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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史视域下的清代经济制度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在清代的经济制度中，随着新经济力量的兴起和新经济形态的出现，经济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和进步。
本文将从新经济史的视域下，探讨清代经济制度的演变与特点。
清代的经济制度，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兴盛，地区性的商品经济逐渐形成并扩大，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都有了显著提高。
其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开始逐渐形成，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日益完善，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有了显著提高。
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削弱，自给自足经济的出现，使得市场经济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经济制度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是土地制度的变迁。
在清代初期，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的政策，但随着官府耕地的增加和官田的兼并，社会主义公有制也逐渐被削弱，土地私有制逐渐成为主流。
土地典型的私有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土地的交易和质押也成为了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
其次是赋税制度的变化。
清代初期，赋税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革，但在雍正、乾隆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官府对赋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包括加强对土地赋税的征收和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杂税等，导致了重赋税和民变的出现。
最后是农业经济的变迁。
尽管在清代初期，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但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农田水利建设也得到了改善，农业经济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
新经济史的视域使得我们对清代的经济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清代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作用的过程。
清代的经济制度的变迁，不仅仅是由国家政策所决定的，也与经济活动、生产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代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新的经济力量的崛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兴的商业、手工业、金融业等经济力量的兴盛，推动了清代经济制度的演变和发展，也为清代的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新经济史视域下的清代经济制度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经济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经济史的视域下，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清代的经济制度，发现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本文将从新经济史的角度探讨清代经济制度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封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封建经济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方式。
在新经济史的视域下，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土地制度与农业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清代的土地制度健全，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利，保障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耕作热情。
清代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为先进，推广了粮食作物的种植技术和繁育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清代还实行了农田水利和防洪治水等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除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在清代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清代的商业经济主要以商品流通为主，其特点是商品的多样性和市场的蓬勃。
在新经济史的视域下，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商业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
清代的商品经济相对独立，商业活动主要在城市和集镇中进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商品流通网络。
清代的商业经济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多样的商品需求催生了手工业品种的丰富和技术的提高。
清代的商业经济还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了货币的流通和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新经济史的视域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清代的经济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清代的土地制度中存在着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使得农民的生产收益受到了限制。
清代的商业经济虽然繁荣，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手段和商业陋习，影响了市场秩序和商业风气。
清代的货币经济发展不够平衡，导致了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清代的经济制度在新经济史的视域下呈现出了一种多样性和活力。
其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但也存在着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商业陋习以及货币经济不平衡等问题。
第三讲清后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一、名词解释1.厘金：自1853年开征的一种商品过境税，后发展为扰民剥商的恶税，厘金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31年被废至。
2.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廷为了维护其统治，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产业，并相应进行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改革的措施。
它揭开了近代工业化的序幕。
3.戊戌运动：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所进行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变革，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变法失败。
因此戊戌运动又称“百日维新”。
4.清末新政：清朝末年清廷主导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包括编练“新军”、筹饷、废科举、振兴实业等内容。
二、简答题1.简述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
（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物总局，鼓励商办铁路与与矿业，裁撤驿站，改设有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结算。
（2）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立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明间创立报馆、学会等。
（3）政治方面：光开言路，允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
2.简述洋务运动民用企业的举办形式。
答：洋务运动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形式。
其中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民用企业的主要形式。
三、论述题谈谈你对清末三次变法失败原因的看法。
答：（1）洋务运动失败原因：中体西用，主张引进西方军事，而不改变制度。
（2）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领导力量光绪帝无实权。
（3）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清廷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朱荫贵：近代上海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启示“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持续了四十多年。
这四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绩相当惊人——1978年人均GDP 不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而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
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防力量日趋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在诸多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神舟”系列宇宙飞船陆续发射；“嫦娥一号”成功登月；“高铁”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总长均居世界第一；“蛟龙”号深海探测取得突破，“天眼”望远镜接收宇宙信息，等等。
每一个成就都使国人欢欣鼓舞，自豪感倍增。
在这巨大的变化过程中，上海是中国发展的典型。
自1992年上海成为特区后，一系列政策促使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至今依然没有其他城市能够取代和超越。
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上海为何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多种层次上去追寻答案，但是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抓住了历史机遇和坚持了改革开放。
关于抓住机遇，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敏锐地指出，“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
他强调“大措施”和“长远的观点”，并指出“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又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他以总结历史经验的姿态特别强调：“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上海为何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同时，上海为何会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追溯历史，从1843年开埠，上海很快便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
这一切得力于上海的区位优势，更得力于当时的开埠开放。
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
朱荫贵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0(000)006
【摘要】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学术界思想解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提出过多种观点并引发过争论.这些观点和争论,对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入,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社会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有必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进行再思考.今天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很有必要.这种提法,对探讨总结中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经验与规律,对正确理解近代中国和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和现实的价值.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总页数】5页(P145-149)
【作者】朱荫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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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经济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明初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明清两朝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同时也对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将从明清经济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方面进行探讨。
一、明朝经济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明朝的经济制度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明朝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开垦荒地的增多，中国农业生产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南方地区，一些富裕的大地主开始养殖水稻，采取大田耕作、灌渠引水、铺田崇水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有的开始运用化肥、农药等现代化技术。
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效率，使中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
同时，明朝时期的市场经济也发展得非常迅速。
随着城市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加，商业贸易在明朝的经济生活中也逐渐得到了重视。
在明朝时期，南京、北京、广州等地成为了经济中心。
在这些城市里，各种商贸活动开始兴盛起来，如棉纺织业、丝绸制造业、冶铁业、瓷器制造业等。
这种市场化的经济模式不仅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二、清朝经济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清朝时期的经济制度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位变化，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科技进步。
在清朝时期，由于汉族人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逐渐被满族人民取代，各地土地和牛马渐渐成为了经营资本。
随着商业贸易的振兴，地主阶层的财富和势力也逐渐增强，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清朝时期的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传统的手工业和现代化的工业结构转化。
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传统经济形态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新的技术和工艺的发展。
在清朝时期，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里，许多发明和技术被引入到中国，如纺纱机、织机、蒸汽机等。
这些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工业生产能力。
从内在角度上，浅析晚清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文/阿瑶说史编辑/阿瑶说史前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现代中国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剧烈的。
这一次的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面对“千年难得一见的敌人”的同时，也出现了“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故”。
其后果就是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工业社会，从而对中国的整体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毫无疑问，这场巨变的根源，是来自于西方的力量。
然而，关于西力对中国的影响，至今学界众说纷纭，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由美国费正清先生提出的，他认为，这一转变是由西方的直接冲击造成的，可以归纳为“撞击—回应”的格局；另外一种观点，则是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如滨下武志等人，主张从亚洲看西方。
换句话说，现代西方之所以来到亚洲，是因为亚洲本来就存在着“朝贡贸易圈”，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用和改造了这些国家，从而导致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
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学者，有了显著的深化和推进。
然而，在对这两种典型的看法进行反思和剖析时，仍需进一步深化，即无论是从亚洲来看，现代中国的变迁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是在现代中国，当它转向以大机械为主的社会体系时，它是怎样起步和逐渐深入的呢？现代中国在这样的转型和深化中，有哪些特征呢？笔者认为，只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讨论，才能深刻地对比上述两种观点的优劣，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的现代化特征。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对晚清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分析探讨晚清中国民间商人对西方商业模式的接纳与回应西方经济模式在清末中国受到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对其的接纳，最早是从民间开始的。
由于政府的压制与制约，民间对西方经济体制的接纳与仿效，最初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其表现形式大致如下：当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建立新的商业体系时，清政府不让中国人参与和建立西式公司，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的做法是“附股”于外国，从事外国的经济活动，从中获利，从而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和接受了西方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向工业化的方向迈进，从而实现了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新经济史视域下的清代经济制度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经济制度在新经济史视域下呈现出一些特点和变化。
新经济史研究强调经济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地权制度、人权制度、市场制度等方面。
下面我将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清代经济制度的特点。
地权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清代实行世袭制，一方面维护着封建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限制了农民土地的流转。
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富裕地主手中，造成了农民无地可耕种，土地产出低下的问题。
地租和赋税高昂，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制度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人权制度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清代实行辽东除满洲八旗外，其他地区实行九千年诸侯国制度，使得社会阶层固化，阻碍了社会流动和经济活力的提升。
人们的身份和地位往往是由出生决定的，这就限制了人们的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发展的行为。
这种制度下，人们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
市场制度在清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清代初期，由于国内市场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市场活力较高。
清朝政府对内贸易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和监管，使得商品流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和社会动荡，商品流通的限制逐渐减少，市场的自由度有所提高。
这一市场复杂性的提高，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清代经济制度在新经济史视域下呈现出地权制度、人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特点。
封建制度和地权制度的限制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封建贵族对于经济的控制限制了社会流动和经济活力的提升。
而市场制度的发展则为经济的分工和生产力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这些制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决定了清代经济制度的发展和特点。
2014年5月第2期清史研究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May．2014No.2学术专论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从内在角度的考察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朱荫贵［摘要］由于西力东渐，引发了晚清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
这种改变，首先由民间力量推动，加上外来压力迫使官方进行变革，官民两方的合力，成为从内部推动晚清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晚清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内在角度［中图分类号］K25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87（2014）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02－0094－08［收稿日期］2013－12－10［作者简介］朱荫贵（1950—），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3；ygzhu@263．net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近代中国的变革可谓是最激烈的时期。
这个时期变革的特点，就是在遭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时，与之伴随的还有“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结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制度均发生了重大改变，其最突出的变化，是此前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开始转向以大机器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工业社会，并由此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这个巨大变局的根本原因，由西方外力的引发无可置疑。
但对西力影响中国的方式，迄今为止，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代表，认为这种变化是西方直接冲击的结果，可以概括成“冲击—反应”模式；另一种对西方外力影响的看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滨下武志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他们认为，应当“从亚洲看西方”。
也就是说，近代西方来到亚洲，是加入了亚洲原来就有并行之久远的“朝贡贸易圈”，在加入的过程中对其利用和进行改造，并由此引发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
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对学术界的冲击和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明显的深化促进作用。
但是，在反思分析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时，也还有尚待深入的地方，就是不管是冲击反应还是从亚洲出发进行观察，近代中国的变化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国在转向大机器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制度时，是如何开始以及逐步深入的？在这种转变和深入的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变化体现出什么特点？笔者认为，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才能够深入比较以上两种观点的长处和不同，以清晰了解中国国情和近代中国转型的特色。
为此，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笔者认为，近代中国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变时，在外力的影响下，可从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对社会制度的改变动因进行考察。
在此进程中，先是民间力量推动，加上外来的压力迫使官方不得不进行变革，在官民两方的合力推动下，近代中国的转变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加速。
49以下即以此思路为中心，以晚清中国社会的经济变化为对象展开分析。
一、晚清中国民间商人对西洋经营方式的接受和应对西方经济方式对晚清中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接受，首先从民间开始。
在官方压抑和限制的情况下，民间这种接受和模仿西方经济制度的方式，首先以一种地下和变相的方式出现，其表现情况大体有以下几种：在西方到来并设立新式企业之时，清政府并不允许华商参与和设立西式企业，在此情况下，华商采取的方式是“附股”于外商，参与外商在华经济活动并赚取利润，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接触和接受，也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发展方向之门，出现了社会经济改变的第一步。
这种入股外商在华企业，进而冒充洋商“诡寄”经营，参与外商在华活动和谋取与外商一样地位和待遇的现象，就是所谓的“附股”和“诡寄”经营活动。
汪敬虞在《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一文中，对“附股”现象进行了探讨，集中和典型地研究了华商的“附股”现象。
他认为，“外国侵略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在整个十九世纪，是一个大量的现象。
从轮船、保险、银行、堆栈以至纺纱、缫丝、煤气、电灯，从资本在数百万两以上的大型企业到资本只有几万两的小型企业，从贸易中心的上海到其他通商口岸，只要有侵略者的活动，就离不开中国商人的附股”。
他指出，外商“大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尤其引人注意。
航业中的旗昌、太古和怡和，银行业中的汇丰、大东惠通和中华汇理，以及所有的大保险公司、大地产公司、大纱厂、大丝厂……总之，凡是在中国垄断市场、横行霸道的外国大企业，无一不有‘华股’在内”。
根据资料统计和计算，他指出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是达到“热狂的程度”，“在一百三十个据有华股代表或公司董事席位的华籍大股东中，出现在六十年代的有十八个，分属于五个企业，出现在七十年代的有二十七个，分属于六个企业，而出现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则分别有二十一个和六十四个，分属于十四个和十九个企业”，而“根据初步统计，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所有华商附股的外国企业资本累计在四千万两以上。
有些企业中，‘华股’占了很大的比重。
不少企业的‘华股’，占公司资本的百分之四十。
琼记洋行、旗昌、东海等轮船公司以及金利源仓栈和上海自来水公司中，‘华股’都占一半以上；烟台、怡和等丝厂和华兴玻璃厂中的‘华股’，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在大东惠通银行和中国玻璃公司中，甚至达到百分之八十”①。
显然，华商的这种“附股”外商企业的活动，相对于以往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制度而言，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也向中国商人展示了另外一种谋取利润和壮大自己身家的新渠道。
他们这种活动，必然给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其他人群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同时给古老而传统的中国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打开了一条缝隙，预示着这个社会将出现此前所没有的巨大变化。
在参与和入股外商企业之外，此时还出现一种华商冒充洋商“诡寄”经营的现象。
这种“诡寄”经营又分为几种不同类型。
一种是为了逃避税厘和官府的苛扰而冒充洋商。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中国政府给英国照会中有如下记载：“安徽祁门县程付碣地方，有黟商开设宝顺茶号，经该县令其捐厘助饷，该商乃云系洋商开设，不应捐厘，而该县并未据各处报有洋商设栈”，“其照会内所称内地城镇，条约内本无准外国商人开行之条，并无英商在内地开行各等语。
是祁门宝顺茶号，确系内地商人开设，假托洋商，以便狡赖捐项无疑。
”②59①②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8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页40。
又如十九世纪末期报载，厦门等“向称殷繁之地”，因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商人，在中国通商各口三十里内，采办土货出口，概照子口报税之约”。
因此导致厦门地区华商，“多潜往台湾入籍，然后回厦开张日本洋行，其实并不自做生意，专为包揽报税，以图肥己。
而厦门华商，因被海关税厘哨役，勒索刁难，以故进出货物，多包与日本洋行报税，不特可以省费，且免许多枝节，厦厘遂日形亏短。
”①还有一种是华商直接雇佣洋人来冒充洋商经营。
如下面这条史料记载：“近有刘祖恩、刘泽堂等在吴淞镇开设永源行，暗雇德人内克布，悬挂德旗，希图抗捐赖税……”②进而还有华商因为不满地方官保护洋商欺辱华商，因而集体要求加入外国籍寻求保护的事例，下述史料就是典型一例：厦地商家贸易共有十途，故厦人名之曰十途郊。
而一郊有一人为之首，如绅耆然。
自通商以来，洋商林立，各国领事遇事保护，是以洋商日优。
中国商人地方官既不能力为保护，而遇事则反加恫吓，此中商所以日形支绌。
十途郊商有鉴于此，日前联名具禀德领事府，言十途郊情愿尽为德国商民，请其颁赐门牌，上书德商字样，以便永远保护。
德领事见禀大喜，已允代达德政府，候复定夺。
厦防分府骆司马闻信，甚为惊骇，赶即将十途郊董俱请进署，温言慰藉。
再三请其暂缓此举，俟新道到任，自必商议一法，妥为保护各郊商人，永远不致受外人之欺凌云云。
未知郊商人能否从否，现在小轮数只已插德国旗号。
③很明显，在不平等条约保护和洋人领事对外商的偏袒下，晚清中国华商相对于洋商，每每受到欺辱和不公平待遇，华商的这些“附股”“诡寄”经营、冒充洋商冒挂洋旗以为护符保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或为追求更大商业利益，或为对应不公平待遇。
当然，晚清中国社会的改变不会呈现一种快速的方式，而是会表现出一种需要长期持续努力的状况，在这里，民间因为追求利润而寻求获得与洋商同等待遇的努力，就成为持续改变晚清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二、民间力量持续长期对晚清基层社会的改变民间力量对晚清中国社会的改变，是通过一些持续的抗争、不断的要求和长期的坚持才得以实现的。
这里主要以晚清中国小轮船业的发展和变化作为事例进行观察。
自近代中国大门被打开之后，获得不平等条约的外商轮船就在中国日行壮大，他们只需缴纳关税正税和子口税，即可遍行中国各开放口岸，而中国自己的小轮则需遇关交税，逢口纳厘，且还要受各地关卡和地方政府压榨勒索，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使得中国商人纷纷采取上书、请愿和抗争等各种手段寻求保护和发展。
1905年清江商人朱立兴等向官府提出的请求，是其中一例。
(职商朱立兴等)向以贩运油酒饼豆、牛皮、猪只、枣梨鲜果及一切北货为业，成本皆重，虽经过关捐照章纳税，而沿途仍有阻挠需索等弊。
惟悬挂洋旗者，彼不肖之徒，皆畏之如虎，不敢扰害，并可恃洋旗为护符，欺压华商。
是以沿河商船每因细微事故酿成交涉，且洋票经过捐卡，验规均有减折，华票则格外留难，私费则转形益重，若不及早挽回，势不至尽为洋商不止。
商等情愿悬持商旗，以振我国之威，而杜外溢之弊。
但仅悬商旗而无保护实据，仍不足以抵制洋商。
查洋商悬挂商旗，皆领有保护执照。
现拟仿照办法，凡承领华票悬挂商旗者，须赴商务局挂号，请领执照，以凭保护。
为此具禀叩求札饬商务局，遇有华商到局挂号者，随时发给执照，一面移行徐州道淮安关及沿河各州县一体保护，并移知厘金总局转行各局，遇有华票商船经过，验明执照，即与洋票一体优待，不得稍有参差，庶利权不致69①②③《厦门税减》，载《湖北商务报》，1期，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各省商情，第13页。
《中外日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1905年8月15日）。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1898年11月20日）。
外溢，而商务亦可振兴。
①1906年，镇江商船公会对自身成立和行业状况所作的申述又是一例：封差骚扰之弊，最足以损害航业。
盖航业运载为生，以得揽雇载为幸事，官不虐待，差不骚扰，决无投入洋旗之理。
如果能照民雇给民价，永革封差名目，则航业自然受雇，官事亦不误公，两得便益。
若夫由差封雇，由官发价，上下克扣，积弊相承，船户不得一钱，赔累饭食茶水，甚或有无辜受责。
一经冒挂洋旗，官不敢封，差不敢扰，可以自由谋生，虽曰小民昧天良，实则驱鱼驱爵，迫令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