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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一、本文概述《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这篇文章旨在回顾和总结中国政治学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政治学如何吸收外来理论，同时保持和发扬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特色。
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从西方引进和借鉴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取经”的过程，为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然后，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政治学在引进外来理论的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本土化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
文章展望了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强调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如何更好地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政治学在未来发展中的挑战和机遇。
二、中国政治学的取经阶段（1990年代初-2000年）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0年的这十年间，中国政治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称之为“取经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对西方政治学的全面引进和学习，也开始尝试将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本土化的初步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学开始重新与世界接轨。
学者们纷纷走出国门，赴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政治理论和方法。
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大量的学术资料，更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思维方式。
同时，国内的学术环境也开始逐渐宽松，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的精髓，同时，也要开始反思和审视西方的理论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实际。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阶段，也是一个痛苦和困惑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理论，更要思考如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
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努力和尝试。
他们开始尝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也开始尝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
66061 政治其它论文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前言：中国的政治学起步并不晚，从成立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相对于政治学的发源地――美国而言，的确是短了十几年。
在解放前夕，中国的学术研究是极少数人参与的，随后我国大学校园中政治学也是第二热门的科目。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我国的政治科学发展在解放前是扭曲的，但是实际上，当时我国的政治学家在全国都没有超过一百人。
国内相关大学校园中，关于政治学的教授也是非常少的，由于政治学导师的缺少，使得我国高校政治学专业的毕业生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中缺乏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思维方面也都有一定的缺失，因此有很多学者曾说中国政治学在发展的初期是十分不完善的。
但是在随后的时间岁月中，我国的政治学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主要归功于我国的政治学走上了“取经”的道路，并且在引入进来之后我们结合本国的发展实际，使其逐渐的本土化。
对于我国的政治学发展道路而言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政治学起步并不算太晚，从最早开始算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接受教育的群体比较小，当时能够参与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就更少了，政治学发展研究不成比例。
解放前的政治学研究中，全国的政治学者也不超过几百人，那时候的政治理论和方法也几乎都是学习西方，几乎没有独立的思考和创作，甚至连学生们的教科书都是采用西方国家的。
所以学者们大多数都是在研究西方的政治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研究的非常少[1]。
那么如果说解放前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这一现象的话，那么解放后，大学取消政治学科之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在1960年以后，我国才陆续有大学开始重建政治系，但是当时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目的就是讨论国际共产主义问题，这几乎完全涉及不到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
随后政治学的逐渐恢复是从翻译资料、培养学生、还有教材编写等方面起步的，从复旦大学招收了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开始，随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就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在后面就陆续有了政治学研究生，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开始逐渐招收。
你知道“压力型体制”是什么吗？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编者按“压力型体制”是中国学者在历史分析和调研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描绘我国地方政府运行的概念，相较于“地方公司主义”等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学色彩，是我国政治学者本土化所提出的重要概念之一。
一、“压力型体制”的来源及含义对当代中国政府运行的理解，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不同学科在自身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分别对政府运行模式做了描述：有些学者从“经济人”视角出发，提出了“地方公司主义”、“基层政府公司化”、“进取型/保护型/掠夺型地方政府”等概念，认为地方政府往往在财政收入的刺激上，有意识地卷入地方经济发展中；有些学者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地方政府看作是社会和人民的代理人，提出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汲取型/悬浮型政权“等概念。
“压力型体制”是学者在经验事实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地方政府运行的特征总结概括出的。
在当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必要对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进行深入研究。
1996年初，荣敬本教授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对河南省新密市县、乡两级政府的调研，成员包括崔之元、王栓正、俞可平、罗燕明、高新军、何增科、杨雪冬等人。
“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课题组成员根据地方官员的描述提炼概括的，在调查中，官员常用“加压驱动”、“热锅理论”（指官员必须不断运动以免灼伤）、“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等语言描绘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模式。
在此基础上，上述学者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其中“关系”和“统计”是各级政府环节上级压力的“减压阀”。
杨雪冬主任扩展了“压力型体制”的要素结构，在管理方式和评价体系两要素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和“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体系”等三要素结构，从任务量化下放、任务实施到绩效评价等环节系统描述了“压力型体制”的具体运作过程。
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第一章政治学：1.可以一般的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政治关系以及政治实践的学科。
目的是揭示政治现象、过程的本质或规律性、提供政治相关知识。
2.一门研究政治主体尤其是国家或政府如何凭借公共权力而做出公共决策和分配社会价值的社会科学学科，目的是提供政治领域的知识。
政治的概念。
传统观点：1，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2，一种超越自然与社会的力量。
3，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利现象。
4，一种公共决策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
5，就是国家的活动。
6，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7，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
8，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新定义：社会权力的有限制的运用。
我们认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或社会关系的一个领域，政治是指参与公共生活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为实现既定的目标，通过支配、影响、获取和运用公权力，而做出公共决策以及分配社会价值或利益的过程。
特征：1，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领域。
2.主体是参与公共生活的个人、团体和组织。
3.是由一系列的行为或活动所构成的过程。
4.政治活动或政治行为具有特定的目标。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差别：主体，过程，原则和行为方式，目的。
联系：共同基础——人。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体重体现。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影响经济。
政府全面的干预经济，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治学的结构。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
国际化与本土化。
第二章政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古代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
近代政治研究的转型。
现代政治学科的兴起。
古代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形成于古希腊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者伦理学密切相关。
这一传统标志着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端，即人类对政治生活或者政治实践的认识由自发上升为自觉。
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的方向并确立的主题。
中世纪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是：1.神学政治论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未来：本土化、对话和超越作者：于文轩来源：《公共行政评论》 2013年第1期一这次会议的主题归纳起来是本土化，对话与超越。
新时期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政策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开始走向世界，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同国际公共行政学界（主要是美国）的学术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要求自己的学者在国际公共行政学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背景之下，在和国际公共行政学学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公共行政学者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张建民、江华，2009；何艳玲等，2007）。
首先，公共行政学本身是一个以应用为导向的学科，这就决定了它是非常地方性的（Parochial），非常本土化的。
就以现代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源地美国来说，在美国，公共行政学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学科。
尽管威尔逊强调美国公共管理可以从欧洲借鉴经验，但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和旨趣是非常美国化，以解决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出现的问题为己任。
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是相当以美国为中心的，表现为比较公共行政学这一研究路径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中的衰落和一蹶不振( Jreisat，2005)。
在相当程度上，公共行政学研究从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都是相当美国化的。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相当大程度上是以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为参照系的，学习和参考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和主题，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感觉到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和旨趣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需要相距甚远，并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国际公共行政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不了解或缺乏兴趣。
由于美国公共行政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关注的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架构下，行政机关如何管理自身和协调自身与其他政府机关和社会的关系的问题。
本土文化资源融入高中政治课堂初探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中政治课程也逐渐向多元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融入到高中政治课堂中，以促进学生的政治素养提升，成为了值得探究的问题。
1.本土文化资源的概念和意义本土文化资源是指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社会成员对于自然环境、历史、伦理道德、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多种经验和理解，形成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源远流长、广泛影响的文化符号、文献记载、文艺作品、民俗传统、建筑风格等各种文化遗产。
这些文化资源不仅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融入高中政治课堂，既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弘扬，也是提升学生政治素养和国家意识的有效途径。
通过让学生了解和感知自己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增强爱国情感和文化自信心，从而更好地参与和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1）利用历史文化名胜资源历史文化名胜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也是高中政治课堂融入本地文化资源的重要来源。
政治课程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在名胜古迹中寻找与政治课程相关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政治制度等，激发学生对历史和政治的兴趣和好奇心。
例如，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域中，可以挑选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胜，如：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民族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内涵与意义。
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智慧和创造的结晶。
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引导学生了解和体验民俗文化活动，来加深对地域文化的感知和理解，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和感受民俗文化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例如，在重庆的春节期间，举办了“浓情巴渝，欢乐巴渝——情系三峡，美好未来”主题文化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春节花车巡游、灯展、露天茶座、庙会等，这些活动不仅是一种传统习俗，还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意义。
在开展政治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民俗文化资源，让学生了解和感知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民俗风情，培育学生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自豪感，同时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认同感。
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内涵探析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发展才能形成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与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相结合，是中国政治学范式形成的最佳路径。
[标签]政治学学科建设国际化本土化然而，中国政治学并未真正实现本土化，目前政治学界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等仍然来自西方，即便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仍是西方的。
正因为西方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源自“学科霸权地位”的影响力，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任务格外艰巨。
政治学的“补课”任务到底应该补什麼，西方政治学原理是否是政治学的普遍原理，中国能否有自己的本土政治学，全人类是否有共享的政治学范式？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经验以及思考，试图探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否能够和谐发展以及如何和谐发展的问题，从而构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政治学学科建设是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角度而言的，并非是指大的学科门类，即政治学为一级学科。
国际化与本土化，不仅仅是政治学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自19世纪中叶国门洞开之后，文化发展几乎被笼罩在西学的话语权之下，本土化和国际化（西化）的问题就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一、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通常意义上，谈到政治学的国际化无非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
事实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奠定的。
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混杂在一起，政治学在总体上从属于哲学，特别是很难与伦理学区分开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19世纪末的美国，美国政治学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研究传统。
自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伊始，现代政治研究的中心就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政治学逐渐美国化了。
政治学本土化笔者：赵肖肖学号：20134202069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多年来政治学界关注和探索的问题。
应当说，正是这种持续的关注与探索，推动者该学科的进步，从而使我们在正确把握政治实践与政治学术研究、政治学应用研究与基本理论研究的相互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本土化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进入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域。
基于对本土化概念的阐释，政治学本土化应是中国人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对中国政治领域进行研究，并进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建构的过程，政治学能够本土化，政治学也能够实现本土化；政治学本土化是“由外而内的本土化”和“由内而外”的本土化的有机统一。
一、政治学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它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
清末的一些维新之士，处于当时政治现实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教学。
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在清末被译传到中国。
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
1899年，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了仕学馆，可以说，它事实上是现在大学里政治学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
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政治科”，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
民国初年是我国政治学的活跃时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学家：浦薛凤、钱端生《中国政府》、张奚若、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政治学专业人才开始成为政府的决策参谋。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推行帝制复辟时，居然请来了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美国著名政治与行政学家古德诺作为其私人政治顾问。
1932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由于时局的影响，政治学在我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不正常状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用马列主义理论来代替政治学，政治学被当作是“伪科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我国日渐式微。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
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不复存在，它在我国学术界消失了30年。
在政治科学不复存在的这个时期，我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样的政治大悲剧，这不能不令人沉思。
政治学在我国的振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
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政治学在我国重新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
在我国，政治学的命运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现实政治发生挫折或灾难时，政治学的命运也变得多灾多难；反之，当民主政治比较健全、社会比较安定、在学术生活中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政治学就会得到长足发展。
二、政治学本土化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都为政治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发展的丰富资源，主要包括制度性资源、功能性资源以及文化性资源。
1、制度性资源新中国在建立以后，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承担了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而发挥着稳定社会、调节社会秩序的功能，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石。
这些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稳定的保障也是政治学得以本土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2、功能性资源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本土资源是功能性资源，它主要包括组织动员资源、社会稳定和控制资源、政策资源等。
与法律一样，政策是国家调控社会、管理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上围绕政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组织实施机制，民众对政策也有相当的认可。
因此，我国政治学本土化已经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功能性资源，我国政治学本土化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3、文化性资源文化性资源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脱离文化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结果，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始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具有无比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文化性也为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提供了文化基础。
二、政治学本土化的路径当我们提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目标时，首先必须指出，这里的“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是惟一的。
在类型、流派或体系的意义上，政治学才可能有它的复数形式，像“一切政治学类型”、“全部政治学体系”或“所有的政治学流派”等等表述。
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永远只有单数形式。
英文“政治科学”的复数形式(political sciences)指的是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①。
当然，我们仍不妨沿用中国政治学、美国政治学这种习惯提法，但是切不可把它们理解为各种政治学，而应该理解为政治学的各种类型。
马克思当年曾经指出德国与英、法等国发展存在着时代落差: “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
②这种评论也部分适用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学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把落后的德国的发展目标设定为:既达到英法等国的历史水平，又超越它们。
同样地，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工作，也应该实现双重目标:既完成“补课”任务，与国际的政治学发展接轨；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
即一方面以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为中心论题。
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已经步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学关注的中心也就相应地从制度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而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要求我们仍然需要把政治制度建设当作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等等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运用这些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应当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1.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政治理论，合成本土化的政治理论“从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社会科学关心的是‘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作为一门科学，对于‘是什么’是共同的、普遍性的；而对于‘应该是什么’则是有特定的价值倾向在里面的。
”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和基本框架中包含了对“是什么”一般规律的研究，对解释世界各国的政治活动有较强的普适性，但具体到与“应该是什么”相关的那些理论假设，则离不开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
为此，在进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大胆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但同时必须正确面对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根据中国现实的土壤和气候进行“为我所用”式的协调，使中国行政学健康成长。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政治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国家的政治理论必然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到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①德怀特·沃尔多认为“政治学”的复数形式是一种较不严谨的用法(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题。
换句话说，引进本土以外的政治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保持适当距离和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要有反省与批判意识，敢于怀疑外来的政治理论及其衍生的方法论，善于运用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能力，继承和发扬本土优秀文化遗产，走进本土的政治场域，进行新的理性判断和价值选择。
•可见，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政治理论是一种“从外到内”的本土化过程。
不论人们是否承认，“本土化”研究都是以西方理论的既有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以西方科学哲学及方法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参照框架。
我们可以用源自本土的经验在最深层面上修正它的固有偏见，可以从社会历史脉络的分野比照中超越它的地域文化局限，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绕过它去直面本土社会。
因为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是人类用理性考量自身生存状态的“坐标系”，是观察、思考社会的切入点。
尽管本土社会的复杂与困惑并不会因西方新学科的引入而立刻变得清晰、明了，但对中国传统的模棱两可的研究视角的复归，可能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与失度。
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提问方式以至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模塑了我们的研究取向和过程”，况且，当“我们说一种理论不好时，并不是指它的本身，而是指用它来解释我们所关怀的东西和我们的运作模式时，它看不到我们所要的那些面向”。
可是对这些本土社会特殊面向的关怀的积极性恰恰来自于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对西方理论展开的自觉批判与反思。
因此，政治学本土化过程不只是一个外来政治理论的机械翻译和原版移植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内化与合成过程，即引进外来的政治理论必须历经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
对待外来的政治理论，除了对其进行重新检验和适当改造外，还要全面考察和挖掘其背后的假设条件与方法论，否则会很容易出现“东施效颦”的效果，不仅不利于本国政治理论的发展，而且会危及本国的政治实践。
在方法论问题上，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不存在本土化问题，理由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是价值中立的。
这种行为主义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方法论是依附一定的问题的，不存在不针对任何问题的方法论。
本土政治问题的独特性，也要求对外来政治理论产生的方法论进行反省、批判与变革，不可能照单全收，依样画葫芦。
2.走进本土政治领域，立足本土文化与政治实践，生成本土化的政治理论这是政治学本土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政治学本土化必须以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的政治实践为主题，否则就缺乏自下而上的土壤和根基。
因为本土文化本身便蕴涵有一定的价值，任何原创性理论的产生都不能割断历史的血脉和传统的文化。
政治理论从语言形式到实质内容上的本土化，内在地要求对中国的传统资源加以深度发掘，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作为一种源于异质文化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成果，一经传播到中国，就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本土政治文化发生文化冲突现象。
西方政治学若想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生根，就必须适应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立足于中国的本土资源，才能有利于中国政治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换中寻求中国现代文化的根，实际上是自觉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