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共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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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讨论本文试图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范畴的含义与关系以增强对历史决定论更深层的认识。
标签:必然性;偶然性;历史进程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偶然性和必然性总是被互相联系。
如何看待两者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历史规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历史决定论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依存性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许多不同于马恩的声音,例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便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
虽然波普尔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偶然性因素”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过于强调了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将两者的对立放大到了否定存在历史发展规律的程度——认为历史规律是一种必然性表现,不会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他认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发展不同,社会中人的意志和活动对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人的行为是不可把控和估计的因素,这就给历史的发展造成了更多偶然性和随机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肯定历史的必然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和补充。
需注意的是历史进程发展中必然性并非是由无数个偶然性构成的,它只是以偶然性形式表达因此,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种偶然性至关重要,在探究历史规律中也要既承认偶然性的作用,又承认必然性的存在,正如庞卓恒先生提到的“必然性在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中总是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必然性与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的相互制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
”1虽然,他们也认为事物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种偶然性的,但他们从未把偶然性的作用局限在这一狭小的范围内。
论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辨证统一的思想观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动力因素辨证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辨证统一。
他说:“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
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1]能把恩格斯的思想概括为“辨证决定论”吗?恩格斯的观点有宿命论色彩并且有十九世纪的有历史局限性吗?首先,我们来看恩格斯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一般论述。
恩格斯对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论述正是基于偶然性与必然性一般关系的论述的,忽视了这一联系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观点。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首先批判了形而上学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错误观点。
形而上学把偶然性与必然性割裂起来、对立起来,怎么也不能理解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当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必然的。
这种观点要么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的产物,要么抬高必然性根本拒斥偶然性,或者把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关系等同,从而陷入了机械的决定论。
与形而上学不同,黑格尔提出了辨证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
“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它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2]黑格尔的命题在当时被当作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荒唐话而不予理睬。
而恩格斯恰好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辨证法,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理论,这从恩格斯的概括中已可以看出这点。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黄巢:科举失意,对唐王朝深为不满。
后来王仙芝起义,他立即响应。
列宁,本是中层官员家庭。
哥哥刺杀沙皇,家道中落,被上流圈子抛弃。
愤怒下对圣彼得堡的统治深为不满,转而走向反抗。
斯大林,就读于宗教学校,早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东正教士。
但由于鞋匠兼酒鬼的父亲毒打所滋生的叛逆心理,最终被学校除名。
后来给当时在海外的列宁写信,表达崇拜之情,列宁非常欣赏,让他出席了国际会议。
从此,开始了铁人的一生。
孙中山,早期谋求改良,曾多次上书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但一直未得到任用,最终对满清的体制失去了信心,转而走向推翻满清的道路。
叶利钦,曾被博列日列夫与戈尔巴乔夫重用,但由于民望过高,得罪了总书记。
随即被免去莫斯科市委书记之职,改任某部副部长(戈说:把自己的反对派彻底打倒有损自己的开明形象)后发现,权力结构正在变化,遂投身苏维埃选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一直进入主席团。
后又竞选俄联邦总统,戈氏方面极力反对,结果官方的批评却使得他的民望大增。
任总统后,认为只有将俄联邦分离出去,才可打垮戈氏,于是,八一九之后不久,苏联解体了。
曾有人假冒秦桧的名义写推荐信骗取官职,但被发现。
秦却说:敢假冒我的名义,胆子一定不小。
这样的人,如果不安抚他一下,最终会投奔我们的敌人,成为国家的祸患。
于是,给了那人一个小官职。
历史上,必然有失意的人,而如果这些人恰巧也很有才华,那么一种报复性的革命可能就酝酿了。
虽然秦是大奸,但这位状元宰相的政治智慧是不是对我们有所启迪呢?商鞅的好友是魏的相国。
这位大人曾在弥留之际向魏王建议:要么杀掉商鞅,要么重用他。
但是正如历史的发展,如果王不肯用他,证明他在王的眼中没有价值,那怎么又会杀他呢?历史是偶然的,但在偶然中又有着必然。
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沉浮偶然性更多一些。
然而,对于一个帝国来说,之所以没能招抚那些潜在的革命中坚,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用人体制的不力。
既然发现不了那些人的潜质,他又怎么能发现他们的革命倾向呢?即使发现,又认为不会有事情。
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讨论既然要讲对历史的看法,那就得从最基本的讲起,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
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
历史的第二个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
同时从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
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
而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
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
一般来说,历史学仅仅研究前者,即社会史。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词“历史”,学者们的表述是“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
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
反正就是说历史是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
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等。
这是学者们对历史深层次的挖掘,而我们这里所谓的“历史”(先撇开流行语或调侃的寓意来讲和学者们所说的从主观思想上来看待历史,而是从庄严和史实上讲。
)是一种事实存在并发生过的史实。
我们常常可以在人们口中听到“历史”这个词,或许是因为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缘故。
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适应自然到征服自然的历史。
伴随人类活动的蔓延,历史的足迹在平面上遍布各地,在空间上遍布各个时间段。
从社会的更替上看,不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
从朝代的更替上看,它们在历史的关系也是繁多、错综复杂。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不同的时间段会发生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史实在同一个时间上却可能同时发生。
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浅析中国近代史(1911-1921)第一节辛亥革命的“侥幸”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
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
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
①而在世界的东方,小国寡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逐渐带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色,这也使得其必须通过军事侵略实现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
显然,老气横陈的中国是日本最合适的战略目标。
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的战略野心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也正是这两次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是中国人逐渐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言,清政府无疑是直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之物”。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黄花岗起义到辛亥革命,每一场群众运动的爆发无疑都在摧毁清政府本已风雨飘摇的统治基础。
辛亥革命本身就兼具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以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由风险性的,其政治上的胜利可以说是带有侥幸成分的。
在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算很出色且饱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摧残的国度,要想通过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以往的历史结论来看,四川的保路运动无疑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保路运动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首先进行。
然而保路运动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清政府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一方面与列强的侵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廷本身的挥霍无度有关。
恰如亚当·斯密所言,“就尊严一点而言,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于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势必要较大的费用。
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做出精确的预言,甚至连给出框架性的推测亦非易事(即便是在八十年代初,恐怕任何人都未曾预料到数年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因为历史不是铁轨上的列车,它没有预定的轨道。
历史中总在不断地创生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事物,而未来由这些事物共同决定;历史也不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复杂曲线,而是一个庞杂的开放式系统的演化;历史的必然性不是对诸多偶然性的综合或统计,而是其内在的主要矛盾借助偶然性的展开,因而历史一方面具有可预言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预言;历史是其自身的不自觉的存在与人对它的自觉改造的统一,历史既创造人们的意识,又被人们的意识所改造,既是社会的基础,又是社会的障碍。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人类改造自然和自身的历史,物质资料(包括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不仅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人类是通过改造自然来实现对自身的改造的,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不得不反映自己的存在和性质,在改造世界的时候不得不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人类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劳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需要,需要与现实的矛盾推动着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改造,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需要与现实的矛盾本质上一方面是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与满足那种需要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概括地来说发展生产力或者说改善自己的生活的需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需要是人们与自然的矛盾及人与社会的矛盾的根本原因。
阶级矛盾本质上不过是被划分为阶级的人们之间在占有物质资料上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本质上也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实际上应该将之归结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人类社会的主体既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活动着的人,对人类社会演进的说明就不可能不以人(这里的人是具体的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为出发点。
对历史和社会的说明也就不能不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矛盾着手。
第三节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唯物史观从历史全过程上肯定了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推动自身的实践能力和自己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然性,而且肯定这个必然性最终都会变为现实,但这个必然性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变为现实的漫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阶段或过程是否都能顺利地推进,也都是有条件的: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必然性就一定会变为现实,否则,就必然不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它对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的结局预设了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或者前进,或者停滞,甚至倒退。
最终是何种结局,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和实际力量的较量结果。
由于任何一个历史进程在推进过程中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消长总是瞬息万变,而且难以预料,特别是某些关键性人物和事态的出现,往往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必然性在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中总是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不能说其中只有某一种结局才是必然的,其他结局都是偶然的,正如不能说白乌鸦是偶然的,黑乌鸦才是必然的。
必然和偶然、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不是多数和少数的关系,而是规律与其具体展现之间的关系。
(例如,不能因为多数豌豆荚中都有5粒豌豆,就断定有5粒豌豆的豌豆荚是必然的,多于或少于5粒的豌豆荚是偶然的。
问题在于,“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以什么为依据,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
所以关键是要弄清楚决定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的“因果链条”,那才是决定每个豌豆荚中的豌豆粒数的普遍规律或普遍适用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如果把必然和偶然、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视为多数和少数的关系,那就会把“多数”视为“必然”或“普遍规律”,把“少数”视为“偶然”或偏离规律的“变异形态”,“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或者,把不能纳入实证归纳性的“规律”的事物宣布为“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注:特别是社会历史现象很少重复出现,多是一次性出现,很难纳入按重复出现次数多少归纳出所谓的“规律”,因此就被宣布为“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只能算是非科学的“人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