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语言学思想解读【摘要】荀子的《正名篇》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语言论”，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
荀子语言学思想的核心是约定俗成。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的继承与发展、语言的作用等语言理论角度入手，解读了《正名篇》中荀子的语言学思想。
【关键词】荀子《正名篇》语言学思想荀子（约公元前313。
公元前238年）名况，世尊称荀子、荀卿，或称孙卿，战国赵人，曾到过齐、秦等国，晚年应春申君之召入楚为兰陵令。
萄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集诸子之大成者。
作为中国先秦时代语言研究的先驱之一，荀子语言学思想的核心是约定俗成，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正名篇》一文中。
该文是公元前3世纪一部极有价值的“语言论”，着重讨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的继承与发展、语言的作用等语言理论，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
认真解读《正名篇》中荀子的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语言学史的了解和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语言的社会本质——约定俗成”名”，本指事物名称。
名和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映在语言学上，就是词语形式与所表达的意义内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语言学的社会本质问题。
先秦诸子中，对名和实的关系有很多论述。
《论语·子路》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孔子这段话中的“名”，在社会政治学家看来，就是代表人的社会地位的“正统名称”；在逻辑学家看来，就是“概念”；在语言学家看来，就是“名词”。
孔子之言旨在强调“名”使用不当给政治、伦理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并未言及“名”是怎样产生的。
关于“名”的产生，老子《道德经》云：“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认为“名”产生于“道”这个“母”。
《管子·九守》：“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层层演绎，也最终未脱唯心主义窠臼。
荀子对名实关系的认识最为深刻，他的《正名篇》可以说是对名实论的一个总结。
他第一个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语言的本质，认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
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其意思是说，名称并没有本来就合宜的，而是人们相约命名的。
约定俗成了就可以说它是合宜的，和约定的名称不同就叫做不合宜。
名称并没有固有的表示对象，而是人们相约给实际事物命名的，约定俗成了就把它称为某一实际事物的名称。
在荀子看来，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约定俗成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某一事物相当，只要人们约定俗成也就是名实相符了。
亦即名称与事物之间一开始并无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赋予的，是约定俗成的。
《正名篇》另有一段文字从反面论证了语言的约定性：“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不说，则莫不然谓之不知。
”其意是说，如果五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知，心灵验知外物而不能说出来，那么，说他无知，人们是不会不同意的。
这就是说，一个人接触某一事物并且经过反复思考，仍然叫不出它的名称，那么就是该社会成员还没有掌握社会约定的、代表该事物并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符号。
荀子关于语言本质的约定俗成论，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科学的。
荀子时代的2000多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也提出：“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北和南也一样。
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
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之说与荀子的“名无固宜”惊人相似，说明荀子对语言产生的社会本质的揭示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科学因素的。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也曾说：“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是已然的事实，而没有天然、必然的联系。
”社会实践证明，语言的产生一开始是有着随意性的，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客观事物的语音符号而已。
名称和事物之间一开始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当事物的命名一旦确立，社会约定俗成之后，就不能凭个人主观任意改变。
比如秦代的赵高非要“指鹿为马”，而社会共同约定的符号并不因之而改变；“马”依然是“马”，“鹿”依然是“鹿”。
二、语言的继承与发展——循旧作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实现的。
”这是说语言的继承性。
在同篇文章中，斯大林还提出：“语言随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
语言随社会的死亡而死亡。
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
”这是说语言的发展性。
在先秦诸子的“名实之辩”中，墨子《墨经》认为：“过名也，说在实。
”亦即“过名”反映过去的“实”，也要符合当今的“实”。
老子《道德经》认为：“名，可名，非常名。
”亦即事物名称不是永恒不变的。
荀子继承了墨子和老子的观点，在《正名篇》中强调：“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
”意思是说，王者制定了事物的名称，名称确定事物就好分辨了，大政实行，思想沟通，那就要谨慎地率领老百姓来使用这些统一的名称。
约定俗成，谨守成命，这是强调语言的稳定性继承性。
同时荀子也强调既要继承也要发展：“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在萄子看来，如果有王者出世，他一定会为保持“名”的纯洁性和规范性而维持“旧名”，他又必然会为适应新的事物而创造一些“新名”。
“有循于旧名”是对传统语言文化的继承沿用，强调语言的稳定性继承性；“有作于新名”是对现实社会的适应和创新，强调语言的变化发展性。
“循旧作新”的主张，一方面纠正了孔子因循守旧、只求语言稳定不顾语言变化的偏颇，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墨子只见语言变化而不顾语言稳定的失误，全面辩证地处理了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语言具有继承性，前后相继的两个时代，其语言系统内部各个结构层面上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语言中的词汇，有些基本词汇亘古不变，如日、月、山、水、人、牛、马，荀子法后王，极力推崇战国末期已经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制名”这样的事情上，荀子并不否认先王在礼乐刑法方面的贡献。
荀子《正名篇》指出：“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
正因为语言有继承性，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古书。
但是语言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有些词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并逐渐被淘汰。
另外，社会发展了，一批新生事物也随之产生了，这些新生事物也需要命名，这样，语言中就会产生一大批新词语，如汽车、电脑、雷达、阿司匹林，等等。
荀子对语言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在《正名篇》中提出的“循旧作新”说，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说明了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以及许多基本词汇的继续使用，无不受到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
语言要继承、还要创新。
荀子关于语言发展的辩证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但是旧名要由“王者”来“循”，新名要由“王者”来“作”，这与他的“约定俗成”论是前后矛盾的，也反映了、荀子认识上的局限性。
但他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语言中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这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三、语言的作用——制名指实；明贵贱，辨同异荀子十分重视语言的作用，他认为，语言有治世和交际两大作用。
（一）治世作用在《正名篇》中，荀子提出：“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
如是，则志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
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
此所为有名也。
”荀子认为，制定各种名称来表达各种事物。
对上可以分清尊贵和卑贱，对下可以辨别相同和相异。
贵贱同异区分开了，思想就没有不能互相了解的忧患，事情也没有遭遇半途而废的祸患，这就是制定事物名称的作用。
很显然，荀子“明贵贱”的说法是受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之影响。
孔子此言，本是针对子路的问政而答，同时也是针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礼制度名存实亡有感而发，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
荀子是十分赞同孔子“崇礼”观点的，在《正名篇》篇中，他提出：“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由此看来，荀子的“明贵贱”与孔子的“兴礼乐”一脉相承，都是企图通过尊卑贵贱方面的正名来重振周礼，形成一套严整的封建等级制度。
这是将语言的功用直接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到了一起。
（二）交际作用在《正名篇》中，荀子提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
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
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
”从语言学角度看，不妨作这样的理解：词语（名）是人们约定用来表达各种事物的；连缀词语而成的句子（辞）是用来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辨说”是人们用同一个概念和事物，来反复说明是非道理的；各种名词、概念，是供人们辨说时使用的工具。
在这里，荀子不但涉及了语言中词语与句子关系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了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这一重大的语言学基本课题。
荀子还从思维具有人类共性、语言具有民族性的角度，解释了人们之所以能够正常交际的原因：“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
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在荀子看来，同为人类具有同样的感觉，人们的感官接触万物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特征自然也相同，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互相通晓，于是相约形成共同的概念，人类的概念就可以对应。
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够通过运用概念化的语词达到交流的目的。
这其实就是对语言是思维和交际工具的认识。
荀子一生的活动范围极其广阔。
他生于赵，长成后又曾东去鲁，西至秦，北上燕，南下楚，足迹遍及诸土列国。
可以想见，当时各地方音土语分歧，语言交际不便的现实给了他极深切的感受。
因此，在《正名篇》中，萄子还从语言具有民族性的角度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能够正常交流思想：“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在荀子看来，万物都依照汉族（诸夏）的习惯加上了名称，其他不同的地区民族，应该依照这些名称，委曲地找出它们对应的名称来，这样就可以交流思想了。
他认为通过语言的翻译，可以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互相交流。
荀子的《正名篇》，广泛涉及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的继承与发展、语言的作用等语言学的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