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公约》在我国法院适用的实证分析

目录一、《蒙特利尔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情况二、《蒙特利尔公约》适用的优先性三、《蒙特利尔公约》适用中的问题再探讨四、结语我国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国际法治，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

尤其是在审判实践中，我国要求法院“依法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增强裁判的国际公信力”。

这就要求我国法院要提高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司法能力，在依法应当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的案件中，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同时还要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解释国际条约，增强案件审判中国际条约和惯例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国际航空运输案件涉及国际航空运输条约的适用，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条约适用机制，研究国际航空运输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情况，可以管窥我国法院的条约适用实践，明晰我国法院在条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通过各国国内法院解释条约以丰富和完善条约的内容一直是各缔约方的努力方向，例如欧盟法院2019年11月7日在Adriano Guaitoli and others v. easyJet Airline Co. Ltd.案就涉及如何解释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下称《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进一步厘清了因航班取消和另一航班延误而造成的损害索赔如何评判。

各缔约国法院解释条约的实践，可以进一步澄清条约内容的含义，为国际社会贡献国际法发展的辅助性渊源资料。

具体到我国法院而言，条约的司法适用实践就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话语权表达提供的中国素材，贡献的中国智慧。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入分析我国法院近十年来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典型实践案例，探讨了《蒙特利尔公约》在我国司法适用中的路径选择以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和我国法院司法适用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提出了完善我国法院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建议，对条约在我国的准确适用提供了一个微视角的研究思路。

一、《蒙特利尔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情况1999年5月28日通过的《蒙特利尔公约》目的在于确保国际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对在国际航空运输中旅客的人身伤亡或行李损失，或者运输货物的损失，在恢复性赔偿原则基础上建立公平赔偿的规范体系。

该公约与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下称《华沙公约》）、修订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下称《海牙议定书》）、《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下称《瓜达拉哈拉公约》）和1975年9月25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修订经海牙议定书或者经海牙议定书和危地马拉城议定书修正的华沙公约的第一号至第三号附加议定书》以及《蒙特利尔第四号议定书》（下称各个蒙特利尔议定书），共同构建了一套复杂的航空责任体系。

《蒙特利尔公约》旨在将《华沙公约》和其相关文件现代化和统一化，促进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一致化和法典化。

《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截至2020年1月1日，《蒙特利尔公约》有136个当事国，世界主要航空运输大国，例如，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都已经加入该公约。

我国于2005年批准《蒙特利尔公约》，同年7月31日公约对我国生效。

《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数目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全球航运业的发达，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员和货物流动更加便捷，国际航空业也愈发普及，国际航空运输量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到2018年之前的十年，国际航班预定量增速平均是6.8%，美国客运量和货运量在201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19年受贸易争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2019年国际航班预定量同比增长4.5%低于最近十年水平。

国际航空运量的绝对数量增加也意味着与国际航空运输有关的争议数量会相应增长，从我国的审判实践看，自2011年到2019年12月底期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至少120件以上涉及《蒙特利尔公约》的案件。

（案例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1月15日）从受案数量情况看，自2014年以来我国法院受案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

从案件类型看，法院所受案件主要集中在与国际货物运输合同案件相关的运费支付或者代位求偿案件，共计83件，涉及旅客运输或者行李损失的案件共计23件，其他案件4件。

从审理情况看，案件涉及的争议问题很多，包括但不限于：《蒙特利尔公约》在何种情形下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强制适用条款对我国司法适用的约束作用如何？《蒙特利尔公约》在我国的直接适用是否还需要我国冲突规范的指引？如何平衡《蒙特利尔公约》和国内法的关系？《蒙特利尔公约》的适用对法院管辖权的影响如何？在全球管辖权扩张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各国管辖权的节制与扩张也是我国在处理国际航空运输案件中面临的新问题。

二、《蒙特利尔公约》适用的优先性《蒙特利尔公约》的优先适用是由公约的性质决定的，公约以统一国际航空运输中的私法规则作为缔约目标，通过法典化的内容将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现代化，公约的强制性和排他性特点决定了公约的优先适用。

在法院适用公约的司法实践中，需要考量公约两个方面的优先适用：一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以及《蒙特利尔公约》第55条的规定，在同为《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的情形下，《蒙特利尔公约》优先于华沙公约体制下的其他条约优先适用；二是在当事人没有更优选择的情况下，《蒙特利尔公约》优先于国内法适用。

在公约的优先适用方面，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呈现出多样化、不统一的画面，与我国目前所追求的“准确解释”公约目标还存在着差距。

（一）《蒙特利尔公约》的强制性特征《蒙特利尔公约》作为统一实体规范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其中公约第49条、第29条以及第26条和第47条的规定都被认为构成了强制性条款义务，与这些条款有关的内容也会产生《蒙特利尔公约》的优先适用。

首先，《蒙特利尔公约》第49条的规定构成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明确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得违反公约的规定，即当事人不得通过运输合同的任何条款和在损失发生以前达成的所有特别协议的方式，无论是选择所适用的法律还是变更有关管辖权的规则，违反《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

按照第49条的规定，如果运输合同条款或者协议违反了《蒙特利尔公约》，则这些条款均属无效。

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比公约更优惠的消费者保护条款，则公约应当适用。

在“智傲物流有限公司与法国航空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纠纷案”中，法国航空公司的空运单背面条款就列明了“如果运输涉及目的地或经停地与出发地不同，《华沙公约》将被适用”。

对此，我国法院认为，案件中涉及的争议内容发生在法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期间，法国和中国都是《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49条的规定，空运单背面条款违反了《蒙特利尔公约》的强制性条款，因此该条款无效，但是双方运输合同依然有效。

与该运输合同有关的诉求，应当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

其次，《蒙特利尔公约》第29条的规定“创立了排他性诉讼权利，如果案件在公约的适用范围内，则优先于国内法或者国家的法律适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基于行李遗失、损害和延迟而提出的诉讼请求中”。

按照第29条的规定，在旅客、行李和货物运输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诉讼，不论是根据公约、合同、侵权，还是根据其他理由，只能依照公约规定的条件和责任限额提起。

这被认为同《华沙公约》一样，《蒙特利尔公约》意在创立一个独立的诉因，无论是合同还是侵权，只要是在《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内，都应该适用《蒙特利尔公约》。

最后，就承运人的责任限额而言，《蒙特利尔公约》分别在第26条和第47条规定，任何旨在免除缔约承运人或者实际承运人责任或者降低责任限额的合同条款都无效。

在“朗力（武汉）注塑系统有限公司与天地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就认为《TNT 运输及其他服务条款》中约定的承运人免责条款明显违反了《蒙特利尔公约》，按照《蒙特利尔公约》第47条的规定，该约定无效，承运人应当在公约限额内向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例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一批涉“一带一路”典型性案例，具有示范和参考作用，从而进一步明晰了国际航空运输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公约可以作为直接裁判的依据，“在公约规则及合同约定或者国内法规定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公约的强制性适用也基本得到了普遍认可”。

就我国法院目前在如何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着这种协议或者这样的合同条款方面还存在着多样性的实践，尤其是涉及双方在空运单中并入有关限制责任条款的情况下，究竟是归入准据法选择条款还是纳入《蒙特利尔公约》下的强制性规定进行调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不统一。

在“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与厦门晶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结算协议书与国际空运单共同构成了二者间的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在国际空运单背面的“国际契约条款修正”中的“空运注意事项”条款载明，“如果贵公司的空运货物之最终目的地或途经国为托运国以外之国家或地区时，则可适用《华沙公约》及其任何以后的修订及草案（统称《华沙公约》）管辖，且在多数情况下限制本公司有关托运贵公司货件时的遗失、损毁、延迟、短缺、误送、无投递、错误信息或未提供信息之责任”。

法院认为该条款约定中使用的是“可”适用《华沙公约》及其任何以后的修订及草案管辖，并非“应当”适用，因此，在双方未明确约定应当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管辖，且晶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明确表示本案应适用我国《合同法》的情况下，视为双方未就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达成一致合意。

显然，法院将该条款视为准据法的选择，这显然不符合《蒙特利尔公约》直接适用的特点。

即便将该条款当作准据法选择，也应依据《蒙特利尔公约》第49条的规定进行严格解释，不能逃避《蒙特利尔公约》的优先适用。

（二）《蒙特利尔公约》优先于其他公约适用《蒙特利尔公约》是对《华沙公约》体系的现代化，但不是对《华沙公约》体系的完全取代，所以二者是并存关系。

我国法院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的规定出发，在实践中已经比较充分认识到了《蒙特利尔公约》的优先适用，并能按照《蒙特利尔公约》第55条的要求结合个案具体情况适用公约。

例如在“马华与法国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就认识到我国和法国均为《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55条的规定，应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

但是，从统计数字看，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有120件以上涉及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案件，同时还有45件涉及《华沙公约》的案件，尽管部分案件有交叉，既涉及《蒙特利尔公约》又涉及《华沙公约》体系，但是在一些案件中，法院仅仅适用了《华沙公约》，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承运人限额的案件中，法院只是根据空运单内容认为双方已经选择适用《华沙公约》，根本没有考虑过《蒙特利尔公约》是否应当适用，显示出我国法院对于《蒙特利尔公约》的直接适用，以及对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缺乏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