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视角下的债权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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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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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公司法实施以来,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特殊时期,投资经营者的法治商事理念较为淡薄,因此我国一直施行的是有利于确保公司财产充实并保护债权人利益、使公司的经营能力与责任能力均能达到一个基本的限度的法定实缴资本制。
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鼓励民间投资的需要,再加上最低资本制度能否保护公司债权人仍无法定论,法定实缴资本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低法定注册资本额制度不仅在理论上备受抨击,同时也遭到了各国立法不同程度的摒弃。
废除最低资本额的限制,是各国立法的潮流之势。
期间,全国人大于2004年和2005年对《公司法》进行过较大的调整,但均沿袭了法定实缴资本制,仅对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进行了调整。
2013年底,全国人大对《公司法》再次进行了修订,明确了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股东对认缴出资额、出资期限、出资方式等进行自主约定等内容。
一、法定实缴资本制与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对公司债权人的影响分析
法定实缴资本制的优点是帮助债权人确定公司保有一定的财产可以为公司交易提供担保,如果公司满足了最低资本额的要求,即表明它具有相当的偿债能力,从而为债权人实现利益提供了保障。
但是,抛开最基础的公司创设阻碍大,资金运用不够灵活等弊端外,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开、直观性使其成为了债权人判定公司信用的第一标准,但该标准并不及时、精确。
理由是:注册资本反映的是公司设立时的财务状况,而非债权人与公司交易时的资本状况和股东权益,且即便公司的资产规模巨大,但负债率偏高的话,最低法定资本对债权人的并无太大意义。
综上,公司的偿债能力才是债权人的关注焦点,而资本在公司成立后是否发生变动以及发生了多大变动与其并无直接关联。
相对的,认缴资本制首先冲击的便是“注册资本信赖”,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对公司债权人造成不利影响。
在认缴资本制下注册资本存在虚假的可能,任何人均可以随意成立注册资本为大数额的公司,与之进行重要交易就必须调查该公司注册资本实际到位等信用情况,以防潜在的交易风险。
在交易中,尤其是大额交易,资信调查是关键环节,而依照惯例,资信调查中最重要的便是注册资本调查。
实践中,交易审查制度比较严格的企业一般要求交易金额不得低于对方注册资金的一定比例。
这是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下的自我保护。
虽然在实缴资本制下营业执照登记的注册资本并不能完全说明公司的资信情况,但是对公司的交易相对人来讲,有一个最起码的形式审查,而这个形式审查得出的结论至少是基本正确的。
博登海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成功地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
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善
随着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市场准入的门槛降低,在市场主体猛增的同时,也容易滋生“空壳公司”和“皮包公司”,而且由于信用识别途径不畅,完全依靠投资者、交易者的意思自治和社会信用公示,可能会造成企业信用制度的阶段性缺失,加上立法保障滞后,对企业的后续管理任务加重。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采用“宽准入,严监管”的方式,我国《公司法》可以设立事前、事中、事后的不同措施来控制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
(1)事前措施——建立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信息披露是进行监督的基础,也是股东以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障的基础。
目前我国企业信用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征信系统建设还不成熟,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国外,美国有世界上最活跃的信用信息系统,欧盟亦设立了信用局,为其交易安全提供保护。
我国实行了商事登记改革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刻不容缓。
我们要加快信息化建设,建立“完整、规范、科学、统一”的企业信用分类监管长效机制,建立便捷的信息查询系统,完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为公众提供行政信息、信用信息、经济信息、法律政策及其他相关信息。
(2)事中措施——建立限制利润分配制度,并加强对董事、高管行为的约束与控制。
以英美法系为例,美国《标准公司法》即明确了公司分配利润的限制:用破产分配的标准来判断股息分配,并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和“资不抵债”进行区分。
只要公司不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那么就可以在资产超过负载的范围内进行分配,以此保护债权人。
我国《公司法》虽有类似的规定,但因实施力度、处罚力度不够,且相应的公示制度尚未建立,故这些规定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在事前措施——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后,股东的利润分配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
(3)事后措施——完善法人人格否认机制、引入股东债权衡平居次原则及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加大违法查处力度。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亦即“揭开公司面纱”的主旨在于解决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下的公司行为成本外部化的道德风险问题,通过该制度,可以防止公司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追求自我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利益最大化,这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对于防止公司投资者滥用公司人格侵害债权人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国《公司法》对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其组成要件不明确、过于狭窄,且债权人在适用该制度时处于举证的弱势地位,且未糅合“侵权之债的债权人”与“合同之债的债权人”适用该制度的不同规则等缺陷,因此,其适应性不强。
衡平居次原则,该原则最先是美国法院在审理泰勒诉标准电器石油公司一案时确立,该原则是基于横平考量,若控制股东存在某些不公平行为,股东对公司之债权才劣后于普通债权人清偿。
德国在2008年的公司法改革中,引进了破产中的衡平居次原则,在破产案件中,股东之债权不再被视为和第三人债权地位平等之债。
实际上,股东对公司的债权,原则上应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但若控股股东利用其权力,实施某些不公平行为,为己方谋取利益,则应适应衡平居次原则,优先保护第三人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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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视角下的债权人保护
孙 玲 彭瑾瑜
(湖南工业大学)
浅谈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视角下的债权人保护
作者:孙玲, 彭瑾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
刊名:
科学导报
英文刊名:SCIENCE GUIDE
年,卷(期):2014(21)
本文链接:/Periodical_kxdb-kxjy201421125.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