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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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国一种文化批评理论,旨在破除旧有历史观的局限,探究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重点关注边缘化历史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这一理论强调文本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文本不仅是社会历史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文本的研究需要结合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历史现象的背景,以全面了解历史的多重维度。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反抗主流正统历史观的文化批评理论,主张关注被历史学界忽视的边缘文化,尤其是在语言表达、想象力和权力关系上反映的文明表现。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较少关注文本的内在美学特征,而更注重文本如何反映出作家自己的时代,以及作品如何与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相互作用。
新历史主义对美国文学史的传统分类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要求重审历史文本,并深入挖掘隐含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意义。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1.强调历史背景: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阅读必须结合历史背景,了解文本在历史时期内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文本、历史事件、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的分析,新历史主义可以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揭示文本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建构。
2.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强调对文本的分析和理解,并且关注文本中的话语和意义形成过程。
通过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深入挖掘隐含的社会和政治想象,并探究作家的文学风格和意识形态。
3.关注边缘文化:新历史主义主张关注边缘化的文化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他们在历史和社会中的经历和表达方式,反映出历史象征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
4.阐释权力关系:新历史主义对文本和社会中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关系进行反思和阐释。
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中隐含的权力罗曼史,从而推断文本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和方式。
5.认为历史是主观建构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过程。
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宗教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
“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
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
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
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
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新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80年代得以正式命名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
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这个称谓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英国的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鲁斯等。
由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复杂性、批评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松散性和跨国性,造成了对其归类评析的特殊困难。
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基本内涵还是形成了一些大致趋同的看法。
这些大致趋同的看法体现了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的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
“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
新历史主义批评要回归的“历史”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
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
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
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
”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后现代主义史学是一种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基础,对传统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观念进行批判和重新构建的历史学。
它认为历史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建构,并探讨人类情感、文化和认知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就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展开阐述。
1.历史是一种社会性和分布性的建构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历史是一种由社会和文化所构建的建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真相。
不同的社会群体因其历史观念的不同而对历史事件产生不同的看法与评价。
历史的真相并非绝对不变的,还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
历史研究时要考虑这些不同的视角,以求全面、公正地了解历史。
2.语言和符号决定了历史的建构后现代主义史学重视语言在历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其实是由语言和符号构建的“文化表达”,我们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也是这样的语言和符号。
因此,历史的真相和意义往往是在语言和符号之间建构出来的。
3.历史并不是纯粹的理性建构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建构,而是包涵了情感和独创性等多种因素的融合。
历史是一种感性生命体验,因此透过人类情感体验来探索历史,也是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关注的。
4.倾听别人的历史,以理解自己的历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的重要性,它认为通过倾听不同背景下的不同人对历史的描述和感受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交织和发展的,每个人和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体验,只有尊重、理解和学习彼此的经验和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并探索人类历史的丰富性。
5.历史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领域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领域,不断发展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以更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经验的积累,我们要不断挖掘历史新的方面,有新的思考来不断拓展我们的历史研究领域。
新历史主义名词解释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一种文化批评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关注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相
互关系。
新历史主义的关键概念包括权力、历史、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
新历史主义批评者认为文学作品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受到该时代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个人创作的产物,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反映,是权力关系和社会问题的表达。
新历史主义批评者通常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
他们关注历史的片段、被遗忘的历史事件和边缘群体的经验。
通过对历史主题的重新解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他们试图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文化现象。
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作品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诠释和再现,以及文学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反应和影响。
他们认为历史是被叙述和重构的,因此不同历史记载可能存在差异。
他们试图揭示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和隐含的意识形态,挑战权威历史叙述的普遍性。
新历史主义注重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强调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
他们认为文本和历史密切相关,不能被隔离开来分析。
他们通过文本所传达的语言、符号和意象来研究历史和文化。
他们关注作家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和文化模式,以及作品中展
现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冲突。
总之,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关注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相互关系的文化批评理论。
通过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分析文化现象和权力关系,揭示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和意识形态,他们试图理解文学作品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意义和影响。
后现代主义文学概述一、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概念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划分有争议,以前常常不分,“后什么现代还主义”。
区别特征和实质都不同,但是现在逐渐认可。
王岳川、张颐武都已“后”学闻名。
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社会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是20世纪上半期现代主义的继续和延伸。
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反理性精神,并把它推向极端,体现了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系列企图。
后现代主义不仅反对19世纪以前的传统,而且反对现代主义的传统,这种情况实质是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的形象反映,同时也体现了西方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
两者的关系。
一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和延伸,继续反传统。
另一种认为,是决裂和反叛,表现了后现代作家抛弃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容和企图,因为在他们看来,不仅现代主义以前的文学传统不合时宜,连现代主义也变得日益陈旧。
现在普遍认为,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又判然有别,表现出新的文化倾向和文学思潮,无中心,平面化,零散化。
二、词源学解说(曾15)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首先出现在1870年,由美国画家查普曼提出。
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如下:⏹1934年,奥尼斯《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选》首次使用Postmodernism一词。
⏹1957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于《历史研究》⏹50年代,美国黑山诗派理论家奥尔森经常运用。
⏹之后逐渐被广泛运用于哲学、文化、文学、文论等。
⏹(曾16)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范围多有争论,通常认为它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正式出现是二战后50年代末,鼎盛时期是70-80年代,90年代声势大减,余波到20世纪末。
却在中国并存。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二战及战后的社会环境;科技与信息的迅速发展;当代哲学和心理学;表征危机的再认识1、二战及二战后劫后余生的社会环境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直接诱导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xa0\xa0\xa0拙文《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批评刍议》提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并不能实现历史现实的回归,它只能提供对于历史的又一种阐释。
[1]限于当时的材料和文章的篇幅,这一论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
在过去几年中,新历史主义可算是我国文学理论界比较关注的一种西方理论思潮,然而对其理论的局限似乎讨论得还不太多。
本文拟在这方面再作一点探索,并请教于同行。
\xa0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起点正如新历史主义始作俑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及后来许多提倡或反对该学派的文论家所指出的,所谓“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受到人类学“厚描”(thick\xa0description)说的启发,并把这样一种描述历史文本的方法与某种旨在探寻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杂交混合后而形成的一种阅读历史——文学文本的策略,“厚描”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ZZord\xa0Geertz)等人论述人类文化属性形成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术语。
在后者看来,独立于文化的人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里的“文化”不是指习俗传统一类具体的行为模式,而是指主宰和控制行为的一整套制约机制——如、程序、规则、指令等。
因此,我们迄今获得的有关人的一切知识,都是把人置于他所处之中、对他与所处文化机制的关系反复加以描述而逐渐形成的。
格林布拉特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也是这样。
文学阐释,尤其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所可能包含或表现的历史意义时,也必须将文学作品纳入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这种生活范式是一种超越作品,却能赋予作品一完整意义的集体性的。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概念,即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是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释的结果。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反复”,即阐释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反反复复、没有止境的过程。
他把这样一种阅读和阐释的策略称为“文化诗学”(poetics\xa0ofculture)。
[2]但是,这样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新”,很大程度则表现在它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上。
后来确有不少新历史主义者,他们强调自己是对形式论的解构主义的反拨。
正如解构主义批评的最主要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J.\xa0HillisMiller)近来在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新历史主义的出现,被一些人描述为文学批评思潮中的“一个突变”,一种“大规模的转移”;是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 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确定它在心、历史或学背景中的位置”;是从过去“关注本体”,转向了“历史、文化、社会、、体制、阶级和性属”。
[3]但是公允地说,这些新历史主义者所声称的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泾渭分明,甚至还有不少的新历史主义者并不断然否认他们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处得到这样那样的启发。
例如,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与驱魔师》(Shakespeare\xa0and\xa0the\xa0Exorcists,1985)中就曾这样承认:我相信,当代理论对于文学批评——当然包括我本人实践——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颠覆了过去那种将审美再现视为与文化语境隔绝的看法,不再把审美看成是自足独立、与产生和消费一切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物质母体根本脱离的领域。
这一颠覆,不仅得到公开反对文学独立自足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甚至也得到极其封闭和抽象的解构理论的认可。
因为解构在文学阐释中不断发现的不确定性,使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也受到了质疑。
生产文学作品的意图并不能保证文本的自足独立,因为能指总是要超越意图,使意图受到破坏。
这种不断的超越(它恰好是所谓意义的无限延宕的一种表现),使得所有本来一直是稳定的对立不得不分崩离析,甚或可以说,它将逼着阐释承认:任何一种观点总要受到其对立面的影响。
由于20世纪中期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崩溃,解构的出现于是成了一种解放性的挑战,它一方面友善地将文学文本还原到与其他文本一视同仁的状况,同时又对非文学中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即历史事实这一特殊的领域发起攻击。
历史不能脱离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
所以我们说,历史失去了它在认识论方面的纯真,而文学则失去了与其说是特权、毋宁说是牢房的那样一种孤立状态。
[4]这里,格林布拉特不仅追溯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对英美文学批评以及他本人所从事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影响,而且说得很到位,颇令人信服。
文本的不确定性,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混淆,能指将超越意图、并颠覆意图,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宕,同一文本存在着相互取消、而又相互影响的意义等等,所有这些解构批评的基本立场都得到了他的肯定。
然而,当这篇论文被收入作者的《莎士比亚的商讨》(Shakespearean\xa0Negotiations,1988)一书时,这一段引文却耐人寻味地被删去了。
作者不希望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有什么瓜葛是可以肯定的,但出于什么更具体的动机则令人费解。
看来,回答也许要在讨论了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关系之后才能找到。
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到格林布拉特最初确定其新历史主义立场时所做的思考上。
格林布拉特在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要点的一篇论文中,曾分析了他为什么不能投靠马克思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而必须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原因。
他发现,人们共同面对的“资本主义”,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一个既无天堂式起源,又无千年至福式企盼的世界上”。
然而,对于这同一个资本主义,人们却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描述,例如詹明信和利奥塔这两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就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
詹明信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公共”与“私人”、“政治”与“诗学”、“历史”与“个人”等“功能性的区分”都是虚伪的,认为这种话语领域的划分应该取消,他主张让人类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利奥塔从他后结构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则认为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
格林布拉特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中,所谓的“历史”只是“外加在一种理论结构上顺手捎带一样的装饰”。
于是格林布拉特问道:那么,真正的“历史”,那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存在在哪里呢?他发人深思地回答说: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
此话怎讲?格林布拉特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已是社会现实上升到话语层面后形成的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的表述,这个“资本主义”,已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话语”。
为此,这才有了下文进一步的界定:它(资本主义)既不存在于审美领域,也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在审美与政治、虚构与真实等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不断地“周转”(circulation)、“交流”(exchange);一种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的“商讨”(negotiation)等等。
[5] 格林布拉特这篇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宣言的论文,其实已经用了再明确不过的语言承认,新历史主义的认识起点是建立在利奥塔、詹明信等人后现代主义的思考基础之上,它已经在认识前提上否定了此前既定的人文观念的分类,也放弃了对于某一最终真实的追求。
这样,把新历史主义看成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表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xa0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质疑虽然“新历史主义”的命名系格林布拉特所为,但他不久却放弃了它,觉得还是最初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1980)中使用的“文化诗学”这个术语更符合他的原意。
在《莎士比亚的商讨》一书的“前言”中,他对“文化诗学”进一步作了具体的界定:这一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不同的文化实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但是,总的来说,在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更明确的理论界定和建构方面,恐怕还是应该说是加州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路易·A·孟酬士(Louis\xa0A.\xa0Montrose)的贡献更大。
他自80年代以来了《关于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A\xa0PoeticsRenaissance\xa0Crltre,1981),《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与历史主题》(Renaissance\xa0Literary\xa0Studies\xa0and\xa0the\xa0Subject\xa0of\xa0History,1986)和《文化诗学与政治》( The \xa0Poetics\xa0and\xa0Politics\xa0of\xa0Culture,1989)等一系列的论文,深入探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构成和来龙去脉。
与格林布拉特稍显不同的是,孟酬士明确肯定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联系。
他认为,米勒将语言与社会视为对立的两极是偏颇的。
[6]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从来都强调二者之间的一种互通互补、共同建构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被认为是由话语构建的;另一方面,语言的使用又是所谓的“对话式的”,要受到社会物质方面的决定和制约。
孟酬士指出,过去所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某一社会集团共同的信仰、观念、价值观系统,而近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术语越来越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被塑造、再塑造,以致成为该社会一个自觉的公民这一过程联系在一起。
这样,任何一种专业活动,连同其内容,就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从事此活动的专家学者本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它同时又在积极地使这些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具体化。
而从这一角度看,米勒所谓的“纯粹的语言方向”中的“语言”,实际上就仍然应该是站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和性属”立场上的产物。
[7]孟酬士对格林布拉特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他承认这一研究构想是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了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史性文本”,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取向的历史观”,一种“既是历史主义、又是形式主义”、“两者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
孟酬士说,过去以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区别是勿庸置疑的,而新历史主义之“新”,则在于它摒弃了这样的看法,它再也不把作家或作品视为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的自足独立的统一体了。
除上述这些理论阐述,孟酬士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准确描述新历史主义的特征提供了一种颇为醒目对称的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xa0historicity\xa0of\xa0texts\xa0and\xa0the\xa0textuality\xa0of\xa0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