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之合理构建

我国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之合理构建关键词: 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父母；其他监管人；连带责任内容提要: 未成年人具有平等的侵权责任能力是“民事权利能力人人平等，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现代民法基础和理念的应有之义，是合理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大陆法系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不少民法典及英美法系国家法律所肯认。

我国相关立法应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侵权，其本人与父母或其他监管人负连带责任，其中，父母为无过错责任，其他监管人为推定过错责任。

此外，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应对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承担进行合理的限制，在共同侵权、混合过错等制度设计中也应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合理保护，从而实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者之间的平衡。

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是侵权责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构建既关系到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合理保护，也关涉到未成年人自身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父母（亲权人）与监护人、幼儿园、学校等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尽管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33条[1]对此做了规定，但法律界的相关激烈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致在2008年9月全国人大法工委主持召开的“侵权责任法草案研讨会”上，该问题仍是与会代表之间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专家和法官分成了两种立场，一种是肯定立场，一种是反对立场。

肯定派主要是年龄较大的学者以及全体参加讨论的法官，都一致赞成这样的做法，认为《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经过二十几年的司法实践检验，是好用的，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其没有太多的理论可说。

反对派主要是年轻学者，强烈反对这样规定，都说这个规则没有深刻的理论基础，是不对的。

而在主要国家的侵权法中，都不这样规定。

而是用未成年人过失理论、识别能力理论以及责任能力理论作为这个责任的理论根据。

”[2]由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侵权责任法》在该问题上总体继承了《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未作大的改动，故我国法律界关于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问题的激烈争论并不会随着《侵权责任法》的施行而自然平息和消除。

有鉴于此，必须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所涉的诸多问题，客观全面评价从总体上继承了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的《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价值和意义，并分析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合理构建我国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完善和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有所裨益。

一、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不应存在特殊性在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中，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问题。

“自然人的侵权责任能力，即自然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 [3]对完全行为能力人均具有侵权责任能力，需自行承担侵权责任这一点，世界各国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但对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否全部具备侵权责任能力这一点，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肯定和规定这些人的侵权责任能力不具有特殊性，其侵权本人仍应承担责任，有的则认为和规定应根据辨识或判断能力一分为二，即其中有辨识能力或判断能力的具有侵权责任能力，反之则无。

因此，在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中，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是否具有特殊性的问题。

具体言之，到底是肯定所有的未成年人均具有侵权责任能力，必须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还是应将未成年人根据所谓辨识能力或判断能力而一分为二：有辨识能力或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是具有侵权责任能力的，应该承担自己侵权行为之责任，而无辨识能力或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则是无侵权责任能力的，无需自行承担侵权责任。

我国法律界关于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的根本分歧也正是围绕该问题而展开。

为全面准确回答该问题，有必要对两大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做法予以比较研究和分析。

纵观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在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问题上，也即在是否承认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上，有两大立法例：一是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可谓之法国模式；二是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可谓之德国模式。

法国模式的民法典均否定未成年人在侵权责任能力问题上具有特殊性，故规定未成年人侵权的，其本人必须承担责任。

如《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行为发生之人，应对该他人负赔偿之责任。

”[4]而法国的相关司法实践对过错的判断采用的是统一的“善良家父”的客观行为标准，并不会为未成年人设定特殊的标准。

《巴西民法典》第186条以及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2315条也都有相同的规定。

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030条则直截了当地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过错的估计不得考虑有关人的年龄和精神状态。

”[5]而且，鉴于未成年人多无财产或无足够财产之客观情况，为合理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这些属于法国模式的民法典还进一步规定，未成年人侵权，其父母或其他监管人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德国模式的立法例均肯定未成年人在侵权责任能力问题上存在特殊性，认为应对未成年人作一分为二的划分，一部分未成年人因不具有相应的辨识能力或判断能力，故无侵权责任能力，由此规定该部分未成年人侵权，其本人无需承担责任，由其父母或其他监管人依法承担。

而另一部分具有足够辨识能力或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才具有侵权责任能力，其本人需承担责任。

意大利、荷兰、俄罗斯、日本、蒙古、埃及、阿尔及利亚、智利、我国台湾地区、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民法规定均属德国模式。

在此情况下，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该立法例大都规定由未成年人与其父母或其他监管人一道依法负连带责任。

[6]由于德国模式的立法例在侵权责任能力上对未成年人作了一分为二的划分，故其均对判断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的标准作了规定，根据其不同做法，可分为以下三大类：(1)由立法直接划定年龄标准，在某个年龄之下的未成年人均为无侵权责任能力人，其他则为有侵权责任能力人，如荷兰、俄罗斯、蒙古、埃及、阿根廷、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即是如此。

但这类民法典对该年龄标准本身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如荷兰、俄罗斯、蒙古等国民法典规定的年龄标准为14 岁，埃及民法典规定的年龄标准为7岁，阿根廷民法典规定的年龄标准为10岁。

(2)立法既设定年龄标准又同时设定意思能力或曰判断能力或辨识能力标准，如《德国民法典》第828条规定，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无侵权责任能力人，已满7岁但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如在实施加害行为时“不具备识别责任所必要的判断力的，不就其所加给他人的损害负责。

”[7]因此，这些未成年人是没有侵权责任能力的，而其他未成年人则均有侵权责任能力。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2319条也有类似规定。

(3)立法既不设定年龄标准，也不设定“年龄＋意思能力”标准，而是将该问题交给法官自由裁量。

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048条规定：“在实施致损行为时，无判断能力和意思能力的人不承担致损行为的后果。

”[8]《日本民法典》第712条规定：“未成年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如果是因为不具备足以辨识自己行为责任的智能，则不对其行为负赔偿责任。

”[9]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7条也有类似规定。

在英美法系国家，未成年人从来都是要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

[10]因此，用大陆法系的侵权责任能力理论来概括或评说，则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国模式在该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否定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具有特殊性，任何人包括未成年人均应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由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还是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是否存在特殊性的问题均存在分歧。

笔者认为，法国模式的民法典以及英美法系否定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存在特殊性的观点和做法是正确的，而德国模式的民法典肯定未成年人之侵权责任能力具有特殊性的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其理由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所有人具有平等的侵权责任能力是民事权利能力人人平等的应有之义。

“民事权利能力人人平等，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是现代民法的基础和基本理念，也是各国或地区民法典均明确规定的，而民事权利能力的含义便是指赋予人们作为民事主体的法律资格，其包括两方面的必然内容：其一，民事权利能力是人们享有民事权利的法律资格；其二，民事权利能力是人们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资格。

故无任何人对“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自然人得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11]之类的定义提出异议。

既然任何人均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其自然也就平等地具有享有民事权利的主体资格，平等地具有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资格。

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应平等地具有承担合同义务、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主体资格。

我国法律界对未成年人有权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并应承担其为当事人的合同项下的民事义务和责任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甚至对未成年人应该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侵权责任也无争议，[12]唯独对未成年人是否应平等具有承担侵权责任中的赔偿责任的能力存在争议，即相当部分的学者否定未成年人与正常成年人一样具有平等的侵权责任能力，认为未成年人中那部分没有辨识能力者应该是没有侵权责任能力的，不能自行承担其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

[13]显然，这样的主张是违背民事权利能力人人平等的基本民法理念的，将这样的主张人法，是与民事权利能力人人平等的基本立法原则相矛盾的。

总之，含侵权责任能力在内的所有民事责任能力人人平等是民事权利能力人人平等之应有之义。

2．各国侵权法对客观过错说的普遍采用，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宣告了未成年人之侵权责任能力存在特殊性的观点和做法不可取。

认为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具有特殊性的观点之所以得到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学者和立法的肯定和认可，乃是因为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坚持过错归责原则而且是主观过错归责原则，即所谓主观过错说。

根据主观过错说，只有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具有认识能力，才能对此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一部分未成年人由于年幼或其他原因不具有形成主观过错的能力，故不能承担侵权责任。

显然，主观过错说构成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具有特殊性的主张和立法的理论基础。

但从现在各国侵权法的普遍趋势和状况来看，主观过错说已趋式微，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的是客观过错说，即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是从某一客观行为标准出发。

这一标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尽管有不同的称谓，如法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路易斯安那州等国家或地区谓之“善良家父的行为标准”，英美法系的国家或地区则谓之“合理人行为标准”，但都坚持对过错的判断不能依所谓的主观可归责性而为，而应是同样的行为适用同一行为标准。

只有这样，对受害人而言才是公平、合理的。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坚持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能力具有特殊性，即有的未成年人具有侵权责任能力，有的又没有侵权责任能力的观点或做法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