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堡: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
作为“2005—斯特林堡在中国”系列活动的高潮,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瑞典驻华大使馆、瑞典文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大学隆重开幕。这是瑞典首次选择在中国举办国宝级文学大师斯特林堡的国际性纪念、研究和推广活动,为了体现对这一活动的高度重视,瑞典文学院史无前例地选派了3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这一系列活动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间,斯特林堡也成了文学圈中谈论的热门人物。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Strindberg)(1849—1912)是瑞典独树一帜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自传家,堪称瑞典现代文学之父。他的戏剧、小说、自传和书信在西方现代文学领域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文学经典。斯特林堡是瑞典王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名片,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先生曾形象地将斯特林堡比作“瑞典的鲁迅”。斯特林堡和中国还有一层“特殊的渊源”——他学过汉字,写过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被称为瑞典第一位汉学家。
1928年6月2日,法国剧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梦的戏剧》在法国巴黎的阿尔夫莱德·简瑞剧院首演。残酷戏剧的创始人安托万·亚陶担纲该据的导演,几乎在大幕徐徐拉开的同时,观众的口哨和喊叫声就开始不断地干扰演出,一些些众沉醉其中,其余的则感到非常地惊骇不安。由于安德尔·莱顿领导的超现实主义者试图抗议安托万的戏剧美学思想,争论和谩骂很快升级为斗殴。最后警察不得不介入,5名超现实主义名被拖离剧场。1890年,柏林的弗莱布涅剧院针对小范围的观众上演了《父亲》,然而不久政府的审查官员就介入并禁止了余下的演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也因而得到了一个来自瑞典的惊世骇俗者的名声,他的思想被认为与当时被禁止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类似。1908年,在俄罗斯城市诺夫哥罗德,当《父亲》最后一场中发疯一幕演出时,警察又一次被召唤来,因为4名观众席上的妇女竟然突发歇斯底里,不得不由他们护送离开演出大厅。1948年在波兰,斯特林堡所有的戏剧演出都遭到禁止,而《父亲》则被打上了“在意识形态上仇视劳动阶级的一号作品”的标签。1888年,该剧在瑞典首演之后,评论家曾引用哈姆雷特的台词评价该剧:“哦!糟糕!哦!糟糕!实在太糟糕了。”
尽管《死亡之舞》创作于1900年,但是它在瑞典的首演却不得不一直推迟到1909年,演出的地点也不是任何一家斯德哥尔摩的知名剧院,而是在一家由斯特林堡自己建立的小剧场中。当时的主流评论家认为这是斯特林堡创作的最“令人生厌”、最“乏味”的戏剧:“《死亡之舞》是一出粗糙、冗长和乏味的木屐舞,既不可能吸引。也不会感动它的观众。”
1889哥本哈根,警察又一次出动了,这一次是为了《朱莉小姐》的世界首演。手持禁演令的政府审查官员再次前来干涉,并中止了演出。瑞典的出版商曾拒绝出版这出戏剧。至于该剧在瑞典的首演,斯特林堡不得不又等了16年。这部作品曾经被当时批评家们打入冷宫,被认定是“一堆垃圾”、“一个巨大的错误”、“用一种只配在迷乱和癫狂巢穴中使用的语言写成”。
以上我们非常简要地回顾了斯特林堡的4部堪称引起世界戏剧革命之剧作的舞台历史。其中《死亡之舞》在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爱德华·艾尔比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迹;而对至今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同胞拉尔思·瑙纶而言,其影响更为深远。《梦的戏剧》从巴黎出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几乎所有的先锋派剧作家,包括:法国的阿尔伯特·卡莫斯、尚·惹内;爱尔兰的萨缪·贝克特;俄罗斯的阿·阿达莫夫以及罗马尼亚的尤金·尤内西科。《朱莉小姐》目前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不停地上演,即使在今天,该剧仍能激荡起足以引发骚乱和警方介入的激情,例如在南非它就曾被用来揭露种族隔离制
度。
斯特林堡的一生与他的作品逐步征服世界的过程都极富戏剧性。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异乡,警察的干涉、政府的审查、禁演以及源自各式各样立场、因不解而产生的批评长时间笼罩着他的作品。这一切的产生既有政治、宗教的原因,也有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因素。
征服世界之梦
从1883年至1898年,斯特林堡几乎一半的创作生涯旅居海外,他不停地在欧洲各地更换着住所,先后旅居丹麦、德国、法国、瑞士和奥地利。
征服世界是他的目标之一。如果他能让世界屈服,那么瑞典也就必然臣服在他的脚下。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如果这个优雅的城市臣服了,那么粗俗而变幻莫测的斯德哥尔摩也许会被说服张开她的怀抱,这可以有力地回击那些批评家。此外国家和语言之间在那个时期相互敌视的事实也增加了斯特林堡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斯特林堡在如下背景中离开了瑞典:他23岁时写作的早期作品《奥勒夫老师》(1872)革命性地颠覆了19世纪最盛行的体裁历史剧。在剧中,他对瑞典宗教改革、国王和教皇间的争斗进行了历史性描写;同时青年在理想和现实、渴望和可能间彷徨挣扎的主题交织其间。然而,斯特林堡却不得不为这部戏剧的出版和演出等待了10年之久。
在斯特林堡的小说《红房间》(1897)中,他大胆突破,开启了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历史上第一次,一种轻快的现代口语风格取代了当时仍然统治瑞典文坛的矫揉造作的瑞典散文文体。它饱含诗意的想象、生动的印象主义风格的比喻、富有活力的文笔使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画卷跃然纸上。
斯特林堡的另外两部作品同样引起轰动。在《瑞典人》(1880-1882)中,斯特林堡用广义的社会历史观来审视瑞典历史。与以往的侧重王室的历史观不同,这部作品聚焦于芸芸众生,在1000年的历史跨度上对风土民俗历史进行描述。这种历史观被当时的职业批评家们口诛笔伐,斯特林堡马上给予了反击,在他的极端民主主义的小册子《新王国》(1882)中,他用笔剥去了对手们荣誉和尊严的外衣。
征服世界是斯特林堡的梦想。在祖国,他体验了人们盲目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苦恼。他曾对画家朋友卡尔·拉尔森预言:在5年时间内,我将扬名巴黎!相信我!这是对那些蠢驴笨牛们最残酷的报复!他的言辞变得富有战斗性和军事色彩。在他的通信中,他宣称他渴望“刺穿丹麦”、“向巴黎发起冲击”、“直插法兰西的心脏”或者“踏平德意志”。这种遣词造句充满了男子气概。1884年,
他的一篇关于比昂斯特恩·比昂松的论文在法国一家期刊上发表。在一封信中,他得意地说道:“好,你要对我闯入巴黎说点什么,外国人旅行到那里饮酒和淫乐,我也要和巴黎人淫乐,可是是以一种奇妙的不同的方式!”
斯特林堡乐于把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标榜成“流放”,富有鲜明的英雄色彩,大有遭皇帝放逐的古罗马行吟诗人和维克多·雨果的遗风。他的其他楷模是挪威作家们,诸如比昂斯特恩·比昂松和尤纳斯·雷,尤其是一生漂泊海外、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亨利·易卜生。“流放”这个词也自然地把斯特林堡和那个环境窄仄、政治保守、不理解他的祖国联系起来。
还有两个重要事实也有助于阐明斯特林堡和世界的关系。首先,当时瑞典所处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前所未有地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丹麦、瑞典、挪威由强大的政治存在转型,成为一个伟大文化时代的开创者。在伦敦、巴黎、莫斯科,斯堪的纳维亚发出的现代主义信号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热切地截取着:齐克果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非此即彼的选择论、乔治·布兰德斯怀疑一切的箴言、易卜生和比昂松基于这些哲学思考的戏剧实践以及埃德瓦·蒙克大胆的表现主义画作——所有这些都是被热烈讨论的话题。斯特林堡得以在这种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