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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读懂《北元》元廷北徙蒙古后形成的游牧政权概述北元（1368年—1635年），是1368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崩溃后，元朝皇室退居漠北，形成与明朝并存的游牧政权，1402年之前国号以“大元”为主，1402年之后国号以“蒙古”为主。
高丽人首称为北元。
1368年，中原局势彻底失控，加之明将徐达领兵进逼大都，惠宗被迫放弃大都，北走上都。
1402年，鬼力赤杀坤帖木儿汗自立，明史记载其复称蒙古。
1438年，卫拉特部脱欢统一了东西蒙古。
1449年，卫拉特部也先俘明英宗，史称土木之变。
1510年，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史称达延汗中兴。
1547年，库登汗惧为阿勒坦汗所并，率左翼蒙古南迁避祸。
1550年，阿勒坦汗兵临北京，史称庚戌之变。
1571年，阿勒坦汗与明朝达成隆庆和议，结束了蒙古与明朝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
1576年，图们汗制定《图们汗法典》颁行于全蒙古。
1616年，与明朝、后金并立。
1626年，林丹汗不敌后金，率右翼蒙古西迁避祸。
1635年，额哲献元传国玺降后金，蒙古亡。
北元疆域概述图北元疆域广阔，长期控制着内外蒙古，势力所及长城以北、东至女真、西抵哈密以及哈密以西的裕勒都斯河流域、北到叶尼塞河的广袤地区。
北元政权是一个多民族的独立政权，在统辖的境内除蒙古族外，还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众多人口，如同辽、金、西夏政权一样，是当时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北元时期不仅是蒙古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北方草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退守漠北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举兵北伐。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惠宗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出大都健德门逃往上都。
八月二日，大都被明军攻占，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殉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
此时除元惠宗坐镇蒙古故地以外，山西、甘肃的扩廓帖木儿；辽东的纳哈出；云南的把匝剌瓦尔密，都在各自的管辖之地策应着大元皇帝的军事行动。
朝鲜半岛的历史与政治发展朝鲜半岛是一个具有庞大历史和复杂政治背景的地区。
从古代三国时期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到日本殖民统治，再到朝鲜战争和现在的朝鲜半岛问题，这片土地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政治变革。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的三个古代王国。
其中，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拥有庞大疆域和高度文化，成为东北亚的重要国家。
百济（公元18年-660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与新罗（57年-935年）共同对抗高句丽。
而新罗则发展出了以吐火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
公元7世纪，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
新罗王室于公元935年被高丽军队推翻，高丽王朝得以建立。
高丽王朝时期，佛教文化蓬勃发展，王室采取了严格的儒家礼制。
高丽王国后期，元朝入侵，许多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被毁。
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成为世袭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朝鲜王朝时期，国王与士族阶层合力约束贵族，采取了门阀制度。
朝鲜王朝也是一段文化兴盛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文人。
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半岛，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失去了控制。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朝鲜半岛遭受了日本的残酷掠夺和迫害，许多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被毁。
1945年，苏联和美国协商后决定，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国家。
南朝鲜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北朝鲜则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为“人民领袖”金日成。
1950年代初，朝鲜半岛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相互对抗。
战争持续3年，造成无数伤亡。
1960年代，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变掌控了南朝鲜政权，在其领导下南朝鲜逐渐向日本模式的经济发展，并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
1970年代，朴正熙的儿子朴槿惠代表自由派执政，期间南北关系得到一定改善。
1990s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北朝鲜造成冲击，导致经济陷入瘫痪。
金正日发起了“阳光政策”，大力发展经济。
但是，政治局势依然紧张，2010年朝鲜向南朝鲜炮击延坪岛，导致两国紧张局势加剧。
朝鲜的由来与朱元璋密不可分，大明、北元和高丽，三角关系挺麻烦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近邻朝鲜，与我们中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就连“朝鲜”这个国名，也是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赐予的，朝鲜臣属于大明。
而在此之前，存在于朝鲜半岛上的王国，名为高丽。
大明朝与朝鲜国的关系非常亲密，但与高丽国的关系却比较紧张，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缘故呢？我们今天就来唠唠其中的故事。
一、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高丽王国建立于公元十世纪，它取代了之前统治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
提到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到元朝。
元朝建立后不久，便派大军征讨高丽，高丽战败臣服于元。
之后元朝将高丽划入自己的版图，归为征东行省。
元朝对高丽的政策是通过联姻，来达到掌控高丽内部政权的目的，从元初到元末，短短九十多年的时间里，便有七位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
因为长期通婚，元朝与高丽的亲缘关系非常近，以至于三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室的血统。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元朝皇族与高丽皇族之间，天然就有很高的亲密度。
高丽每年不仅会向元朝皇帝进献供奉，而且还会送来大批高丽女子进入皇宫，而元朝皇帝也对这些女子另眼相看，经常会交付她们一些比较机密的工作，信任程度远远超过蒙古族外的其他族裔。
也正因为有了七大姑八大姨的连带关系，元朝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参与到高丽的内政中去，影响着高丽的国策、文化和意识形态。
所以当明朝建立，元顺帝被赶出北京之后，高丽仍然臣服于元朝，并对明朝保持着警惕。
二、明朝初期与高丽的关系朱元璋非常明白位于东北的高丽，对稳定大明的边疆是何等重要。
于是在明朝建立之初，便派遣使臣出使高丽，并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希望高丽能够成为大明的藩属。
起初，高丽依然倾向于元朝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政权逐步衰落，已经自身难保，而明朝的国力不断强大，消灭北元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这样的政局下，高丽皇室开始权衡自身的利益得失，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方倾向于支持北元，另一派希望投靠明朝。
后来本身就有摆脱元朝控制倾向的高丽国王王颛，在权衡了各方利弊的情况下，选择结束了与元朝的关系，接受了明朝的册封。
朝鲜历史中的高丽王朝朝鲜半岛历史悠久，形成了众多王朝。
其中，高丽王朝是朝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对于朝鲜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重点介绍高丽王朝的起源、政治制度、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一、高丽王朝的起源高丽王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918年。
当时，王建成为高丽王朝的创立者，他统一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各个部族，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权。
高丽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为朝鲜半岛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高丽王朝的政治制度高丽王朝的政治制度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由国王统治。
国王是高丽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
国王按照王位继承制度来选择继任者，一般是由皇太子继承王位。
高丽王朝的政治制度相对稳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三、高丽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高丽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为繁荣。
在高丽王朝时期，农业得到了发展，推动了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此外，高丽王朝还发展了手工业、商业和渔业等，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市场。
高丽王朝的社会经济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高丽王朝的文化发展高丽王朝的文化发展在朝鲜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高丽王朝在文化上吸收了唐朝和宋朝的一些文化成果，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
高丽王朝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建筑等多个方面。
其中，佛教在高丽王朝的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佛教艺术和佛教文学都得到了繁荣发展。
五、高丽王朝的外交关系高丽王朝与周边各国都保持了一定的外交关系。
与中国的关系尤为紧密，高丽王朝与宋朝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此外，高丽王朝还与日本、蒙古帝国等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体现了高丽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
六、高丽王朝的衰落与灭亡高丽王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外部的战争使得高丽王朝逐渐走向衰落。
最终，在公元1392年，高丽王朝被李成桂领导的朝鲜王朝所推翻，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总结：高丽王朝作为朝鲜历史上的一颗明珠，对于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的文化认同与地缘政治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文化认同和地缘政治因素无疑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明朝的文化认同和地缘政治方面分别展开探讨，以期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增加深度和广度。
一、文化认同明代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官方所倡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传媒方式，后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非官方文化形态。
在官方文化方面，明代的文化认同表现为对于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创新。
明初崇尚儒学，弘扬宋朝的文化传统，研究经典注疏，建立经学理论体系。
这些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不仅是官方文化，也被广泛运用于民间。
然而明代的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更重要的是对新兴文化的包容和推崇。
在明中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起，科技、商业等新兴文化异军突起，其中“西学东渐”的思潮渐成潮流。
虽然在早期，明朝官方对此进行了打压，但随着新文化的逐渐传入，明朝的文化认同逐渐形成多元化的态势。
民间文化方面，明朝的文化认同体现在许多习俗和习惯上。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秋节和元宵节等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这种庆祝方式多以民间传统为主，使得这些节日不仅仅是官方制度的庆祝，同时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文化认同。
二、地缘政治明朝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其领土皆中原及周边地带，故对地缘政治因素的了解便变得至关重要。
首先明朝的地缘政治因素体现在土地的治理和管辖上。
与唐朝一样，明朝的分封制度将整个国家划分为轨制不同的行政区域，这些区域顶上为皇帝，下设各级官员，使得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划分和收纳，有助于中央政府对领土的控制和统治。
其次，明朝的地缘政治因素还表现在对外关系上。
明朝周边的诸夏和蒙古等国家长期和中国保持着交往和往来，交换的不仅仅是物品，更是文化、技术、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和知识。
这些交流使得明朝在外交关系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巩固，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国家间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和广泛交流。
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的变化与封贡关系的重构有元一代,不断对外拓疆置土,疆域空前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蒙古七征高丽、强索贡物、设达鲁花赤,肆意干涉高丽内政;高丽为求自保,与元结成“甥舅之好”。
元丽联姻的背后,是不容改变的附属国关系。
高丽对元朝贡,联元征日,进献贡女,接受元朝军事、政治控制。
元丽封贡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特殊封贡关系。
元亡明兴,朱元璋从异族手中夺取政权,复兴汉唐礼制,重建天朝礼治体系。
然明初尚未完全统一全国,北元残余势力伺机反攻,朱元璋一方面致力恢复社会生产,重建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着手消除北元反叛势力,因此对外政策日趋保守,亦改变元朝对外扩张之政策。
明朝重建对外关系与华夷秩序,建国伊始宣布十五国为不征之国,高丽便是其中之一。
明与高丽建立封贡关系,一方面籍于高丽的归顺,争取各国的向心力,扩大明朝海外影响,另则希冀以此切断北元之臂力。
由于北元及纳哈出势力的存在,高丽首鼠两端,实行双面外交。
恭愍王被弑后,辛禑王上台,实行亲元外交;加之铁岭卫问题,明丽关系恶化,致使两国关系跌入最低点。
李成桂即位后,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积极实行事大之政策,谋求明朝的册封。
然朱元璋对其采取“听其自为”的态度,只代选国号,并未册封。
建文帝即位初,仍延续朱元璋“自为声教”的原则。
靖难之役后,为求得朝鲜战马的供应,建文帝对朝鲜实行怀柔政策,册封朝鲜,颁布诰命,明丽关系好转。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扩大其政治影响,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朝鲜亦积极与明交往,明鲜封贡关系得到巩固。
本文将从以下四部分深入探讨元末明初中朝两国封贡关系的重构问题: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元丽封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元代的封贡制度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强权性特征,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蒙丽封贡关系的建立是在蒙军的军事征服下确立起来的;其次,两国不平等的封贡关系确立后,蒙古对高丽实行军事征服与内政干涉;再次,随着中朝两国结成“甥舅之,高丽被迫绑在征讨日本的战车上;最后,随着宗属关系的强化,高丽设立“结婚都监”不断向元朝进贡高丽女子。
第四讲高丽的政治与社会1.高丽前期的政治结构1-1.高丽贵族社会的成立一般认为，高丽的统一标志着韩国历史进入中世社会，而中世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贵族社会。
高丽王朝是在新罗末期地方豪族蜂起，从而形成后三国对峙的局势下，以“重币卑辞”统合地方豪族势力，并以武力消灭后百济，迫使新罗屈服而重新建立的统一王朝，所以高丽王朝的建立与地方豪族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这意味着高丽王朝建立后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王权与豪族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王权的强化问题。
高丽太祖王建本身也是新罗末期兴起的地方豪族之一，在被拥立为王之后，地位也并不稳固，在即位之初就发生了拥立功臣、马军将军桓宣吉的叛乱事件。
清州地方豪族势力也曾发动叛乱，而凕州大豪族金顺式也桀骜不顺，不听调遣。
为了笼络各地豪族，太祖采取了妥协、联合的政策。
在即位之初，即派使节“重币卑辞”招抚各地豪族，并为了拉拢各地豪族势力，同全国二十多个地方豪族联姻。
1而为了防止豪族以外戚身份专权，他甚至让自己的子女异腹兄妹间通婚，施行极端的王室族内婚。
同时也设立了事审官制和其人制，承认地方豪族的既得权力。
太祖18年新罗敬顺王金傅归顺高丽后，太祖王建任命其为新罗旧都庆州的事审，管理副户长以下官职有关的事务，是为事审官制度的起源。
后来也授予其他功臣为其出身地的事审，事审官制得以广泛实行。
虽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事审官制实现对地方的间接控制，但实际上是承认了豪族对地方的控制权。
其人制主要用来笼络留在地方的中小豪族，即乡吏。
高丽建立之初，将乡吏子弟选拔到京城，遇有涉及自己出身地的事情，可资顾问，这些人被称为其人。
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太祖时期实际上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问题。
太祖二十六年（943）王建死后，长子武继位，是为惠宗。
史书称王武“气度恢弘，智勇绝伦”，“从讨百济，奋勇先登，功为第一”。
2惠宗生母为太祖第二妃庄和王后吴氏，吴氏为王建出镇罗州时所娶，出身“侧微”，所以太祖生前安排由槥城郡（忠南沔川）豪族出身，且军功显赫的大匡朴述熙辅政。
元朝与东北亚的关系与争端元朝（公元1271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之一。
在元朝的统治下，它的领土覆盖了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广大地区。
元朝与东北亚的关系深远而复杂，既有友好合作的一面，也有激烈的争端和冲突。
本文将探讨元朝与东北亚各国的关系与争端，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一、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与争端元朝与高丽（今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的关系起伏不定。
初创之初，元朝对高丽展示了友好的态度，并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逐渐试图对高丽进行干涉和控制。
元朝在高丽设立的官员逐渐增多，严重侵犯了高丽的主权。
此外，元朝还试图将高丽变成自己的附庸国。
这导致了高丽内部的分裂和动荡，最终引发了高丽王朝的灭亡。
二、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与争端元朝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
元朝曾多次试图侵略和征服日本，但都以失败告终。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朝派遣的船队被台风摧毁，即所谓的“倭寇之祸”。
这次事件不仅给元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使得元朝对日本的侵略计划受挫。
此后，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对立和争端的状态，直到元朝灭亡后，日本逐渐摆脱了元朝的威胁。
三、元朝与蒙古的关系与争端元朝的建立离不开蒙古人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元朝与蒙古关系密切。
元朝通过政治婚姻等手段巩固了与蒙古的联盟关系。
然而，元朝和蒙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争端和冲突。
多次改朝换代后，元朝逐渐脱离了蒙古的掌控，蒙古人对元朝的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
此外，元朝政权内部的争斗也不断升级，导致元朝与蒙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四、元朝与其他东北亚国家的关系与争端除高丽、日本和蒙古外，元朝还与其他东北亚国家（如女真、辽东等）存在关系与争端。
元朝曾多次对女真进行征战，并最终将其纳入统治体系。
然而，由于元朝对女真的压迫和剥削，导致女真人民爆发了多次起义和抵抗。
而与辽东地区的关系，元朝则经历了数次争夺和割据。
综上所述，元朝与东北亚各国的关系与争端既有友好与合作的一面，也有激烈的冲突与战争。
元朝的高丽入侵与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领导的大一统王朝的诞生。
元朝在国内压迫和统治中国各民族的同时，也以其庞大的势力范围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尤为特殊，高丽入侵成为了元朝与周边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动的重要因素。
元朝建立后不久，即在1231年，元军开始对高丽进行侵略。
这场入侵虽然起初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最终导致高丽的彻底陷落。
这场入侵对东亚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高丽入侵使元朝拓展了其势力范围。
高丽是一个位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重要地区，拥有许多贸易口岸和战略要地。
通过成功入侵高丽，元朝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其对东北亚的统治力量。
同时，元朝还通过对高丽的占领，使得自身与日本、满洲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次，高丽入侵改变了元朝与朝鲜的关系。
元朝占领高丽后，朝鲜成为元朝的附庸国。
元朝通过对朝鲜的影响和控制，将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这使得元朝不仅在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还使得自身对整个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这场入侵对于朝鲜来说是一次深重的打击，也使得朝鲜成为了元朝统治下的边陲地区。
此外，高丽入侵对日本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朝通过占领高丽，实际上控制了对日本的海上贸易路线。
在元朝统治下，日本的贸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对于那些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领主和商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因此，高丽入侵不仅改变了元朝与高丽、朝鲜之间的关系，也对元朝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后，高丽入侵还引发了东亚各国的对元朝统治的反抗。
元朝对高丽的入侵和统治，在东亚各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不安。
日本和朝鲜等国家纷纷对抗元朝的统治，以维护自身独立和利益。
这些反抗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元朝在东亚地区的统治秩序，促使了后来明朝的崛起和元末民变的发生。
总之，高丽入侵是元朝统治下东亚政治格局发生深远变动的重要事件之一。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作者：高艳林来源：《求是学刊》2009年第04期摘要：《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
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
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
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关键词：《大明律》；明朝；朝鲜王朝作者简介：高艳林（1956—），男，天津人，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123-06收稿日期：2009-03-20一、《大明律》的修订及传入朝鲜《大明律》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有明一代的法律大典，从草创至最终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五易其稿。
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省制定律令，同年十二月完成并颁行。
其中令145条，律285条，计430条［1］（卷26，甲寅条；卷28，甲辰条）。
吴元年律令是此后《大明律》的雏形。
朱元璋登帝位后，为使律令“务合轻重之宜”，“屡诏大臣更定新律”，洪武六年十二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翌年二月书成，命颁行天下。
全书30卷，606条［1］（卷86，庚寅条）［2］（卷1，《宋学士文集》）。
洪武九年，朱元璋览《大明律》，发现“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命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更定，务合中正”。
二人等“复详加考订”，厘正了13条［1］（卷110，十月辛酉条）。
二十二年八月，因刑部有言“比年律条增损不一……致令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知所遵守”，朱元璋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员修订《大明律》。
这次修订除对部分篇目条例进行了删减充实外，还增加了“五刑图”和“八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