一市各自教育规划文本的构成要素,可以发现三省一市都对“十二五”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发展目标和发展指标,并规划了各项工程建设的预想,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可以说,各个规划编制都涵盖了规划的基本要素,回答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核心问题,文本结构与体例中规中距。
不过,细究各个规划的差别,从名称上说,上海的发展规划突出了“改革”二字,规划名称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浙江的教育规划文本结构有所不同,单列了素质教育、教师队伍、教育信息化、教育改革和开放四个章节,突显了对这四项工作的重视,从文本本身把这四项内容置于一级标题之中予以强调。
(二)三省一市“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目标、指标的比较如表10所示,通过比较研究三省一市“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目标,可以较为清晰地判断三省一市教育现代化发展蓝图与轨迹。
从“十三五”规划目标表述来看,三省一市都把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主要目标,但在表述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上海提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江苏则表述为“教育主要发展指标达到教育现代化水平,确保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安徽则是“力争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浙江明确提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
比较来看,在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表述上,浙江与上海表述一致,要“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江苏的措词是“走在全国前列”,意义接近;安徽的目标最低,采用的措词是“力争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应该说,这样的表述与三省一市教育现代化发展实际水平较为吻合,符合实际。
在目标具体陈述中,上海的视野定位最为高远开阔,把上海教育置于国际教育之中,提出上海教育要走在世界先进行列的目标,强调现代化治理体系及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江苏提出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显著提高,与上海一样,江苏也十分重视教育服务能力的提升与教育活力的激发;安徽强调要从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过渡;浙江明确提出要建成教育强省,强调教育信息化、国际化、个性化水平的全面提升。
三省一市的“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立足实际,长远谋划,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精心描绘蓝图。
如表11所示,教育发展指标是教育目標的量化,指标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路径,可以从中看到三省一市衡量教育目标是否实现的具体标准。
三省一市“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对教育发展指标都制作了专栏表格,表格名称不一,指标数量与设置不同。
从表格名称来看,上海称之为“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指标”,江苏称为“江苏教育发展主要指标”,安徽为“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浙江为“教育事业主要预期指标”,从中可以看出各省之间的差别。
从专栏表格设置的指标数量来看,江苏指标最多,除了常规的发展水平指标之外,还包括了教育经费、办学条件、满意度等指标;浙江的指标最少,三省一市都比较关注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并没有列入表格之中。
从指标内容来看,上海的指标设置体现了超前性与国际性,更接近于国际指标;江苏的指标设置最为全面系统,尤其是设置了两个满意度指标、两个教育经费指标,颇有新意,引领实践;安徽和浙江的教育发展指标表格较为常规,侧重于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
(三)三省一市“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具体举措的比较通过比较三省一市教育发展规划中的重大工程,不难发现四地的工程规划均比较全面,范围涉及广。
上海和江苏十分重视“十三五”教育发展任务和具体改革举措的阐述,在篇幅上均超过文本的一半。
上海列举了10项重点改革举措,分别立足于教育治理、招生制度、科研、办学体制、师资人才、经费投入、对外开放、信息化以及协同发展等角度来论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