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

《伤逝》读后感娜拉出走作为一面精神旗帜固然容易，可是当娜拉走入生活中，开始变为常态时，社会是否为娜拉这个带着五四标签的新群体做好了准备呢？鲁迅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娜拉们在中国落地生根绝非走出家门就能一蹴而就，决不能依靠启蒙者的同情、主义和空号在社会中生活。

鲁迅先生要求娜拉们掌握经济权，否则“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来是启蒙的失败，因为娜拉回到之前决裂的旧价值之中。

而堕落在笔者看来有两层含义：启蒙者理解的堕落即是回到旧价值中，启蒙以堕落的形式失败；更彻底的堕落成为妓女，娜拉就被新旧两种价值抛弃了，只能在社会的缝隙中挣扎，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死亡（精神的或肉体的）。

“如果我能够”同样令人费解，掌握话语权的涓生为什么不能够做出忏悔？是什么力量阻止涓生的忏悔，我们看文末的一段话：“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涓生的忏悔不是为了子君超生而念往生咒语，只是为了填补心中的空虚和愧疚，他的忏悔指向的不是子君而是自己的内心，他的忏悔是自私的。

涓生如何表达心中的忏悔呢？不仅仅依靠这篇手记，还通过“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但涓生在前文想到送葬的哭声时，却是这样的态度：“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歌声一般的哭声。

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截的事。

”作者暗示我们涓生的哭、忏悔是没有进行灵魂拷问的本能反应，涓生为何要忏悔？因为子君的死而不是子君被自己驱逐出家门，这是一个深刻的讽刺——涓生把子君赶出家门为的是自己，但冠冕堂皇地说：“但这对你倒好的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这件事情直接导致子君的香消玉殒，但在涓生得知子君死之前是心安理得的，所以涓生认为子君的死因为“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涓生的忏悔实际上是辩护和自我说服，他的忏悔就不能直指启蒙的困境，反而把罪行甩给了旧家庭，这里也暗含作者的道德谴责。

现当代小说中的娜拉出走主题及其嬗变作者：叶楠来源：《文学教育》 2018年第13期内容摘要：“娜拉出走”是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提出的女性解放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

从鲁迅《伤逝》、杨沫《青春之歌》与苏童《妻妾成群》三部作品看出，中国“娜拉出走”的主题，大致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轨迹，即从“恋爱至上主义”的流产到“革命至上主义”的皈依，再到“生存至上主义”的回归。

关键词：现当代小说娜拉出走嬗变马克思说过：妇女解放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围绕这一问题，中西方先后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

易卜生在戏剧《玩偶之家》提出了“娜拉”出走的问题，直接触及了女性解放的问题。

“娜拉”这一形象传播到中国后，引起了中国作家们极大的创作兴趣，他们结合中国国情创作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

从鲁迅的《伤逝》到杨沫的《青春之歌》，再到苏童的《妻妾成群》，则显示出“娜拉”出走主题的不同内涵及社会变迁。

一.《伤逝》：“恋爱至上主义”的流产“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描写个性解放和家庭革命的小说，撰写这些作品的作家们被称为引领新文学思潮的先驱者。

其中，鲁迅则走在追求个性解放浪潮的最前端。

《伤逝》结合了当时的中国动荡社会的背景，同时受到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的巨大影响，是鲁迅婚恋小说中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丈夫把她当成一个玩偶，刚开始为满足丈夫，娜拉也心甘情愿地扮演这个角色。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娜拉彻底看清了丈夫的真而目，出于考虑丈夫的好心，娜拉出面替名借债，海尔茂竟然痛骂娜拉，与之前对待娜拉温柔的一面截然相反，还把得不到好的生活都归罪于娜拉，他只想要曾经任他左右的人，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个性解放的人。

为了人格独立，娜拉毅然选择离家出走。

但“娜拉”出走之后将会产生怎样的结局，易卜生并没有回答。

在易卜生留下了一个问号之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有意识地回应了这一疑问：“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鲁迅小说《伤逝》的再解读邓丽娟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摘 要：本文主要以鲁迅小说《伤逝》的再解读为重点进行分析，从被围困的“精神导师”、犹豫不决的“个人主义者”、反叛的“强者形象”这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其目的在于对伤逝这篇小说进行深度剖析，将鲁迅先生想要表达思想感想充分地展现出。

关键词：鲁迅；伤逝；解读作者简介：邓丽娟（1981.11-），女，湖南省长沙市人，本科，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助教，研究方向：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7-050-01引言：伤逝这篇小说是鲁迅先生写的最忧郁的小说，具有较强的悲剧性，在暴露国民性特点与上流社会的堕落时，作家的幽默和讽刺又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让小说中的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相互渗透与转化，将人物特点深度的刻画出。

本文主要阐述鲁迅小说《伤逝》的再解读，具体如下。

1.伤逝写作手法与写作背景1.1写作手法。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部青年男女恋爱为体裁的小说，写实十分凄切哀婉。

伤逝主要讲述了子君和涓生对恋爱和婚姻自由的向往，这个最求初期是成功的，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因素便是来自于封建社会的迫害。

该篇小说主要以叙述的方式开展，通过涓生回忆的方式来叙述他与子君这场让人心碎不已的恋情。

在整个叙事中一直穿插了涓生的抒情与议论，此种写作手段让伤逝这篇小说有双重效果：第一，真实记叙了子君与涓生情感经历与悲结局，让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故事更加完整且清晰；第二，通过主人公抒情与议论能够有效加强这篇短篇小说的感情与思想力度，作品深深体现了涓生的自责和懊悔，更加重了伤逝这篇小说的悲剧性，也加强了该篇作用的渲染力。

1.2写作背景。

伤逝这篇小说主要以男女主人动子君与涓生感情为主线，子君与涓生是一对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年轻人，要求解放个性、追崇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在互相认识之后，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与感召下，积极最求自由恋爱，同世俗的偏见与封建道德勇敢的对抗，依然突破了来自于家庭的阻碍与束缚，在众目睽睽下住在了一起。

鲁迅小说《伤逝》的再解读作者：邓丽娟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17期摘要：本文主要以鲁迅小说《伤逝》的再解读为重点进行分析，从被围困的“精神导师”、犹豫不决的“个人主义者”、反叛的“强者形象”这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其目的在于对伤逝这篇小说进行深度剖析，将鲁迅先生想要表达思想感想充分地展现出。

关键词：鲁迅；伤逝；解读作者简介：邓丽娟（1981.11-），女，湖南省长沙市人，本科，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助教，研究方向：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7-0-01引言：伤逝这篇小说是鲁迅先生写的最忧郁的小说，具有较强的悲剧性，在暴露国民性特点与上流社会的堕落时，作家的幽默和讽刺又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让小说中的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相互渗透与转化，将人物特点深度的刻画出。

本文主要阐述鲁迅小说《伤逝》的再解读，具体如下。

1.伤逝写作手法与写作背景1.1写作手法。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部青年男女恋爱为体裁的小说，写实十分凄切哀婉。

伤逝主要讲述了子君和涓生对恋爱和婚姻自由的向往，这个最求初期是成功的，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因素便是来自于封建社会的迫害。

该篇小说主要以叙述的方式开展，通过涓生回忆的方式来叙述他与子君这场让人心碎不已的恋情。

在整个叙事中一直穿插了涓生的抒情与议论，此种写作手段让伤逝这篇小说有双重效果：第一，真实记叙了子君与涓生情感经历与悲结局，让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故事更加完整且清晰；第二，通过主人公抒情与议论能够有效加强这篇短篇小说的感情与思想力度，作品深深体现了涓生的自责和懊悔，更加重了伤逝这篇小说的悲剧性，也加强了该篇作用的渲染力。

1.2写作背景。

伤逝这篇小说主要以男女主人动子君与涓生感情为主线，子君与涓生是一对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年轻人，要求解放个性、追崇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在互相认识之后，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与感召下，积极最求自由恋爱，同世俗的偏见与封建道德勇敢的对抗，依然突破了来自于家庭的阻碍与束缚，在众目睽睽下住在了一起。

娜拉出走的当代阐释本文通过对《伤逝》和《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的文本比较，展现了中国出走的两位“娜拉”形象，体现了中国女性从沉默的他者到主体生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男性进行了观照，指出男性继续面临的“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命题，只有男性真正从传统性别意识，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与女性达成和谐而走向共生。

标签：《伤逝》；《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女性生成；男性解放在中国长期宗法制度，封建传统意识的控制下，女性作为第二性成为男性的集体无意识，她们的身体，社会身份，价值观等都是男性想象的产物，永远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处于边缘人位置，在传统父权，夫权的压制下丧失了自我表达的声音，而成为依附者。

五四解放话语涌入后，男女之间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拯救与被拯救者的关系成为众多男性文本的共同特征，女性往往被建构成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缺乏自我主体意识，处于弱势境遇，这样无形中就为男性拯救者的出现预设了社会文化情境。

在此基础上，鲁迅先生从“人的解放”和“理想人性的建设”出发，提出了解放女性的时代主张，同时也有了中国式出走的娜拉。

小说《伤逝》是以涓生的手记这一叙述形式出现的，著名小说研究家布斯曾说：“说出一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讲述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要更精确一些，描述叙述者的特征如何与特殊效果有关。

”①《伤逝》采用第一人称表述视角，也就使得其女性形象子君的心理意识及精神几近成为空白之页，小说中涓生作为启蒙者，以子君精神导师的面目自居，文本始末都是叙述者“我”的心理活动及情感体验，而对于子君的心绪情思则完全是男性臆想化的产物，在这里，西方理论界的“话语及权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于作者话语权力的分配，叙述者的第一人称我的男性化视角显然决定了文本女性——子君“失声”的必然命运，“我”不可能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到女性复杂而丰富的内心情感等生活层面，从而导致女性成为“在场”的缺席者。

子君作为被启蒙者，最终没能完成自我解放之路，她作为“沉默的他者”而隐遁于家庭的柴米油盐之中，尽管生活并不如意，但当涓生的失业带来家庭危机时，她毅然同涓生一起在无言和无助中相互鼓励前行，但涓生却只看到子君的遁入家庭的庸俗，把生存危机所带来的困境归咎于子君的不思进取，不懂生活的要义，从而以“你更可以毫无牵挂的做事”为借口，残忍的抛弃了子君。

分析《伤逝》中子君出走之后摘要：鲁迅在女子师范学校讲演时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了？┅┅她除了觉醒的心，还带了什么？倘只有一条诸君一样的紫色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带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

”之后，鲁迅关于“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写了《伤逝》。

本文试着分析鲁迅眼中那个时代女性出走之后的出路。

关键词：子君出走性格爱情时代悲剧鲁迅定义悲剧是毁灭有价值的东西给人看。

在《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毁灭了。

之后，涓生在悔恨和悲哀中呼唤：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向导。

从而告诉人们，遗忘和说谎才是伟大的真诚，才是伟大的勇毅，更是伟大的善良。

所以，感叹如此，也是感叹那个悲剧的时代了。

子君出走之后，其结局一定是毁灭，死亡，这便是鲁迅的答案。

分析她自身的性格，对爱情的绝望和时代悲剧，她是没有选择的。

自身性格对待爱情，子君是无畏的，勇往直前的。

“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所以，追求爱情，坚定不移，子君是代表了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追求爱情，追求自由的形象，敢于冲破牢笼，破除旧的爱情观。

在涓生看来，“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她也是追求独立，决心不依赖男人生活的。

但是，这种幼稚而单纯的独立观念却没有引起男主人公的一丝责任意识。

子君与涓生的结合是因美好的追求而建立的，是为了单纯的爱情在一起的。

他们谈论文学，无视世俗，甚至于，在涓生看来，为了盲目的爱牺牲了朋友，牺牲了生活的意义。

然而，子君是为了他们的爱牺牲了一切的。

爱情对于她是全部，而爱情对于涓生却只是一部分。

所以，当爱情失去时，涓生可以寻找，继续追求生命的其他意义。

而对于子君，却是绝望了。

爱情，是子君的理想和全部的生命的意义。

在追求的时候，可以义无返顾，毫不犹豫，而在失去时，却只能粉身碎骨了。

因而，子君既代表了新时代女性的形象，却还是为旧道德殉情了。

男人变了心，精神便失去了支柱，生活失去了意义。

跨性别视角下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伤逝》与萧红的《广告副手》都写到了“娜拉走后怎样”的内容，对出走后的现代女性境遇、命运进行了观照，并在不同性别的写作立场下各自表现了不同的内容和思考，构成了一个相互指涉、极富启示性和探讨性的空间，深化了我们对启蒙理性和男权文化“二合一”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女性解放神话和女性尴尬现代身份的思考。

标签：《伤逝》；《广告副手》；性别立场；启蒙理性；男权文化；女性现代身份关于五四时代的启蒙话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高扬。

而“有关对五四个人主义最具影响的陈述（声明），无疑是胡适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的一篇有关易卜生的文章”[1]。

尤其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成为五四青年心中践行“个人主义”的典范，他们纷纷将娜拉式的出走作为寻求个人解放的路径之一，正如李欧梵指出的，对于当时的“五四”青年来说，“‘离家出走’便因此成为走向解放的第一步，也同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条及行为上的模式”[2]。

鲁迅的《伤逝》和萧红的《广告副手》所叙写的正是当时那些“离家出走”、寻求个人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

走出家庭的青年男女因为爱情、因为志同道合而生活在一起，却遭遇了种种困境，尤其是女性，比男性面临着更多“走后”的困境，表现出极为悲惨的命运。

面对出走的“娜拉”，鲁迅与萧红在不同的性别写作立场下表现了不同层面的内容和思考，形成了一个相互指涉、极富启示性和探讨性的空间，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女性解放神话和女性现代身份的思考。

一、不同性别的写作立场、叙述视角造成的文本中女性主体存在的差异鲁迅作为男性，在写作《伤逝》时很自然地采用了“涓生手记”的男性内视角，以涓生的内心独白来结构整个故事。

在这种男性叙述话语的操控下（无论是作者的无意使然还是有意为之），女主人公子君仅作为男性眼中的一个被观察、被引导、被评判的“他者”而存在。

她并不具备自我言说的能力，未与涓生同居前，她作为一个受启蒙者而存在，是男性启蒙者涓生的一个“微笑着点头”的听众，唯一的一次自我言说即是在男性的启蒙和爱情诱使下说出的那句决定同居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娜拉”式的宣言在当时曾让涓生觉得欣喜和钦佩，同居后子君的表现却让涓生感觉这宣言“到底也还是一个虚空”。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娜拉出走以后——试论鲁迅《伤逝》中的女性形象杨骥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摘 要：《伤逝》讲述了现代知识女性子君走出家门，与“五四”青年涓生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却最终失败，重回父门，甚至抑郁而死的故事。

本文拟以《伤逝》为研究文本，以小说女主人公——子君为研究对象，探讨子君的人物及其时代特质，并以此指向“五四”娜拉“出走-回归”模式的社会与性别内涵。

关键词：《伤逝》；娜拉；鲁迅；女性形象作者简介：杨骥（1990-），男，四川都江堰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与性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34-02作为鲁迅先生唯一一篇反映“五四”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小说，《伤逝》发表于1925年。

小说讲述了现代知识女性子君走出家门，与“五四”青年涓生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却最终重回父门、抑郁而死的故事，呈现了“五四”时期新旧浪潮的博弈，肯定了“五四”青年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勇气，并批判了“五四”社会改革理想的空泛。

本文拟以《伤逝》为研究文本，以小说女主人公——子君为研究对象，探讨子君的人物及其时代特质，并以此指向“五四”娜拉“出走-回归”模式的社会与性别内涵。

一、出走：描摹与被描摹作为挪威戏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宣言书”的《玩偶之家》于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并影响深广。

一句“我是和你一样的人” 激励着一代中国女性走出父门、实现自我、追求爱情，娜拉，也就此成为五四逆女走出家门的“唯一原型”。

而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弑父”的时代，中国女性在“五四”时期“浮出历史地表”绝非偶然。

在“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社会浪潮中，面对横穿中国大地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之链的断裂，一代逆子们试图在满目疮痍的现代中国寻找封建之父的罪恶，并重建颇具现代性的“想象之我”与“未来之我”。

《伤逝》再解读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最先展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而且在中国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鲁迅一生著述极多，我们现在通用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就收入三百九十九万字，［1］但总的说来鲁迅先生用力最多也最得意的是他的小说，虽然在他所从事的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数量最多的是他的杂文。

因为就小说与杂文而言，就鲁迅先生本人来说，他的杂文被动的成分多些，鲁迅先生本人也多次说道他的杂文是一种无奈之举，而小说对鲁迅先生来说，几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每篇小说，他都作的那样认真、那样入神，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挂念的依然是他未完的小说创作，也仍在为他的小说体式的是否完美、主题的能否为人们所理解而不安。

毫无疑问，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2］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在我们眼中也就失去了他本来的面目。

长久以来，不管是鲁迅本人，还是他的作品，都使我们觉得是那样的距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琢磨，我们不禁会问自己，真实的鲁迅是什么样的，不是指他的面貌，而是指他的心灵世界。

LOcalhOST最近，有人提出气氛一词来称道鲁迅先生的作品、人格，也许是为1/ 9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鲁迅先生的别开生面的大门。

1956年，时在香港办报的曹聚仁到北京拜会周作人，一见面就谈起鲁迅先生的小说。

曹聚仁告诉周作人，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欣然表示同意，他说，我也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这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3］。

从而首次在对鲁迅先生的评论中引入了气氛一词，同时，周作人的评价，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鲁迅先生小说的很好的视角。

所谓“气氛”，周作人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气味”；在《〈杂拌儿之二〉序》里，他这样写道，写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

浅析鲁迅《伤逝》的作品内涵及当代意义作者：赵喆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8年第17期【提要】《伤逝》是鲁迅唯一一个涉及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

本文对《伤逝》这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涓生和子君进行评析，重点分析了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以女性的视角对这一爱情悲剧进行重新审视。

在此基础上分析《伤逝》的作品内涵及当代意义。

【关键词】鲁迅子君涓生作品内涵当代意义一、作者简析鲁迅被称为“民族魂”。

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他致力于改变国民劣根性。

他是寂寞的，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鲁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凛然正气，也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的豪情壮志。

然而他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伤逝》这部作品的内涵值得我们深思，子君的悲剧对于当代女性也有着某种警示意义。

二、《伤逝》概说《伤逝》创作于1925年，是以爱情为题材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以涓生的口吻叙述他与子君的爱情故事。

涓生对子君的感情经历了从喜欢到厌恶的过程，最后子君在涓生的厌弃之下走向死亡，涓生也陷入了无尽的悔恨和悲哀中。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个过渡年代：是男女不平等到男女平等的过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的过渡。

子君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年代，虽然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的先进言论。

却也不乏追求时髦的猎奇心态。

我想她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她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她的死证明了这一点。

三、子君人物评析在古代，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是养在深闺中供男人消遣的玩物，足不出户只负责传宗接代就可以了。

到了现代，女人有了自己的事业的，甚至存在很多这样的家庭——女人的收入甚至超过男人的收入。

152娜拉形象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模仿与嬗变——以《终身大事》和《伤逝》为例姜雨萌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出走的女性形象”——娜拉。

这部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戏剧，喊出了一句时代的口号——“女性解放”。

在20世纪初，娜拉的形象被我国很多作家在戏剧和小说的体裁中借鉴和效仿。

本文以胡适的《终身大事》和鲁迅的《伤逝》为例，试从原型模仿和形象续写两方面对娜拉形象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模仿与嬗变进行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娜拉形象；原型模仿；形象续写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二十世纪初由鲁迅先生首先介绍到中国。

这部作品一经引入，就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反响。

剧中“出走”的女性形象——娜拉，更成为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多女性形象的原型。

随着对《玩偶之家》影响的渐渐深入，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引发了对“娜拉出走”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娜拉的形象，也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发展得逐渐丰满。

一、娜拉的原型模仿易卜生虽然是由鲁迅最先引入中国，然而真正使中国读者对易卜生发生兴趣，是以胡适为中心通过当时极为流行的《新青年》杂志(4卷6号)推出的《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

[1]随后，在1919年3月，胡适仿造《玩偶之家》而创作的《终身大事》也刊登在了《新青年》上。

《终身大事》是独幕剧，通过写田亚梅女士同陈先生的自由恋爱遭到来自封建家庭的阻碍一事，喊出了作者为反对封建迷信，破除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

从剧中“中西合璧的陈设，半新半旧的风气”这一布景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存在着封建和反封建两种斗争势力。

田亚梅这个女性角色，则是娜拉在中国的翻版。

从剧中雅致的布景就可以看出田亚梅和娜拉一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们都是被家人宠爱的典型代表。

然而，田亚梅的离家却远没有娜拉的认识清醒。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娜拉是从对生活的深刻领悟中认识到了必须离开这个自己无法与丈夫取得平等地位的家庭。

伤逝赏析——《伤逝》赏析《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唯⼀的⼀篇写青年男⼥爱情和婚姻⽣活的⼩说，收⼊⼩说集《彷徨》之中，鲁迅⽤长篇抒情的⼿法将抒情、叙事、和⼈物⼼理描写在⽂中融汇成了⼀个统⼀的整体，所以，可以说《伤逝》是⼀⾸以男主⼈公的⼿记⽅式写成的悲情缱锩的悼亡诗、忏悔录。

作品分析：主题：《伤逝》通过对主⼈公⼦君和涓⽣冲破阻⼒获得⾃主婚姻，婚后社会迫害的继续存在以及由此产⽣的⽭盾，到最后这⾃主婚姻的破灭的整个过程的深刻细致描绘，探讨了妇⼥解放和中国知识分⼦命运的问题。

恋爱⾃由、婚姻⾃主是“五四”以后青年所普遍关⼼的⼀个问题，《伤逝》以独特的⾓度，描写了涓⽣和⼦君的恋爱及其破灭的过程。

鲁迅以⼀般作为追求⽬标的⾃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所揭⽰的⼀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并没有着重强调因外来的压⼒造成爱情悲剧，⽽是把描写重点放在悲剧双⽅本⾝的弱点，着重探究达到了婚姻⾃由是否就能永享幸福的问题，这正是其深刻之所在：当个性主义成为时代思潮，青年⼈纷纷仿效易⼘⽣笔下的⼈物，⾛出家庭，追求婚姻⾃由时，鲁迅及时看到了个性主义的不⾜，提出了“娜拉⾛后怎样”的问题。

⼩说对⼥性解放问题的思考，明显受到了易⼘⽣《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的影响。

在鲁迅看来，“娜拉”反出家庭固然可喜，但出⾛之后的路，更值得⼈们关注。

根据中国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指出“经济权”是妇⼥解放的⼀个重要条件，“⾃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是能够为钱⽽卖掉”，娜拉从家庭中出⾛之后，如果没有钱，等待她的就只有两条路“⼀是堕落，⼀是回来”。

⼦君缺少的就正是这样⼀种经济权，她在家靠⽗，出嫁靠夫，虽然她和涓⽣有爱情，但本质上仍然是⼀种依附关系。

当爱情死亡之后，她离开夫之家，就只能回到⽗之家，由于没有经济权，她没有第三条路可⾛。

这正是其悲剧的根源。

通过这篇⼩说的创作，鲁迅形象地告诫了年轻⼈，即：任何⾼妙的理想，都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社会联系起来，只有成为⾃觉的追求者和奋⽃者，才可能在严酷环境的压迫下，开辟出新的⽣路。

“爱”的幻灭与“启蒙”的虚空——《伤逝》对娜拉解放神
话的解构
高敏捷;王再兴
【期刊名称】《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2(36)5
【摘要】在恋爱自由与思想解放的启蒙声中“,娜拉出走”成为“五四”女性解放的典范隐喻。

但是随着“五四”退潮,女性出走纷纷遭遇了更为复杂的困境。

基于
对现实的反思,鲁迅审视了“五四”所建构的解放神话,思考“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其写于1925年的《伤逝》,消解了“爱”,也质疑了“启蒙”。

随着爱的幻灭、启蒙的虚空,娜拉的故事被解构,启蒙的局限也显现了出来。

【总页数】5页(P80-84)
【作者】高敏捷;王再兴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相关文献】
1.女性解放之梦的幻灭——解读耶利内克戏剧《娜拉出走以后》
2."南方神话"的幻灭——试论《欲望号街车》对南方传统价值观的解构
3.从《伤逝》到《寒夜》——启蒙神话的反思
4.论鲁迅和张爱玲对爱情神话的解构——以《倾城之恋》和
《伤逝》的比较为例5.启蒙神话、命运悖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关于《伤逝》与《寒夜》的笔谈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伤逝》：质疑现代女性解放神话一. “娜拉出走”与鲁迅的质疑大家大概会记得茅盾在论及《彷徨》(涓生是他的重要论据)时说过的一段话：“《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 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

”如果剥离茅盾论述中社会学层面的阶段论色彩，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彷徨》所寓示的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现代性理念内在矛盾的反思：启蒙者“转变”了，启蒙的价值理想失落了，被唤醒者不是如子君死于“无爱的人间”，就如涓生那样陷于无地彷徨的“虚空”。

这是因为“铁屋子”的万难毁坏?或是启蒙理想的内在缺陷?许多当代学者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点，比如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中论及《伤逝》时写道：“爱情、觉醒这类‘希望’因素乃是先觉者得以自立并据以批判社会生活的基点，恰恰在‘希望’自身的现实伸延中遭到怀疑。

这种怀疑很可能不是指向新的价值理想本身，而是指向这一价值理想的现实承担者自身：‘我’真的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觉醒者抑或只是一个在幻想中存在的觉醒者?!因此，觉醒自身或许只是一种‘虚空’?!在这里，‘绝望’的证实也绝不仅仅是‘希望’的失落，不仅仅是爱情的灭，而且包含了对‘觉醒’本体的忧虑。

”但是，汪晖在准确地指出了《伤逝》蕴涵的对觉醒本体的忧虑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将《伤逝》包孕的对新的价值理想的怀疑排除了自己的视界。

他从生命哲学的层面开掘《伤逝》的形而上意义和现代性体验时，却遮蔽了它们的历史内涵及其价值谱系。

对《伤逝》终极价值意义的揭示，往往沦为普泛的人生体验，从而丧失了历史维度和现实旨归。

如果沿着他们的研究继续往前，联系鲁迅走出“铁屋子”的犹疑，质疑和反思“娜拉出走”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女性解放神话，就成为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旨向。

1.娜拉形象：“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20世纪初已开始，到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段时期内达到高潮。

从鲁迅到亦舒，再到秦雯——“伤逝”故事的演变及启示李丽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0）摘要：鲁迅《伤逝》（1925）是描写五四新青年恋爱主题的经典作5%若7入亦舒《我的前半生》（1982）和秦雯同名电视剧（2017）两个不同时空下的“伤逝”故事进行比较阅读，《伤逝》开出的“娜拉走后怎样”主题在承继中又有新的衍变，后世的“子君”们获得比原始子君更多的社会解放和经济独立条件，但遭遇的爱情悖论则一模一样％爱情的时寸时更新，生长，”进入世俗主义时代，则演变成婚变，而非自我的挣扎、锤炼、探索，生成某种爱情新文化％关键词：鲁迅亦舒秦雯女性独立爱的悖论文学改写，对同一作品题材在不同时空中进行书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传统。

远有当代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对格林同名童话的改写；近有中国民间对伊索寓言《牧童与狼》改写而成的《狼来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山者之一，鲁迅的经典作品在不同的时空中常常被改写。

本文论述的《伤逝》便是如此。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叫李素刺的高中学生便在公开的学上了《的记》"，记述了回到父家后遭受“她亲一一的主——的烈日一般的的的”#的经；期，又有名的作者鲁迅《伤逝》为，作同名，的是男、女青年的经成悲剧的④。

时期来，是现，在鲁迅经的仿、中，有《伤逝》的改写。

中，名的莫的《的》（1982年）的同名剧改（2017年）。

，1946年生于上海，幼时4岁随父母移居香港。

少女时代作品，此成为名的作家$《的'是她小说中，著名的作品之一$如不是有主人公分别设计为子君和涓生，一读者可能不会立即想到鲁迅的《伤逝》。

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香港，一位自由恋爱且婚期过着稳定家庭生活的，却在某一天突然遭遇婚变。

她，丈夫然叫涓生（史涓生％）$当丈夫告诉她离婚决定时，她万震惊。

起初她并不像鲁迅那样默默接受丈夫的离弃,“彷徨慌张之后，跟着来的是愤怒了。

鲁迅《故事新编》神话系统研究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鲁迅的作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他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深层次问题，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独特见解。

尤其是在他的《故事新编》中，鲁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了古代神话，从而使得这些神话故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重新塑造了神话中的人物形象。

他不仅赋予了这些人物新的性格特征，而且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使这些人物更加接近现实，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例如，在《补天》中，鲁迅以他独特的笔触重新塑造了女娲的形象，使她从一个神秘、遥不可及的神祇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矛盾的普通女人。

这种人物塑造的手法使得神话故事更加贴近现实，也使得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些故事。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重新解释了神话的情节。

对于古代神话中一些难以理解的情节，鲁迅通过添加现代元素和新的解释，使它们变得更加易于理解。

例如，在《奔月》中，鲁迅将传统的射日神话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议题相，从而给这个古老的神话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种情节解释的手法不仅丰富了神话的内涵，也使得这些故事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

再者，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运用了神话的奇特想象。

他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将神话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再创造，从而创造出新的故事和形象。

例如，在《理水》中，鲁迅以传统的洪水神话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味的“治水英雄”。

这种利用神话的想象进行再创作的手法，不仅丰富了鲁迅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也使得这些故事能更好地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面貌。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神话系统研究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这些重新塑造、解释和想象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见解和他对于人性的独特理解。

通过将古代神话与现代社会相融合，鲁迅成功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鲁迅的《故事新编》不仅是一部对古代神话进行再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深入探讨社会现实、人性及文化问题的哲学著作。

《伤逝》研究综述第一篇：《伤逝》研究综述《伤逝》研究综述甘瑞《伤逝》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作于1925年10月21日。

《伤逝》面世以来，常读常新，论者颇多，论文频出。

并且对《伤逝》进行研究的方法也不断更新。

评论家们既有从作品文本的角度入手的，也有从抽象理论的角度着手研究的。

本文主要对有关《伤逝》主题、爱情悲剧的原因、文本特征、文本比较、叙事学、动物意象、考证学和“私奔”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做一个综合性研究。

一、对《伤逝》主题的研究刘起林和易瑛在《<伤逝>主题内核：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一文中认为《伤逝》的主题内核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

他们还将《伤逝》的意蕴揭示过程分为终极意义的憧憬期、现实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彻悟期、生命追求的抉择期等四个阶段。

文中指出在涓生主观方面，与子君的恋爱、同居和离异，都源于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

然而贾振勇却与此观点不同，他在《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中认为对《伤逝》终极价值意义的揭示,往往沦为普泛的人生体验,从而丧失了历史维度和现实旨归。

该论者还认为《伤逝》正是从寓言的意义上,展示了以“娜拉出走”为代表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两难处境,批判了它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功能和虚拟的乌托邦色彩。

而谢世洋在《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一文中认为《伤逝》并非写“兄弟情” ,而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 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者从《伤逝》作者鲁迅的“全人”、《伤逝》写作背景和《伤逝》“全篇”来否定周作人关于“《伤逝》全是写的空想……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话的合理性。

论者还认为周作人是在否定《伤逝》的社会意义, 贬损鲁迅的思想和人格。

夏明钊在《一曲“美”的挽歌——<伤逝>新论》中指出：“《伤逝》乃是一曲“美”的挽歌，而“爱情”只不过是“美”的象征而已。

伤逝赏析读书心得伤逝赏析读书心得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让我们好好写份读书心得，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

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书心得吗？下面是店铺收集整理的伤逝赏析读书心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一贯认为，阅读一部作品，赏析一部小说，既要有总的把握，也要有细的分析，既要有置于当时年代的解读，也要有新的探寻。

鲁迅先生的作品历来都是研究者重点研究的对象，因此总有些过度解读的意味。

有句话说得好：作品诞生的时候起，作者就已经死了。

先生如今去世已有八十余年，现在我对先生的作品做一次粗浅的赏析，难免要有别样的想法。

若有过度解读的成分，实在不是我的本意，不过是自己最初的一些见解而已。

《伤逝》由其主题来讲并不难把握。

男女主角怀抱着对未来的遐想出走，却被现实残酷的压迫最终走向败路；女主为爱出走，最终因为无爱而离开，而死亡。

小说中，子君说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直白的表露，着实像是为当时女性的一种呐喊；而联系起女主的结局，却要使得我们思考，这种呐喊到底是叫人死，还是叫人自在的活？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先生于一九二三年所作的一篇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

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稿中谈到娜拉出走后的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还有一条不为路的路，即饿死。

这与《伤逝》中，男女主在面临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压迫，最终的惨淡结局倒有相照应的一面。

先生在稿中还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做梦都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这又似乎呼应了《伤逝》多次提及的“虚伪的重担”。

小说里还谈及：“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了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

”这里的《诺拉》和《海的女人》一方面自然是为了表示男女主在不同时间与地点谈及同样话题，女主不同表现。

但另一方面也能作为一个佐证。

为我的观点做一个作证，即《伤逝》是《娜拉走后怎样？》的继续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