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治理权威嬗变与能人权威的兴起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治理权威嬗变与能人权威的兴起作者：张中奎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02期【摘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村寨治理权威不断地发生嬗变。

当前，政府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积极引导各种权威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服务。

相较而言，文化振兴更多依靠自然权威、传统权威，经济振兴则更多依靠科层式权威、能人权威。

社会政治体系为保证其权威能量和治理秩序，需要对民族村寨能人加以培育，把能人权威吸纳到基层公共权力领域，多元权威協同治理，才能实现对民族村寨的良性治理。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族村寨;权威嬗变;能人权威;协同治理【作者】张中奎，贵州财经大学文化法律学院博士，教授，硕导，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

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83-007一、问题的提出：民族村寨治理中的能人权威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实验始于民国。

民国虽然国祚短暂，中央政府无暇解决乡村问题，但是一批仁人志士进行过多次的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实验。

以开展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最初萌芽于1904年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

此后，斐以礼（Joseph Baillie）、晏阳初也进行过乡村建设试验。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相继出现了以梁漱溟为首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进行的江苏徐公桥等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从事的各实验区等，总计达千余处。

[1]有学者认为，对于人类社会中重要现象之一的“权威”，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界定，可以分为三种权威类型：第一，神异性权威，又称“自然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对众人创造福利的机会，作为回报积攒相应的社会声望，获得相当的支配能量和个人尊严;第二，传统权威，指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制度获得大众的共同认可，具有道德感召力、符号象征力和行为约束力;第三，科层式权威，指的是以行政等级作为存在的基础，官僚式的制度建制，其力量来源于正式的官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

[2]尽管这三种权威产生的背景是传统社会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转型过程，但笔者认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与韦伯所论述的权威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样存在自然权威、传统权威和科层式权威。

在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历史上村民靠传统习俗进行自我约束，组织制定、执行村规民约的人是村寨中的自然权威，即寨老和族长。

一个民族村寨通常就是一个或几个家族聚居，他们有共同的血缘家庭，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族长通常就是寨老兼任。

负责管理世俗事务的传统权威是农业生产中的“活路头”，民间习惯上称为“寨老”（苗族村寨称“榔头”，侗族村寨称“款首”“峒首”等）。

活跃在祭祀、驱鬼、祛魔、超度亡灵等活动中的宗教类传统权威，称为“鬼师”“祭司”（布依族称“布摩”，彝族称“毕摩”，苗族和土家族称“掌坛师”）。

由于村民大多处于原始宗教信仰阶段，因而很多寨老同时兼任宗教领袖，故自然权威和传统权威的角色在许多民族村寨通常是由某个人兼任。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即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习总书记还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3]34当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治理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例如，国家强化村干的管理权力，强化村干的带头致富作用，科层式权威地位不断提升。

民族村寨的生计方式由过去的农耕向农“工”、农旅、农商、现代农耕转变1……民族村寨权威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有些学者出于对外界“文明人”文化猎奇心理的迎合，不加甄别地论证自然权威和传统权威的特殊作用，是否有掩耳盗铃之嫌？学界常热议的充分利用寨老（榔头、款首）、族长治理民族村寨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多大程度上能发挥效能？或者是否具有普适性2？此情此景，笔者认为，三种权威的分析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民族村寨的发展现状，继续坚守着过去的权威模式去探究中国乡村的治理，尤其是民族村寨的治理，恐为新版的刻舟求剑者。

笔者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能人权威在民族村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充分挖掘民族村寨治理的人才，姑且把民族村寨经济发展中涌现出来的能人建立起来的新权威称之为能人权威3。

能人权威一般是民族村寨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生计方式由过去的农耕向农“工”、农旅、农商、现代农耕等转变过程中迅速崛起的新权威，主要表现在他们来源于乡土，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自觉，是民族村寨与外界沟通的“中间人”，热心公益，有担当、有使命感，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能人权威往往伴随着强大的凝聚力，行动简洁，做事高效，对权力运行和社区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

二、传统时期民族村寨三种权威的互动古代中国长期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封建主义国家，农耕文明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

封建帝王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都非常重视乡村社会的发展及农民的生计问题。

但囿于时代的限制，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下属大小官吏实施乡治善政的体现，主要集中在体恤民力、轻徭薄赋、限制土地兼并、兴修水利、鼓励垦荒、改进和推广先进的农具和种子、奖励生育、重教兴学等方面。

在这种文化大环境下，社会按士农工商进行阶级排序，耕读传家为普通家庭所追求的理想生活。

一旦土地兼并过于集中，再伴以天灾人祸，广大农民无法生存下去，则随之发生农民起义，社会失序，小则推动封建王朝锐意改革，得以延续国祚，大则直接导致改朝换代。

由秦至清，周而复始，延续着两千多年的东方封建社会。

这一循环过程中偶有意外，即少数民族政权仰仗自身的军事实力入主中原，但都不得不接受并推行中原地区早已成熟的封建制度，农耕文明得以延续不绝。

村落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拥有着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村落自然而然地成为各王朝最为稳定的基层组织。

贵州省有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水族、毛南族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

历史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经历过“生界”时期、羁縻制时期、土司制时期、土流混合制时期，其治理权威也相应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在“生界”时期，国家力量没有进入民族村寨，村寨依靠自然权威和传统权威的协同治理得以有序运行。

羁縻制时期，国家力量也仅仅影响到民族地区的上层社会，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上层首领彼此之间保持松散的“封贡”关系[4]3，民族村寨依然靠自然权威和传统权威协同治理。

元朝开始，分封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头领为土司，又称土官、土酋，“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5]。

土司制时期，国家力量开始进入民族村寨，但更多时候，地方政府依靠土司催收赋税，勒派夫役，一般不惊扰土民。

元明时期，贵州区域主要是黔北、黔东北、黔西北、黔南地区采用土司制度，黔东南、黔西南地区大部分民族村寨仍然处于“生界”状态。

明万历年间，黔北土司杨应龙叛乱被平定，明王朝在其辖地改土归流。

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平定彝族土司统治的水西地区，安氏土司被废，置水西四府，但基层政权依然靠彝族大小土目实施统治。

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迅速完成了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军事控制。

对于黔东南、黔西南的“生界”地带，清王朝觉得民族村寨自然权威势力过大，采取设置并扶持小土司势力的做法，强化科层式权威，消解和改造寨老（榔头、款首）、族长的自然权威1。

对于传统权威，乾隆初年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强行易俗，欲植入中原大传统文化2，但收效甚微。

凡此种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产生了剧烈的文化变迁，与之相伴生的是新的自然权威形态的崛起，这与国家大传统文化的植入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向主流社会靠拢的标志。

但是，民族地区尽管经历了剧烈的文化变迁，并不意味着其独特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崩溃和消亡，相反少数民族文化在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仍然顽强地保留着自身的文化特色。

金太军认为，由于“治理精英”概念本身包括了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精英两类，因此把村庄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

体制外精英分为宗族精英、宗教精英、宗派势力、经济乡绅[6]。

中国历代中央王朝都鼓励民间自行解决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纠纷，尽量避免起诉到官府。

因此，体制外精英在村落自治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族地区的村寨，因各个少数民族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大传统文化一般很难进入，体制外精英如寨老（榔头、款首）、族长、鬼师等自然权威、传统权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区乡村社会调解處理事情往往根据当地的道德风俗、村规民约以及纠纷各方的实际情况，由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寨老（榔头、款首）、族长、鬼师等自然权威和传统权威合理、灵活地处理，更有利于化解矛盾。

这些寨老（榔头、款首）、族长、鬼师相当于杜赞奇所提出的“保护型经纪”，即“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赢利型经纪’3打交道”[7]。

从留存的清代文献可以发现，官府对苗侗民族乡村社会的纠纷大多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允许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榔头、款首和族长根据习惯法自行处理苗民内部纠纷，即所谓的“苗例治苗”，代表国家的科层式权威大多体现在索供、勒派夫役，或者勒石为记的乡村禁约、告示内容上1。

清朝和民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的隔膜，国家科层式权威更为依赖自然权威、传统权威，官府赋予自然权威、传统权威管理村寨日常事务高度自治的权力。

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自然权威、传统权威，“在国家力所不及，而家庭又无力可及的中间地带，对于维持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秩序十分重要;而在处理户婚田土等民间细事时，他们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中人”[8]。

近年来，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数量庞大的清水江文书，大量的内容是林业土地交易契约，“中人”是这类文书的高频词，这些“中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民族村寨的自然权威[9]。

杜赞奇认为，乡村社会不是完全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儒家世界，它的权威精英既不是上层文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观念化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结果。

“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

” [10]29民族村寨的自然权威寨老（榔头、款首）、族长因其“所占有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本与苗民剥离开来，由于国家制度给予他们身份、财富及许多特殊的合法权力，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赋予了他们新的角色定位，使之与苗民相分离，成为一个居于国家与苗民之间的特殊权威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