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我国现在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课程前言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对收入分配的一些思想。

因为近几年来收入分配我也高度关注跟全国人民一样，也跟党和政府保持同步，但也都高度关注财富的分配问题。

记得我在2005年曾经提出要把分好蛋糕摆到制作蛋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现在我们很多时期五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已经开始这样提了，所以财富分配失衡的格局我觉得有望在“十二五”期间会有所好转甚至是有所扭转。

借此机会我讲，实际上是讲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社会分配里面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第二需要澄清一下社会分配改革中的认识误区。

第三，在改革社会分配进程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所以算是宏观层面。

一、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们看到我国社会分配格局实际上是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

刚才有位领导在前面还讲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最平等的国家，但也是既平等贫穷的国家。

因为基尼系数跟现在的北欧国家比，比北欧国家还要低于，我还觉得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可能在0.26万最高是在0.28的样子，我们当年是0.24，所以是高度平等的国家，但是共同贫穷的国家，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三十多年来国民财富增长很快，GDP增长达到了100多倍，也就是当年的GDP是3600亿人民币，现在是不止36万亿人民币，国家财政收入当年我记得是1132亿，现在政府控制的财力我估计今年可能要达到12万多亿到13多亿，所以两个主要的衡量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的指标都超过了百万以上。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整个财富的分配格局实际上是在失去原有平衡的基础上，走向了日益失衡和失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说当前的社会分配领域存在的特殊问题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普通居民与劳动者的收入很低，社会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当中所占的比例在持续下降。

我想这个是大家有共识的，因为GDP的年均增长力，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幅度都要大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和普通劳动者报酬的增长幅度。

在某一个阶段，我觉得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说三十多年持续于此，如果还要继续持续下去，那这个局面就可能求非常危险。

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低。

第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甚至在同一个单位，体制里的劳动者和体制外的劳动者之间，以及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有的份额相差悬殊。

比如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3：1的幅度，我到全国很多地方去调查只有现在可能是在2.6：1这么一个幅度，所以我是非常推崇的改革发展模式，非常赞成的统筹城乡发展。

从全国来看城乡差距是3.3：1。

行业差距这个指标有的学者说是在10倍以上，有的学者说是15倍以上，我比较倾向于10倍以上。

本来一定的行业差距可能是适当经济条件下存在的一个合理的现象，但是要差距要超过10倍以上，我们就可能要怀疑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一个行业的收益高、利润高，资本就会自动地流向哪个行业，最终的发展结果必然是企业所赚的利润倾向于社会平衡利润。

劳动者所分的工资倾向于社会的工资，但是现在来讲我们现在不是如此，还有几乎没一个国有单位，体制里的劳动者和体制外的劳动者，这个工资福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就包括我们人民大学自身，我们有编制的教职工跟还没有正式编制的这些教务工作者应该说还是有差异的。

这个还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有了资产他们有财产性的收益，但是也有一个困难的群体，低收入群体他们没有任何财产，所以财产性的收入成为影响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收入的差距现在没有完全的统计，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大。

第三个问题是收入分配秩序不规，就包括收入的来源、收入的统计，都缺乏统一规，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成为一部分人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社会财富分配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个人认为是已经开始形成的。

就是有很多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收入来源到底有多少渠道，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是说不清楚的，倒是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我曾经提出个人灰色收入应该尽可能地明确它的合法性和非法性，凡是合法的灰色收入应该合法化，不合理的灰色收入应该非法化，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前社会分配领域中的三大特殊问题。

由于三大特殊问题的存在，在我们国家应该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这样一种现象，在城乡中出现。

这种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国当前各种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

我觉得它的负面效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有个调查表明，公众对社会公平的认可度持续向低，不仅低收入群体这个不满意的程度高，即使是我们因为既得利益的阶层好象也普遍不太满意。

形成心理对抗其实已经出现，包括不时爆发的群体事件，手段凶残的杀人个案以及网络民意的反映等等都表明了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使社会风险加速处在一个加速积累期，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在极速地上升，这是一个典型的效应。

第二个效应是社会分配格局的失衡也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社会水平，从而进而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进而制约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持续发展。

你比如说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他们有消费欲望但是没有消费能力，有部分的低保对象民生难以改善，这个消费能力的弱化实际上影响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的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发展方式，要由过去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转入依靠需，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依靠消费、依靠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就是收入的提高，并且有稳定的安全预期，而这两点恰恰是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比较弱的环节。

所以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态势造成的是直接的影响。

当然我们相当长时期的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也是亿万民众寄予厚望的重大改革。

我甚至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客观上决定着我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发展的成败，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分配的改革应当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任务，这个是我想表达的另一个观点。

二、澄清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第二，应当澄清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大家都高度关注收入分配改革，但是远没有达成共识，所以近几年来讲，大家看到“雷声大雨点小”就是上下都是在呼吁，但是重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就难以出台，因为仍然还存在着不少的认识误区。

比方说历史发展阶段必然论，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贫富差距存在是现在这个时期的合理现象，就是中国的发展必须要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到底要经历过长，差距要扩大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产生转化，现在大家都不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觉得这个阶段是必然存在的过程。

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论，持这种观点论的人可能就会提高劳动报酬可能会损害国家竞争力，这段认识可能不在，也不是个人的现象，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持这种观点。

第二，社会差距扩大可以承受的承受论，就是我们的社会差距还不够大，老百姓还能够承受，有的还认为有的专家学者和有的人还认为有一定的社会差距可能是我们国家改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源泉，它能够推动，能够激励我们国家的发展。

第三个就是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论。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取得，这个给我们低劳工成本在这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

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我想我在前几年我是不太赞成的，因为劳工成本低作为一个比较优势只能是短暂的，不可能是长期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化强国都不是依靠劳工成本低把它支撑的，劳工成本低支撑的国家永远也成不了现代化的强国。

但是这种观点却是很流行。

还有一个是做大蛋糕自然解决论，就是把蛋糕做大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自然解决了，这个在很多的主流媒体都有这种观点，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尤其近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看到财富在高速地增长，在快速地积累，蛋糕在不断地做大，但并没有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的化解，也就是说做大蛋糕并不一定等于分好蛋糕，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大蛋糕自然解决论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误区。

那么还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初次分配市场决定论，就是政府无为，无为论，不主政府进行初次分配的格局，如果初次分配的格局失衡必然会影响到再分配，但是这种观点也比较流行，就是初次分配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有太多的介入，这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误区。

因为我们看到不要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政府在初次分配还应当是有所作为的。

上面这些认识误区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耽误收入分配改革的时机，最终酿成难以收拾的恶果，因此在对待收入分配时一定要客观、认真地分析当前的形势，正视收入分配当中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纠正。

我一直认为，在我们各项改革事业中间，理念应该优于制度，制度应该优于技术，就是首先必须确定先进的理念，正确的理念才会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有了合理的制度设计，可能优化的技术方案才会产生正面的效应，所以我觉得澄清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认识误区在我们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使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推向合理化至关重要。

三、采取一揽子措施合理分配国民财富第三个部分是我主采取一揽子措施合理分配国民财富。

当前的收入分配失衡格局、利益失衡的格局是以往三十年我们各种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所以我称之为非一日之寒，那么要解决收入分配当中的问题也绝非一日之工，更不是单一措施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项重大的改革其实既是要执行又要理性，包括我刚才赞成王建伦部长所讲的保底、不限高，大家看到主流媒体很多学者要限高。

这个就是怎么样才能保持它的理性，既积极又理性，目前是至关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有几点思路是我们需要确立的。

一点，我赞成王建伦部长所讲的，保底、扩中、不限高，这应该成为我们未来收入分配政策倾向的比较合理的一个思路。

第二，初次分配无疑是改革的重点，但是我一直强调再分配应当优先，因为初次分配涉及到劳资、政府几方的利益格局，不是我们有些人所主的那样，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可以解决，因为还要让投资者，让企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主初次分配虽然是一个重点，但是需要理性，需要审慎。

但是再分配要优先，再分配就是我们要动用政府的公共资源，政府的公共资源应该更多地惠及民生，现在这个空间很大，所以这样是第二个大思路，初次分配强调小步渐进与再分配的主采取外扩措施，这个是我前不久我发表的观点就是中西医结合。

就当前而言，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我觉得应该是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应当是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社会分配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将民生福利保障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容，要淡化GDP财政税收增长的指标，要强化这个民生福利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