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案犯陈述的证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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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案共犯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

作者：谷晓丽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2期

刑事案件中的同案被告人包括在实体法上具有共犯关系的被告人和程序法上因诉讼便宜主义等原因而同案处理的被告人。①即同案犯包括同案的共犯，也包括同案的非共犯。因为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同案犯是由共犯构成的，但同案被告人又不仅仅建立在共同犯罪基础上，实际能同案处理还有其他原因或关系。由于实务中共犯到案往往会有差别常有先后，则会出现另案共犯。故对被告人供述的研究，实际要涉及同案共犯、同案非共犯、另案共犯这三者。本文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同案共犯被告人的供述。

我国立法对于同案共犯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并未做明确规定，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均未涉及。唯一相关的是《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被告人供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是不能作为定罪处罚的证据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对同案共犯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产生了分歧。由于该条规定，针对个人犯罪，被告人供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因为是孤证，而“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所以不能定罪处罚，这一点理解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共同犯罪的案件，尤其是多名共犯同案处理时，如果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能得到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或者被告人自己不认罪，但有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实，那同案共犯被告人的供述是否能作为证据使用，学界意见纷纷，莫衷一是。

一、同案共犯被告人供述的证明能力

同案共犯被告人是否可以作为证人，其供述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理论上和实务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肯定说”，认为同案共犯被告人的陈述是被告人供述，即便相互印证，也因为只有被告人供述而不能定案。另一种“否定说”，认为在共同故意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是能够认定为证人证言，尤其是先行获判的被告人。事实上关于同案共犯被告人是否能视为证人，能否以证人的身份提供证言，这是两种观点的分歧所在。

同案犯口供证明力探析

内容提要：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在无直接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而以同案犯口供为依据予以定罪量刑的情形。随着刑事诉讼越来越注重人权的保护，对于同案犯口供的证明力亟待适用补强规则以补充，以彰显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关键词：同案犯口供、证明力、证据补强

一、同案犯口供的特点和证据价值

同案犯口供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共同故意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同案犯口供往往具有以下特点：1、同案犯口供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被告人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其供述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如果某一案件的同案犯有数人，其相互之间的口供如能够相互印证，其供述的证明力就会毋庸置疑的得到增强。2、同案犯口供具有主观性，存在极大的虚假性、易变性。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属于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相比，言词证据已经过了证据出示人头脑的加工，在该过程序中必然要受到诸如自然因系、社会因系及外在条件的影响。3、同案犯口供缺乏可信性。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同案人存在可能将自己的罪责转嫁于他人的情况，若以同案犯的供述作为惟一的证据而作出有罪的认定，则必将存在很大风险性。

同案犯口供的证明力，是指同案犯口供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即有无证明作用以及有多大的证明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共同犯罪案件往往侦破难，获得实物证据难，甚至于只有同案犯口供。此时同案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刑，而且关系到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问题。

二、各国对同案犯口供证明力的相关规定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对同案犯口供的运用普遍采取谨慎态度。在英国证据法中，同案被告人的证人资格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当同案被告人的口供有利于其他被告人时，才能采取证人证言形式，对案件起证明作用，而不能充当控诉方的证人去反对同案人。但在扰乱公共秩序案件的审理中，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被告人有资格也有义务为起诉人作证，但此时法官应提示陪审团，不能仅凭这种证据对其他共犯定罪。在德国证据法规定，被告人不能做本案的证人，同案犯不能互相作证。其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有构成本案调查事项的行为嫌疑，或者有参与行为或者有庇护、藏匿犯人或者赃物罪的嫌疑或者是对此已经被作有罪判决的人员，不要求宣誓。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2条第3款规定：同一犯罪案件的共同被告人或者根据第12条有牵连关系的诉讼案中的被告人的陈述应当同其他可证明该陈述可信性的证据材料结合起来加以判断。日本法认为，共同被告人在同一程序中，不得同时为其他被告人的证人。

论同案人口供证据价值的程序保障

摘要：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案件，通过同案人口供互相印证来突破侦查，查明案件真相是司法机关常用的侦查策略。同案人口供具有定案证据价值或者补充证据价值。保障同案人口供证据价值的具体制度包括：沉默权制度、律师在场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律师审前披露限制制度等。

关键词：同案人口供；沉默权；律师在场权；非法证据排除

一、同案人口供的性质和证据价值

同案人口供是指在共同犯罪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审判阶段被告人（本文简称 “同案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就自己及同案人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所作的陈述。同案被告人如能如实交代案件事实，那么他们的供述往往基本一致，这必然有利查清案件事实，最终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准确地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同案人口供往往具有以下特点：1.同案人供述的证明力很强。被告人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其供述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证明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同案人之间的供述能得到相互印证，那么几份供述的证明力就更强。2.

同案人的供述具有天然的主观性，存在虚伪性、易变性。犯罪嫌疑人供述属于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相比，言词证据尽管具有信息量大、证明的案件事实广泛的优势，然而，由于此类证据是经过提供证据的人的头脑加工过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人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外在条件的影响，从而使言词证据产生可塑性和易变性。3、同案人口供是缺乏可信性的证据，也是危险的证据。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同案人存在可能把自己罪责转嫁于他人的情况，若以同案人的供述作为惟一的证据而作出有罪的认定，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同案人口供证据运用的实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刑事证据的法定种类看，同案人口供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不是证人证言。关于同案被告人的证据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同时，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根据这些规定，同案被告人应是有一定的作证能力，同案被告供述符合一定条件时有证据价值。关于同案人口供的证据价值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同案被告人之间是互为证人的关系；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同案被告人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即使供述一致，相互印证，只能说明他们的供述朝可靠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如无其他旁证印证，其真实可靠性仍然是不确定的，不能据此定罪量刑；第三种意见认为采纳同案人口供要谨慎，只有在1.排除串供；2.排除非法取证；3.供述细节一致；4.共犯三人以上，且仅限于确定各被告人之间的不同责任时才能采用，涉及定性的则不能采用。[ 王琍：“论同案犯供述的刑事证据价值”，《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第68页。]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在取证程序合法，排除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同案人口供一致的具有证明力。但是，用于单独定罪的，严格限于少数案件。

仅凭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不能定罪

——从同案犯口供的证明力说起

作者：宁佳 袁宏

【案情】

因女友小莉被人欺负，被告人吴某纠集了被告人廖某、程某与袁某一起将被害人李某进行殴打后，将其带至宾馆内进行威胁，在收到李某女友4800元汇款后才将其放走。在仅有被告人小莉、吴某的供述下，是否可以判定被告人廖某与袁某犯非法拘禁罪？

【分歧】

1.第一种意见认为，同案犯的供述可以作为证人证言，并能够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理由是被告人小莉与吴某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具有证明力。

2.第二种意见认为，同案犯的供述不能够作为证人证言，更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此处的同案犯供述可以扩大理解为“被告人供述”，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不能仅凭同案人供述定罪量刑。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不是证人证言。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无从确定同案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由于在同一案

件中，同案被告人很可能为了争取立功或者推脱罪责等原因进行虚假的供述。这种情况下，同案被告人的陈述是不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的，更不能作为证人证言来推定另一个人的犯罪结果。

2.仅凭被告供述不能定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供述的内容不仅要包括被告人本人的犯罪行为，也要包括共同犯罪同案犯的犯罪行为。本案指控被告人廖某、袁某犯非法拘禁罪的证据仅有同案人的供述，也可扩大理解为仅有被告人供述，故从证据采信角度，不宜认定被告人廖某、袁某构成本罪。

3.证据补强不足。该案中，仅有被告人小莉与吴某的供述，而同案犯程某并未在供述中指出被告人廖某与吴某参与了该次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且被告人廖某与吴某本人的供述也未承认该犯罪行为，也没有其他的任何证据相互印证。所以该证据补强不足，无法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