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国家干预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国家干预
摘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金融海啸面前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依靠传统的“东亚模式”发展道路已经不能保证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美国逐步发展出的大陆型经济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模范，其经济发展的内源性特点即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市场推动保证其经济稳步、持续发展，市场推动作为其他两个特点的基础与“东亚模式”下形成的强政府、弱市场格局显得格格不入。

中国向大陆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就必须首先减少国家干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干预
一、为什么现在中国需要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特征可以反映经济体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而经济发展又时刻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并随之向前推动。

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

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获得了升级，其经济发展便出现了一次高潮；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时，经济发展瓶颈的出现反过来又要求经济结构的再一次转型升级而获得发展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境，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在危机面前显露了出来。

首先，中国需要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转换。

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盈利能力不断受到削弱。

很多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企业有着越发强烈的转移产业的需要。

其次，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再造升级。

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是其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的制造业的优势是规模而不是核心技术。

要想让中国制造的口碑在国际中越发响亮，就必须要升级制造业，逐步形成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在高端装备制造业市场上增加市场占有率。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风险性加大。

美国的经济复苏长期没有起色，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当地人民的购买力大大下滑，直接导致中国外贸出口萎缩。

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仰仗欧美市场旺盛的购买力，对外贸易的大幅下滑易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二、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困境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的“东亚模式”经济发展之路，而“东亚模式”在现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已近穷途末路。

中国的“东亚模式”之路是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阶段、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和儒家内核的文化氛围所成就的结果，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工业化初期阶段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介入，表现在解放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沿袭了更多国家干预的基因，“东亚模式”体现的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特征，市场机制运作的环境空间有限。

第二，赶超发展战略和对GDP的崇拜成为高投资冲动的有力支撑。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过多，也过多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重任。

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挑战面前，政府主导的投资对经济成长的明星指标GDP拉动作用明显，见效快、效果好，成为政府最为乐意使用的促发展手段。

在赶超式、外向型、集权化、粗放型的“东亚模式”推动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创造了经济的奇迹。

但是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反映在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上。

第一，国有经济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第二，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可以通过多种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东亚模式”下的中国市场是弱市场、强政府。

强力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弱市场有着一系列不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

第一，弱市场无法改变强政府主导下“东亚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性。

特别当旧有模式取得重大成功时，政府基于过去成功所带来的强大惯性，基于稳定的考虑很难主动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促进经济
结构转型与升级。

政府内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往往在拖延政府做出改变旧有发展模式的决定，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不一致也易导致中央的决定在地方起到的作用弱化。

政府的官僚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幻莫测，反应速度也受制于官僚体制层层上传的模式不能迅速作出决定。

政府的体制并非为适应市场而生，不适于长期指挥经济发展。

第二，弱市场无力解决由于政府职能不到位所形成的现实难题。

其一，短期的收入水平低下和长期的消费预期不足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

低水平、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打消着消费需求。

政府投资不仅总量庞大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占领了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行业，进而在现行体制下滋生出一定的垄断性、官僚性、本位性和腐败性。

其二，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缺乏升级动力，缺乏升级环境，缺乏有效手段，令产业升级变得异常艰难。

其三，面临由大量物质投入为主的粗放经营转向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与制度创新为主的集约经营的难题。

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知识技能水平较低，政府为提升劳动者素质所要花费的成本巨大，效率较低。

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表现乏力，人才培养和激励制度、创新孵化制度还不健全，产学研的结合还很不紧密，创新成果向市场产品的转换渠道狭窄，这些都妨碍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困境的方法
美国逐渐发展的大陆型经济为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提升难题的中国提供了样板。

大陆型经济就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禀赋丰裕、经济体量巨大、结构体系完整、发展动力内生、发展水平超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

大陆型经济的内涵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大陆型经济首先是大国经济。

美国领土幅员辽阔，矿藏丰富，充裕的自然资源为本地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质优的原料。

美国人口数量大，消费潜力巨大；人口素质高，有利于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

美国总经济规模巨大，中产阶级众多使得消费需求大。

第二，大陆型经济是可持续经济。

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温和，是一个漫长渐进的发展过程，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温和的经济发展还会支持具有长期战略的公司发展，抑制杀鸡取卵现象的发生；减少对资源的过度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减少过分的投机炒作，保持实体经济的稳固发展。

第三，大陆型经济是内源性经济。

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人力和研究开发水平，而非单纯依靠外国资本、外来技术和外国市场，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因。

经济增长的内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和市场驱动。

消费拉动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通过国内市场旺盛的需求消费可以有效降低本国经济发展受国外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

庞大的消费群体提供的市场潜力吸引企业之间充分竞争从而开发市场。

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断创新提升技术水平意图占领市场导致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创新为企业源源不断创造出新的卖点，成为企业的利润来源。

对知识的完善保护，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可持续的创新。

市场推动是大陆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

市场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产业调整、收入分配、区域协调等结构转型是通过价格、供求、竞争机制对资源重新分配来完成的，而其中代表市场力量的主体作用发挥是关键。

市场推动是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内核。

没有完善而成熟的市场机制就没有旺盛的内需和持续的创新。

缺乏市场推动的消费，只是政府一时投资的结果，不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缺乏市场推动的创新，也只能在政府的扶植下积贫积弱，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

大陆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成熟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主导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所带来的资源分配模式上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大陆型经济发展的转型。

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成功转型必然要打破强政府、弱市场的现状，进行“市场为王”的新一轮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改变，减少国家干预。

国家在资源配置中仅需起到辅助作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国家政府转变为市场机制的完善者和维护者，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开透明，
减少寡头垄断的产生，从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改善民生等棘手的问题中去。

政府职能的转变容易使得失去对市场把控能力的政府变得茫然，过去是重中之重的事务已不再负责，新的任务却还没有发现。

政府职能完成转变后可以开始做的事有如下几点：第一，调整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为企业营造宽松的财政政策支持其发展；改善征税结构，增加对富裕阶层的征税力度，对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减税。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提高国民消费预期，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

第三，完善市场机制的法治化建设，维护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杜绝政府对企业微观经营的干预。

第四，建立全面的、持续的国家创新体系平台，鼓励创新成果孵化投向市场。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前进的动力，科学技术创新将带动更多行业的升级，更多的消费需求，继而保证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

结论：中国经历“东亚模式”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的经济转型受制于“东亚模式”带来的强政府、弱市场现状，美国的大陆型经济发展模式先例为我们提供了道路，选择这条道路就必须减少国家干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资源配置的强市场、弱政府格局。

这样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机制的调控下，各种经济要素充分竞争，胜者生存；各种新技术充分展现，丰富市场，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强大的内需市场，经济受外部不良影响的风险降低。

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一条稳健、持续发展之路。